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医生，一名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的毕业生，却从未行过医。他走的是一条企业家的道路。
他从小就表现出作为一个企业家的非凡才能。当他还在上大学的时候，就成为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他先后成功地经营了采矿、制笔、酿酒、养牛等行业。他还经营艺术品，被称为世界艺术市场上最热情奔放的人物之一；他收藏的艺术珍品在世界各地巡回展出，使无数无缘亲赴欧美的民众得睹这些艺术瑰宝的风采。五十八岁，正当他准备从商业界隐退的时候，命运之神又使他突然投身于石油事业，成为举世皆知、赫赫有名的石油大王。
这就是《超越生命》一书所记述的主人公、当代世界著名实业家哈默博士传奇的一生。
阿曼德·哈默博士的名字，对于中国读者并不陌生。通过列宁著作中的记述，人们早已知道，早在二十年代，当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刚刚从帝国主义干涉战争和国内战争中摆脱，哈默博士便毅然只身来到正处于饥馑、瘟疫中的苏联，多次会见了列宁。在列宁亲自制定的新经济政策下，哈默率先成为在苏联经营租让企业的第一位外国企业家，为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出了贡献。近年来，这位当年被列宁亲切地称为“哈默同志”的美国企业家，又以八十多岁的高龄，多次来我国洽谈贸易和进行经济交流。哈默不是一位政治家，但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六十年来，他一直热烈倡导在不同制度的国家之间建立友好、稳定的关系，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贸易和科学技术交流。为此他还专门创办了一所世界学院。作为一个资本主义企业家，哈默的这种远见卓识是难能可贵的。
无庸讳言，哈默博士是一位资本主义企业家。但是不同社会形态的生产有着共同性的一面。尽管社会主义企业与资本主义企业有着本质的不同，但既然我们的企业同样是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形式，同样是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因而作为企业灵魂的企业家，在地位、职能、素质方面就不能不存在某些共同的特征。正是基于这一考虑，笔者不揣浅陋，将阅读《超越生命》的一些感想形诸文字，以就教于读者。
企业家——经济增长的“国王”
众所周知，世界之划分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划分为富国与穷国，其区别主要就在于两者的经济增长上。但是，又是什么决定了经济增长呢？
亚当·斯密是历史上第一位增长经济学家。他认为，一国的经济增长决定于两个因素：一是劳动人口比例的增长，二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二者又主要取决于资本积累。以马尔萨斯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学派，则把增长的要素分为三类：劳动、土地和资本。他们认为，土地是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因此，决定增长的只是劳动和资本的积累。近二三十年来，由于统计分析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技术进步这一长久为人忽略的因素，被引入了生产函数。就这样，经济学经过了二百来年的探索，终于从理论上和经验上确证了经济增长的两个主要因素是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准确地说是三个因素：资本、劳动和技术)。有些学者更进一步把主要靠资本积累的增长称之为外延式增长，而把靠技术进步的增长，称之为内涵式增长。
但是，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家们注意的只是促成增长的因素本身，却很少研究隐藏在增长要素背后的原动力是什么，正如发展经济学家哈根所说，他们只给出了没有国王登场的《哈姆雷特》。
