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尽管读书如此困难，要传递接受真理之火的人，却还有的是。拿我自己来说，一出学校大门，进入社会，就加入了工作单位中一些年轻人暗里组成的读书小组。不过那时的读书小组，既无共同学习某一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可能，又无聚会场所，不过是传读一些进步的书刊而已。到今天我还感谢那几位朋友，如林震峰、劳修齐等。我之能读到巴黎的《救国时报》，以及救国会的宣言及文件等等，就是由他们吸引的结果。这些书刊使我一锅浆糊似的头脑，逐渐开朗，对当时的国内外形势，有个比较清楚的认识。在这之前，我不是没有读过进步的文学作品，但如此贴近政治的文件，则是由他们带给我的。看了这些报刊以后，总有些意见要发表，但是我们没有一个稳当的地方可以坐下来谈话，我们只能在过道或食堂里匆匆的耳语几句，马上就分手，各奔东西。
我第一次正式参加的读书会，在一九三七年上海被日帝占领的前后(那时我们称之为时事座谈会，只要求参加会的人，事前注意阅读报刊上的文章，准备专题讨论的意见)，是由上海宁绍人寿保险公司总经理胡咏骐同志组织的，属于保险界救国会。胡咏骐是我在沪江大学的先后同学，那时大概在负责救国会的一部分工作；只是在动乱十年之后，我才知他是个地下党员。这个座谈会起初由章乃器先生主持，每次开会由他首先讲上半小时或一小时的时局分析，于是我们就根据自己准备的意见，向他提出询问，进行讨论，由他汇总解答。但章乃器主持的时间并不长，他即转道去汉口了，以后便由胡愈老(愈之)接替。我那时只知他是个国际问题专家，同时因为我参加了座谈会之后，听了大家的讨论，对国际问题感到有兴趣，也逐步认识到抗日战争不过是世界战争的一环，因此向胡愈老请教研究国际问题应当看些什么书刊。他介绍我念念英国工党杜德所著的《国际政治》。那时生活书店已经出版了张企程等翻译的杜德这本书，我读了之后，才对国际政治有些初步的理解。这本书运用马列主义对国际政治作分析与考察，使我第一次知道如何在实际问题上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但这只是我个人的读书，在时事座谈会里，还是读的时局形势，不过我也逐渐学着知道一些运用马列主义分析时事的门径，这当然是胡愈老给我的一把钥匙。后来胡愈老又去汉口，参加座谈会的几位也陆续离开上海，这个时事座谈会也就此散了。我今天之还要提到它，因为我觉得如果没有前期的座谈会，也不会发展到后来的读书会，这里有起承的脉络，谈读书会是不应忘掉那时的多数时事座谈会的。
一九三八年春我到了香港，和中国银行的沈镛同志住在一个宿舍里。他那时已经联合一批从内地撤退到香港，以及原来在香港各商行的职员组织了个业余联谊社，这里面也有时事座谈会，我参加了业联，有时也去出席他们的集会。
同年的夏天，我参加了香港《星报》的工作；这是个兼职，本职则是国民党中央信托局购料处的办事员。《星报》的社长罗吟圃，是个德国留学生，一直为《星报》写社论。我经常和他在一块谈国际问题，但有时他的分析和我的看法是不一样的。这时香港的《时事晚报》的社论，突然放出异彩。每隔一天就有整版的论国际局势及抗战形势的大文章，论点鞭辟入里，往往在一件小事上生发出大问题来。我为这些气势磅礴的文章，看入了迷。这是署名为“乔木”写的文章，我不知乔木为何许人，但心里极愿“一识韩荆州”，而且甘心师事之。有一天和罗吟圃谈及，原来他们是在德国的熟人。“乔木”只是笔名，乔冠华才是他的真名。我就请罗吟圃给我介绍。
