苏绍智同志近年来发表的一些论文，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这些论文，对于向各国社会主义者和理论界介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推动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的开展，都具有有益的作用。
在一九八○年召开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在世界上”国际论坛圆桌会议上，苏绍智同志提交了题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若干问题》的论文，引起了与会各国学者的兴趣。该文被译成多种文本，先后在南斯拉夫、日本和意大利等国发表。波兰经济学家W·布鲁斯教授、英国经济学家米彻尔·布朗教授等国际间知名的四位学者，分别就此文撰写了评论。其后，我国有关出版单位将苏绍智同志的论文，国外四名学者的评论，以及作者的其他三篇论文，汇编为《经济发展和民主化》一书出版。
国外学者围绕苏文进行的讨论中，有一个令人注目的问题，这就是如何看待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经济发展的问题。
罗素和平基金会董事约翰·伊顿教授①在评论中提出，中国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对他似乎有“黄金时代”的感觉。
苏绍智同志一方面充分肯定“一五”时期的伟大成就，指出当时我们对客观规律比较尊重，注意搞好了综合平衡；另一方面也指出了“一五”时期的一些不足之处，如照搬外国经验较多，结合中国实际不够等。在回答伊顿教授时，他明确地说：我国以后阶段发生的某些失误，不能说在“一五”阶段没有任何萌芽，“而且八十年代与五十年代的主客观条件都有了很大改变，我认为五十年代的模式是不能解决八十年代的问题的。”
苏绍智同志的回答是清醒的，显示了他的见地。笔者认为，搞清“一五时代”成就的性质及其成功经验的适用限度，对于真正摸准中国国情具有重大意义。
实际上，“一五”时期的经济增长是一种粗放的、量的增长，即在技术和管理发展缓慢的情况下，主要靠生产资源(包括物力资源和人力资源)量的扩大而实现的增长。通俗地说，即靠新建厂子和新增劳力而实现的外延性增长。在建国初期的历史条件下，这种粗放的、量的经济发展对于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发展生产能力，提高人民的消费和生活水平，发挥了巨大的、积极的作用。一九四九年全国原煤产量为三千二百万吨，发电量四十三亿度，原油十二万吨，钢十五点八万吨，现代工业总产值只占工农总产值的百分之十七(见《一九八一年中国经济年鉴》，第15—16页)。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就是在这样一个烂摊子上，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事业的。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生产的这种发展，促进了生产资料数量的增长，自然资源开发量的增加，建立了一大批新兴企业，吸收了农业转移出的人力资源量，取得了旧中国不可想象的巨大成就。苏联、东欧各国在发展初期也都经历了一个类似的阶段。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当生产增长的速度快于生产资源扩大的速度时，粗放发展才是可取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无须对社会的非生产需要加以相对的或甚至是绝对的限制，就可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再生产需要。然而，生产资源量的扩大所能导致的生产更快增长有一定限度，例如超过饱和度的就业增长并不能使生产更快地增长。这时候就需要及时地把粗放的、量的发展，转变为集约的、质的发展，否则，继续这种粗放的发展就必定会导致经济效益日趋下降的恶果。
我国“一五”时期的伟大成就是在特定条件下所取得的成就。在此之后，由于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缺乏认识和照搬苏联经济管理体制，没有能够及时地把这种粗放发展转变为集约发展，终于造成了一系列经济的、体制的困难和问题。第二个五年计划以来，我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每百元固定资产实现的利润，一九五七年为二十三点六元，一九七六年为十二点一元，减少了百分之四十八点八；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润和税金一九五七年为三十四点七元，一九七六年下降到十九点三元，减少了百分之四十五(引自马洪：《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战略》，第22页)。可见，生产资源量的粗放发展带来的生产增长和经济效益越来越低。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源是十分深刻的：粗放发展超过一定限度，必将破坏进一步粗放发展的基础，形成一个恶性环流。因为消极的粗放发展产生第一部类自我循环服务，基本建设投资过高战线过长。为保证这种粗放的发展，非生产消费增长便相对或绝对地被抑制。然而非生产消费(个人工资和福利、社会的科学文教等)的这种状况又使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成为不可能。于是，经过一段时间后，整个发展状况就会导致生产发展的停滞，工资的年增长速度也越来越低。除了“一五”时期全民所有制职工的年平均工资，由一九五二年的四百四十六元提高到一九五七年的六百三十七元，增长较快以外，“二五”时期以来，职工平均工资基本停滞；一九五七年为六百三十七元，一九七八年为六百四十四元，二十一年只增长了百分之一点一，但在同一时期，职工生活费指数却上升了百分之五点九，因而实际工资是下降的(资料出处同上，第27页)。
今天生产资源的单纯量的扩大不再能导致生产更快地增长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因而循此路下去将无补于今天的改革大业。我们需要的是进一步深入思索：为什么今天粗放发展方式改变起来困难重重呢？是否计划管理的指标体系和价格体系鼓励粗放发展，阻碍企业内在的技术、管理革新的发展呢？“一五”成就的科学评价是我们为着开创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全面认清中国国情的突破口之一。
在一九八一年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在世界上”国际论坛圆桌会议上，苏绍智同志又提交了题为《社会主义·中国国情·现代科学技术·民主·发展战略——试论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论文。在这篇也被收入本书的文章中，作者从发展战略的角度，进一步考查了中国国情。作者指出，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确定其发展目标时，往往不顾本国国情，照搬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模式，盲目追求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这种发展战略被称为“传统的发展战略”(conven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大量实践已经证明，发展中国家照搬这一传统战略，导致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我国发展战略的制定，不能走传统战略的老路，而只能以对中国国情的深入研究为根据，走出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来。