那么，究竟什么是隐藏在增长要素背后的“国王”呢？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第一次从理论上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认为，这个“国王”就是企业家。正是企业家把要素组织起来进行生产、并通过不断创新改变其组合方式才带来了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理论》)。西方学者普遍认为，熊彼特的见解抓住了增长原因的本质方面。有些学者更通过对日英美等国的增长进行研究得出结论说，资本的形成不过是增长的诱发因素，而企业家的创新才是增长的自发因素；进步的步伐在不同国家的差异与其说是由于自然资源不如说是导因于经济体制和人民中的企业家资源的丰富程度(Hagen：《发展经济学》)。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说，一国的储蓄低并不是因为它穷，而是因为缺少企业家；正是通过企业家的投资、盈利、储蓄、再投资，这个国家的储蓄率和投资率才上升，增长才持续不断(刘易斯：《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尽管这些分析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剥削性质，带有一定的片面性，但它所揭示的事实对我们理解经济增长仍是有启发意义的。
有一个流行的错误看法，就是把资本家与企业家混为一谈。实际上，所谓资本家，是指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剩余价值的剥削者；而企业家，则是经济活动的组织者，从事创造性劳动的脑力劳动者。诚然，在西方国家经济起飞的初期，企业家和资本家往往是合二而一的，但即使在那时，马克思就已深刻区分了这两种职能和双重身分。在现代社会，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企业家更逐渐乃至完全同资本家分离，成为一个创造剩余价值的职业阶层，成为资本家剥削的对象。
以此来看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史，固然是一部充满泪水和血腥的资本剥削史，但同时也是一部企业家的创业史。如果说第一次产业革命标志着现代社会的“起飞”，企业家就是“起飞”的发动机；英国最早形成了企业家集团，也就最早开始“起飞”。资本主义经济是从最初的纺织、煤炭、铁路开始到电力、钢铁、石油、汽车、合成化工、电子等新产业的相继出现而发达起来的，而这些新兴产业的发达正是依靠企业家的冒险而合理的行动才得以实现的。不错，产业革命的技术基础来自科学家、发明家，但它的真正实现无疑应归功于企业家。阿克赖特不是发明家，但他却是近代工业的真正创始人；威尔金森也不是发明家，但他却是钢铁工业的真正奠基人；瓦特被称为“工业革命之父”，但如果没有罗巴克和博尔顿的资助也就不会有“瓦特”(见〔法〕保尔·芒图：《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正因为如此，有些经济上实力雄厚的国家并不一定是发明家最多的国家，日本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指南针、造纸、印刷术、火药发明于中国，为什么却在西方国家开花结果呢？科学技术史和经济增长史的不一致可以从这里得到说明。
历史总是从正反两个方面给人以启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渴求经济增长，它们按照发达国家经济学者和技术专家的教导，从发达国家借来了资本，也引进了先进设备，以为这样就可以“起飞”了，但在纽约称得上是最优秀的投资项目，在安卡拉或仰光却可能一败涂地，在底特律是最新式的机器设备，搬到开罗往往成了一堆废铁。之所以如此，原因很多，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在这些国度里，缺乏一批勇于创新、能够对消费者的需求作出敏感反应、并能按照风险大小和报酬的高低作出决策的企业家。
历史的结论是：要使经济富于活力，离不开成功的企业家。美国之所以富甲诸国，具有大批象哈默博士这样成功的企业家，不能不是重要原因之一。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作为生产资料所有者的资本家，但是作为经济活动组织者的企业家却同样是必不可少的。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有待于我们改革的旧经济体制，至少有两个重大缺陷：一是只注意外延增长，不注意内涵增长；二是否定企业家职能。这两方面是互相联系的，否定了企业家的职能，就堵塞了技术进步的途径，增长就只能靠不断追加投资而取得，而没有创新的增长，必然是无效益的增长。因此，笔者认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真正“瓶颈”，不是资金、资源、劳动，甚至也不是科技人员，而是企业家。经济改革的一个关键，就是实行企业本位，使企业由生产型转变为生产经营型，从而造就和释放出千百万新型的社会主义企业家。