我们第一次会面是在告罗斯打行的“聪明人”咖啡馆。他清瞿颀长，但是透过眼镜片的双睛怎么也掩不住他的英气。老实说，那时我在香港文化界也有些小名气了，可是他全不理会这些。他问了我的学历，问我业余做些什么事，读些什么书，写些什么文章，有没有结婚；总之，他没有开口说一句恭维我的话，相反却说我业余时间抓得太不紧，近乎荒废光阴。他说业余时间并不一定要全放在书上，而应该每天腾出一定的时间来进行思索。思索书上的话，世事，人事等等，这样才能锻炼一个人的脑子，永远保持清醒和敏锐。最后他笑着对我说：也许你听得不耐烦，也许你觉得我没礼貌，但是我听老罗讲你是真心诚意要和我交朋友的，因此我谈得很直率，希望你不见怪。自从我出生以来，我从来没有碰到过有人象把锋利的刀刃来剖析我的，我称谢都来不及，怎么能见怪呢！这就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以后我们几乎无日不见面，香港中环的几家咖啡店，差不多全认识我们了。我们是一杯咖啡在手，有时他是一杯酒，谈话便象一道河流似的倾泻而来，从中我撷取了多少精华，来丰富自己的思想。如果我今日之能有寸得，老乔的谈话所给我的营养是无可比拟的。
有一次他说他们组织了一个读书会，每星期四晚上在九龙城老乔的一位温姓朋友家聚会一次。聚会时只有讨论，但平时必须每天读一定数量的书，问我有没有兴致参加？这样的机会，我连想也没有想一下就同意了。这个读书会现在回忆起来，除了我不是党员之外，其他八九个人全是党员。参加的人中我认识的只有连贯和杨刚，其他的人当时只介绍一个姓便算认识了，名字是大家不问的。后来我逐渐知道为什么要选在偏僻而交通不便的九龙城，因为那里是个三不管地界。中国政府虽然设有官员，但管不了，香港当局不能管，而居民也没有联合起来自己管自己。此外，则是香港当局禀承英帝国主义者的意志，在香港是不许谈抗日的，更不许共产党活动，因此我们的读书会是秘密的。事实上，在解放前即使在中国本土上也没有谈抗日的自由，更遑论读马列主义书籍的自由了。
读书会成立之后，第一本学习的书便是郑易里的《新哲学大纲》，由老乔主讲。他和我们一块念这本书，不过他指导我们，特别是象我这样的人，应该怎样去念理论书，念了又怎样去运用。《新哲学大纲》的好处，即在它首先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哲学的来源，然后再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本身，辩证法的规律，矛盾对立的因素等等。我们大概化了二个月把这本书念完，接着就念《联共党史》中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章，当时我们对斯大林不讲否定之否定，颇费了一番争论。第三本念的是恩格斯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本书里有的是哲学概念，虽然我们在念《新哲学大纲》时，打下了一点基础，看来直接读经典著作，还是不够的。老乔在德国时，对马克思主义曾经下过一番功夫，所以在他的帮助下，我们算是初步念懂了这本书。第四本就读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我原先以为经典著作一定都是艰涩冗长德意志风格的文体，这对一个读译本的人，的确是种考验。特别那时的译本又是中国三十年代的翻译腔，文字生硬，颇难达意。但是《法兰西内战》虽然是个政治文件，读来却有文学气息，一扫艰涩难懂的文笔，而且译文也显得流畅，我简直又读得入了迷。从这本书不但懂得了马克思对于历史事件的分析，还使我初步领略了马克思这本并非都是学者气度的散文。我特意对照《法兰西内战》来读老乔对当时世界政治风云的剖析文章，方始看到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是下过一番苦功，而深得此中三昧的，这就进一步引起对老乔的敬佩。我们这时已经彼此亲如兄弟了，因此他对于我的写文章读书，都给予额外的教导。他要我好好念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而且希望我能有一日成为一个工人阶级的斗士。但是我却冥顽不灵，有负他对我的期望。《法兰西内战》读完，我们便开始读《资本论》第一卷。我虽然学过资产阶级的经济学，但要啃这本经典著作，还是十分艰苦的，也只有在老乔的耐心辅导之下，我才勉强终卷。