苏绍智同志的文章特别强调了我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根本国情。笔者认为，探索中国国情的关键在于抓住一种“共振”机制——即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矛盾和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矛盾的“共振”叠加。苏绍智同志谈到了我国农业、资源、工业三个方面的国情。笔者认为，这些情况都与“共振”机制密切相关。
我国有十亿人口，八亿在农村。这种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的发展战略应首先着眼于发展农业。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为了保障城镇人民的生活，我国过去也把粮价压低，使农副产品价格和工业产品价格长期存在著名的“剪刀差”。我国农产品商品率过去仅有百分之十五，这种剪刀差十分不利于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副产品商品率的提高。在发展中国家，类似情况极为普遍，斯里兰卡便是显著的例子。该国政府给进口米以大量贴补，维持国内极低的米价，使本国农民生产积极性大受挫折。与我国一九七九年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提高相一致，斯里兰卡也改变了农业政策，提高了米价。这是我国农业所遇到的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矛盾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我国农业又受社会主义合作化运动中一些失误的严重影响。我国是农业大国，却不得不大量进口粮食，这种极不相称的困境正是以前没有解决好的发展中国家(如米价低)和社会主义国家(如“一大二公”)两种类型的矛盾叠加“共振”的结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农业政策之所以大得民心，大见成效，从根本上说就是通过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和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分别解决了上述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两种类型的矛盾。
苏绍智同志文中谈到的另一国情——能源短缺问题，笔者认为，也和两类矛盾“共振”叠加有关。发展中国家电力、煤炭和货运客运价格一般都远低于成本。这是因为为保障迅速集中于城市的工业人口的生活，降低了粮价，粮价低导致生活费用如火柴价低，火柴价低导致木材价低，木材价低导致煤炭价低，煤炭价低导致电力价低……这一系列连锁反应使得能源交通部门很少能积累资金，入不敷出，降低了开发、节约能源的积极性。目前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开始提高木材、煤炭等一次产业的价格。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主义重工业政策出了偏差，使重工业自我服务，孤军片面发展，进一步加剧了能源紧张。据估计，一九七八年全国工业共消费一次能源四点一二亿吨标准燃料，其中重工业就消费了三点六三亿吨。而一九七九年不到百分之零点五的轻重工业结构变化就节约了三百多万吨标准燃料。可见，我国能源短缺除自然条件外，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一次产业价格偏低和社会主义重工业政策失误二者“叠加共振”的结果。这一后果是严重的：按目前生产能力水平计算，大约每年缺少标准燃料一千余万吨，缺发电装机一千万千瓦，全国有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设备能力因缺少燃料动力而开工不足(见孙尚清著《前进中的中国经济》，第14页，第112页)，一年大约损失工业产值七百亿元以上。
概括起来说，我国国情中存在两种类型的矛盾和问题。作为发展中国家，在某些政策措施干预下，为保障城市福利，扭曲了市场和物价。用这些扭曲了的价格来计算投资成本和收益，必然会导致资源的不合理分配，造成资源使用的不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由于体制的不够成熟、不够完善，特别是旧的计划管理模式对市场变化很不敏感，一定程度上压抑了企业和劳动者个人的经济利益和主动性，进一步造成价格不合理，与生产价格严重背离。在一定条件下，这两种类型的矛盾“共振”叠加起来，形成经济发展的更大障碍。在“一五”时期，这二类矛盾暴露都不明显，一定限度内的粗放发展取得了成就。“二五”以后这二类矛盾的“振荡”就愈演愈烈了。这是我们研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时首先要着手解决的关键问题。
为了消除这一“共振”机制，我们应当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大力实施和推进体制改革，并首先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系，用“影子价格”作为计算投资成本和效益的根据。苏绍智同志在本书中说：“我赞成价格结构必须改革，改革的方向是最终使零售价格与生产价格成比例。”苏绍智同志最近在一篇文章中又提出：对于我国国情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不能单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关的语录来判断，而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论作出独立的研究。”(《立足当代，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马克思主义研究丛刊》第一 期)笔者认为，这在我们从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研究中都是非常重要的。
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经济发展和民主化》，苏绍智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十二月第一版，0.27元)
①John Eaton，英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Stephen Bodington的笔名。
崔之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