创新——企业家的基本职能
象任何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一样，哈默博士的一生，是不断创新的一生。他之所以干什么成功于什么，就在于它干什么创新于什么。创新，使他把面临破产的“古德”制药厂变成誉满全国的“联合化学药品公司”；创新，使他在竞争激烈的酿酒行业中青云直上；创新，使他成为养牛业中大家公认的领袖；创新，使他成为举世皆知的石油大王；……
《超越生命》所记述的哈默传奇的一生，再一次证明了，经济发展的本质就在于创新，企业家的基本职能就是创新。熊彼特认为，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对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进行“新组合”。它包括五个方面：(1)引进新产品；(2)引进新的生产方式；(3)开辟新市场；(4)控制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5)实现企业新的组织(《经济发展理论》)。这五种创新活动可以归纳为三大类：技术创新(1—2)，市场创新(3—4)，管理创新(5)。有些学者认为，这三类创新在不同企业和不同时期其重要性是不同的。一般来说，随着企业由小到大，创新的重心就由技术转向管理(大企业是“三分技术七分管理”)；随着产业的成熟(市场饱和)，市场创新就更为重要。美国学者彼得·基尔伯在《企业家与经济发展》一书中列举了企业家任务的十三个方面，其中有四项涉及生产中的技术创新，三项涉及购销活动的市场创新，三项涉及人事、财务及生产管理上的创新，其他几项是识别机会、获得资源和处理公共事务。尽管这些结论都是从资本主义的自由企业制度中得出的，但对我们仍有借鉴意义。
创新作为企业家的基本职能，是由企业所处的社会条件决定的。企业家是商品经济特有的产儿。商品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竞争经济。竞争的基本法则是“新胜旧败”。一个企业要在竞争的漩涡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创新，否则，它就会被别的企业所取代，被竞争的潮流所淘汰。创新能力决定竞争能力。日本为什么能从瑞士手中夺得钟表工业的王冠？又为什么能在汽车战中击败美国？正是由于日本企业家的创新。因此，有些学者把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概括为技术创新和经营创新同时并进。(孔凡静：《日本经济发展战略》)相反，曾经号称“世界工厂”的英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地位每况愈下，正是由于英国企业家创新精神的衰退。
不妨举位于美国洛维尔城的王安实验室作为企业创新的典型例子。这个实验室是一个生产小型电子计算机和文字处理机的专业公司。在六十——七十年代，电子计算机工业激烈地竞争着，许多公司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倒闭了，王安却不断取得成功，这在他的对手中是独一无二的。除了大量的财务交易、公众资助和银行信贷外，王安的重大成功可说是归功于他的三步创新活动：(1)决定开发公式计算器；(2)决定将公式计算器向上发展成为小型电子计算机；(3)决定将小型电子计算机转移到发展成为文字处理机(李跃滋等：《教育和工业中的技术创新》)。
正由于企业家的职能就在于创新，因此我们应当把它同一般的管理职能相区分。在西方的大公司中，总经理(CEO)承担企业家的职能，而一般的作业经理只是在总经理的领导下承担管理工作。当然，在小企业，企业家职能和管理职能往往是由一人承担的。
也应该把企业家与一般经理区别开来。经理是被授予的一种“官衔”，企业家则是其职能的人格化。一个企业领导人可能长期占据“经理”的位子，但如果他只是在原有基础上循规蹈矩，安于守成，重复经营，那他的劳动就只是服务性劳动而不是创造性劳动，他就称不上是一个企业家，或者只是徒有虚名的“企业家”。在一个动态社会，这样的经理是不可能长期“稳坐钓鱼船”的。企业家的劳动是创造性劳动，虽然他不一定总能成功，但他却总是试图从事新的事业，探测未来，寻找新的投资机会。他具有眼力、创造力和胆识。他也许不是发明新方法的科学家，然而他却是成功地引入新方法的人。通过《超越生命》，我们不难看出，哈默博士正是这样的企业家，尽管他并不懂多少技术，但他的力量在于知道懂行的人在什么地方，并擅于把别人提供的新方法应用于生产。