那时我们一面读书，一面联系中国的当前实际，进行讨论。读书会的会员都是久经党的教育的，只有我是个幼年生，因此我经常说些幼稚肤浅的意见，老乔时时告诚我，要多用头脑思索。他常说经典著作只给你一把钥匙，这把钥匙是金子打的，但不是人们的装饰品，而是要用之打开中华民族的文化、政治、经济的宝库。也就是说要用之于中华民族解放和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
由于我自己在读书会中有所收获，这就使我想起了业余联谊社的一批朋友们。我和老乔商量是不是可以给业余联谊社的朋友们也组织一个读书会，他同意了。于是我再去和联谊社的沈镛同志商量，最后在联谊社的骨干中，选十几位同志组成了第二个读书会。
这个读书会每星期在我家里聚会一次。也是由老乔指导的。那时我住在香港铜锣湾琉璃街，四十多年前，这里还是相当僻静的地方，而且我住在四层楼上，再上一层便是屋顶平台，窗前直对铜锣湾的大路。我们设置一个望风的人，万一香港警方来寻事，屋里的人便可向屋顶平台走避。这个读书会的进程，基本上和前一个相类似。参加的有沈镛、黄思静、孙源、姚建侯、张宗枯、时宜新、袁水拍、朱树兰、葛思良等。读书会从一九四0年下半年开始的，一直继续到一九四二年香港被日帝占领才被迫停止。
我们原来那个读书会，也由于参加的人流动性太大，在一九四0年我去重庆后不久停了下来。时至今日我们这些旧朋友见了面，没有不怀念当日的读书会生活的，大家对老乔的教导特别铭记不忘。我们人数虽然不多，但在读书的过程中，经过他的点拨，往往穷思数日不解的问题会豁然贯通。所以我常对老乔说，一晚上三四个钟点，你说得唇干舌敝，大家却听得兴趣盎然，你不但传授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而且给人们的心头开了一扇门，一道走向共产主义的大道。可惜我是个顽石难化、自由主义严重的人，到如今依然只是个同路人，但读书会里有多少人成了共产党员，这是可以使你快慰的。
一九四二年春老乔到了重庆，先住在我家，后来组织上在神仙洞脚下给了他一间房子，于是我们又组织了个读书会，参加的有杨刚、胡绳、龚澎、徐迟、袁水拍，还有几位今天我已记不起他们的名字的人。我们当时遵守地下活动的规矩，对同志是从来不问姓名的。这个读书会主要谈文艺问题，读的是刚从延安传布来的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可惜这个读书会并没有存在多久，就被特务发现，在门前多了副皮匠担而夭折了。这之后，我们在重庆始终组织不起读书会来，因为国民党的特务统治越来越厉害，而老乔这时已是个公开的党员，随时都有盯他梢的人，同时也找不到适当的场所。我们曾经想利用中一路唐瑜同志的家，但那里人多嘴杂，也不是个安全的处所，所以除了少数人座谈了几次，以后也不再集体见面了。
在香港时，除了九龙城和在我家里的读书会外，业余联谊社还组织有读书小组，香港文联的文艺通讯部是团结青年朋友的机构，也有读书小组的设立。这些组织里，都有老乔的足迹和声音。他孜孜不倦地耕耘着，培养了多少青年知识分子成为共产党人便是他的收获。
在蓬勃的读书运动中，我们不但为现在读书者感到幸福，因为他们可以自由自在地读书，不必害怕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压制，而且也庆幸自己即使在窒息和恶劣的环境下，还是读了几本书，接受了马列主义。如今只要我们几个老人坐在一起，我们就会想到当年夜晚的争论，和获得真理的喜悦，大家都会以一种感谢的心情，谈到老乔这个引路人的。
老乔离开我们已经一年，看到健在的同伴们仍以读书为乐事且视之为祖国四化的力量来源，他在九泉之下是不会感到寂寞的。
一九八四、七、五听风楼
冯亦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