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籍校注最重版本和前人校说。《吕氏春秋校释》一书可说是做到了搜罗宏富。版本方面，该书所据元明旧刻本有一十二种，旁及唐宋以来类书中的引文，详较异同，取其长者。校说方面，该书搜罗前人校说达一百二十余家，其它甲骨钟鼎先秦两汉以下经史子集各部中有关之文字，以及出土文物、先民遗迹、现代报刊杂志有关报道皆在征引之列。全书一百六十万言，除本文校释外，尚有附录四种。可以说，这是迄今为止研究《目氏春秋》的最完备的本子。
二、《吕氏春秋》历来入杂家，但前人校注往往不注意各篇之思想差异，间有论者，亦仅止少数几篇。陈先生以为，校释《吕氏春秋》，分别各篇所属之家派，实为首要任务，否则，必致张冠李戴，混淆不清。故《吕氏春秋校释》于每篇之首皆论证其所属家派，然后据此校注其文。这是一件开创性的工作，方向完全正确，为准确理解文意提供了基础。当然，陈先生以为《吕氏春秋》的主导思想是阴阳学说，执此而论，故其所指各篇之家派，仅为一家之见。但初创之功，诚不可灭。
三、陈先生虽承乾嘉之绪，但又不为其所缚，有所改进，有所创新，于该书中往往阐明思想，提出新的见解，发前人所未发。他认为《吕氏春秋》有主导思想，而这主导思想就是阴阳家学说，就是一个十分新的观点。又如在校释《吕氏春秋·大乐》“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时，陈先生提出，两仪并非如通常所说是指天地，而是指事物的两个对立面，如阴阳、刚柔、动静等。并由此而证明道有三义，道即是易：道是一，一是简而又简者，故道之第一义为易简；道千变万化而生万物，故道之第二义为变易；万物皆变而道本身永恒不变，故道之第三义为不易。把道和易联系起来考察，这也是一个新的观点，它对揭示中国古代哲学的起源是有启发意义的。
四、《吕氏春秋》一书多难僻字，号称难读，陈先生长于文字音韵训诂之学，考证精审，往往使前人不解的难题焕然冰释。如《吕氏春秋·不苟》有一句“公孙枝徒，自敷于街。”徒者何？前人或谓辞出，或谓徙居，或谓徙乃徒之讹，皆未得其真义。陈先生据钟鼎甲骨材料证明，徙即<SPS=2128>，而<SPS=2128>乃祭名，其形式为行一段路作一次祭祷，吕氏此文乃谓公孙枝在街上，乍行乍止，向路人自述其冤屈，正是<SPS=2128>祭之形式。这样解释，证据确凿，文意通达，使人信服。此类例子，书中不胜枚举。
五、《吕氏春秋》中多有自然科学条文，前人注说多不能道其详。而陈先生通晓英语、拉丁语，对天文历算、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也广为涉猎，故往往能给出合乎科学的解释。《吕氏春秋·明理》中提到“昼盲”。何谓“昼盲”？前人或不解，或不得其解。陈先生以其丰富的学问，证明“盲”乃“冥”之假字，昼冥乃因云层或火山灰太厚所造成的一种自然现象。又该篇中“众日并出”，前人解释多牵强附会，充满神话迷信色彩。陈先生则据天文知识说明，众日并出乃日晕所造成的一种假象。
陈奇猷先生早年即致力于先秦诸子之校释，数十年来，丹黄不去其手。其所撰《韩非子集释》一书深受海内外学者推重。《吕氏春秋校释》则是其又一力作。综观二书，深感陈先生治学谨严，功力深厚，兢兢业业，不求一时之名。校注古书而如是者，实所难得，古人所谓“藏之名山，传之后世”， 陈先生是书可当矣。
(《吕氏春秋校释》，学林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四月第一版，〔平〕8.05元，〔精〕9.30元)
品书录
戴洪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