应该看到，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给资本主义社会中企业家的创新活动带来重重限制和障碍。在这方面，社会主义社会有着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但是旧的经济体制使企业成为国家行政机关的附属物，只事生产，不问经营，不能不严重束缚了企业家创新职能的发挥。一位国际友人说：“中国的企业是没有企业家的企业。”语虽刺耳，也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但却值得我们深刻反省。我国的企业领导人有多少真正实现了创新的职能呢？在当前经济改革的特殊历史时期里，我国的社会主义企业家所面临的，不仅仅是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市场创新，更重要的是进行制度创新。所谓制度创新，就是冲破陈旧体制的束缚，在体制上实现破旧立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与否，在一定程度上，正有赖于象步鑫生这样成千上万勇于进行制度创新的社会主义企业家。可以断言，随着我国体制改革的发展，创新环境的逐步形成，企业家的创新职能将会得到充分发挥，从而大大促进我国经济持久、稳定的增长。
冒险精神——企业家的基本素质之一
哈默的一生，是充满冒险生涯的一生。在他五十八岁行将退休之际，他毅然抛弃了那种面团团作富家翁的安宁享受，又勇敢地投身于强手林立、风波险恶的石油业，并不断获得了成功。一位不成功的竞争者后来曾经这样愤愤不平地说：“哈默每次在地上挖一个窟窿，就出现一口自喷油井。”这位竞争者的话并非全无道理，但是他却未能看到，机遇只垂青那些具备特殊素质的企业家。企业家的创新是一种社会行为，带有一定的商业风险。创新的失败，会使他遭受巨大的损失，甚至倾家荡产，因此，企业家首先应该具有一种勇于冒险的精神，换言之，冒险精神应该是企业家的基本素质之一。一个人如果处处规行矩步，谨小慎微，不敢承担风险，就不会有所创新，也不可能成为一个企业家。有些人是天生的发明家，他们智力过人，才华出众，思想敏捷，但由于没有经营商业的才能，特别是缺乏承担经营风险的勇气，因而只能往工程师之类的方向发展。国外有时把企业家直接称为“冒险家”，其道理正在于此。
我国是实行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不存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那种性质的冒险。但是，既然我们的企业的生产仍然是商品生产，企业的产品仍然要经过市场的“惊险跳跃”(马克思语)；既然我们还没有进入“自由王国”， 还不能克服经济活动中的自发因素，生产经营中的风险就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冒险精神仍然应是我们企业家的基本素质之一。企业领导人不敢承担风险并不能消除风险本质，而只是以一种消极的方式将其转嫁于人民。经济改革将改变以往那种企业领导人经营无方，连年亏损依然官运亨通的不合理状况，使企业家对其从事的经济活动承担一定的风险，因此，强调冒险精神作为企业家的基本素质之一，今天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应该有勇气承认，缺乏冒险精神，是我们企业领导人的通病。这既有其历史的根源，又有其现实的基础。从历史上看，我国经历了二千多年的封建的小农社会，小生产者因循守旧、固步自封、恐惧变革的思想意识根深蒂固。对小生产者来说，任何变革都意味着灾难，意味着对传统平衡的彻底破坏。在我国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一种单目标、少层次，相对静止的封闭性经济，这种经济压抑和窒息了人们的冒险精神。商品经济打破了自然的地域统治，把整个人类融为一体，使人类社会从无机态转变为有机态，市场成为这个有机态的心脏，生产者的命运决定于市场，消费者的行为服从于市场。市场本身则由一只“看不见的手”操纵着。它使那些勇敢的冒险者盈利，而让那些无知的“老实人”失宠；它奖励革新家，鞭挞守旧者。不能想象，在一个导入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中，企业家可以没有开拓和冒险的精神。
冒险精神作为企业家的基本素质之一，不仅是一种顽强的意志，更是一种高超的能力。企业家的冒险不是赌徒的孤注一掷。企业家不仅要勇于冒险，而且要善于冒险。发明三极管的德福雷斯特也想把他的发明应用于商业，然而他却几次把本钱赔光，次次使他的投资者感到失望。在产业革命的初期，走锭纺纱机的发明者克朗普顿，机械织机的发明者卡特赖特都有过类似的命运，就是因为他们不善于冒险。企业家要善于冒险，不仅要学会对物的管理，而且要学会对人的管理，学会识才、用才、育才、寻才，学会处理人际关系；既要虚心听取别人的合理化建议，利用别人的成果，又要有自己的主见，树立自己的权威；既要善于同自己的对手周旋，又要善于同顾客打交道，树立良好的信誉，随时掌握消费者的偏好；既要勇于正视现实，变革现实，又要善于洞察未来，预见未来。他必须运筹全局，驾驭始终，随机应变，看问题入木三分，想问题全面周到，处理问题果断有力。他的每一项创新，都必须有科学的依据，措施的保证，并争取得到上下左右内外的支持。这样，失败对他也是一种财富，使他对未来充满信心。
纽约《太阳报》上发表的一篇书评写道：“哈默医生是一位商业冒险家，他在一九二一年所具有的识见，要高出挤满董事会会议室的所有工业界巨擘。”这实际指出了企业家的冒险，来源于他的识见，而识见则来源于良好的经济头脑。否则，企业家的创新就不可能成功，他的冒险就毫无意义。所谓经济头脑，指的是从经济(生意)的角度思考问题的方法。它包括以下几方面：(1)机制观。所谓机制，就是把一物转化为他物的一种转化装置。对企业家来说，机制就是他达到目的的手段。只有懂得机制，他才能区分开目的和手段，既不至于把手段当目的，也不至于找不到通向目的的手段。对于每一项决策，他只精确地比较为此而增加的支出和因此而多得的收入，一切与决策无关的支出及收入都不在他的考虑之列。(2)数量观。对每一项经营决策，企业家都必须用数量说话，要戒除“大估计”之类的回答。(3)发展观。用“世界船王”包玉刚的话说就是：企业家“不能贪图一时的高利润，而要立足长远，在天空晴朗市场兴旺时就要未雨绸缪想到应付难过的日子，因此，应该不为暂时的高利润所引诱，而应该有利于长期稳定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办法。”
企业家必须具有开放式的思维方式。不敢想新，谈何创新？只有敢想，才能敢创。企业家要特别谨防经验主义的错误，要戒除对新事物的保守主义偏见，切忌把自己在某一时期某一环境下的成功秘诀当作灵丹妙药死抱不放，而应该审时度势地否定自己，拿出新套子、新花样。一个企业家如果由革新派变成了保守派，思想僵化起来，就宣告了他的企业家生命的结束，他就应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哈默博士之所以能年过八十而不朽，就因为他的思想从来没有僵化。相反，本世纪四十年代，为汽车工业立下汗马功劳的福特先生由于固步自封、思想僵化，差点使公司倒闭，最后不得不忍痛让位。
对于企业家的生涯，今天我国的读者多少有些生疏。长期以来，为人们所熟悉的往往是古往今来的那些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和发明家。在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商被列于四民之末，而传统的观念又使人们把企业家仅仅视为猎取利润的逐臭之夫。《超越生命》一书的出版，则有助于我们正确、全面地理解企业家的地位、职能与素质。通过这本书，人们会看到，企业家并不是持筹而算、锱铢必较的财迷，企业家在经济中的创新活动，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它需要哲学家的思维，经济学家的头脑，组织家的才干，政治家的度量，军事家的果断，幻想家的想象，律师的善辩，诗人的气质，战略家的眼光，外交家的纵横，新闻记者的敏感，总之，企业家是一种需要天赋和才能的具有高度创造力的职业。如果说，在战争年代夺取人民革命的胜利，主要依靠我们党造就的一大批政治家和军事家，那么在经济建设成为工作中心的今天，我国的经济振兴，则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大批社会主义新型企业家的崛起，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应该实现的乃是社会价值取向的转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目前正在向纵深发展的经济改革，将会为企业家构筑日益宽广的驰骋舞台。只要坚持改革，我们将会迎来一个企业家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时代。
一九八四年六月于西大
(《超越生命》，〔美〕鲍勃·康西丹著，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编译组译，三联书店一九八三年十一月第一版，1.0元)
(本文哈默像，丁聪画)
张维迎/丁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