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容》一书(原名《人类的解放》)，初版于一九二五年，我国商务印书馆解放前曾出版过一个译本，这里选刊的是迮卫等译、将由三联书店出版的新译本。房龙在这部专题史话中，历数人类思想发展的史实，倡言学术和思想的自由，主张对异见的宽容，反复申明愚昧和偏执的危害，认为只有宽容才能给文明的发展带来繁荣。尽管房龙的认识有其局限，但该书所包含的这一主题，今天仍然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现代的不宽容就象古代高卢人一样，可以分为三种：出于懒情的不宽容，出于无知的不宽容和出于自私自利的不宽容。
第一种也许最普遍。它在每个国家和社会各个阶层都能看到，尤其在小村子和古老镇子里更为常见，而且不仅仅限于人类的范围。
我们家的老马在前二十五年里在考利镇的温暖马厩度过了安定的生活，说什么也不愿意到西港的同样温暖的谷仓去，理由很简单，它一直住在考利镇，熟悉这里的一砖一石，因此知道每天在这里的舒适土地上漫步时不会受到陌生景物的惊吓。
我们的科学界迄今花费了巨大精力研究早已不复存在的波利尼西亚群岛的方言，却很可惜忽视了狗、猫、马和猴子的语言。不过，假如我们懂得一匹名叫“杜德”的马与从前考利镇的邻居说些什么，就能听到一场空前激烈的不宽容的大发泄。杜德已经不是小马驹，在许多年前就已定型，所以它觉得考利镇的礼节、习惯和风俗样样顺眼，而西港的则完全不对头，至死它还是这样认为。
正是这种不宽容使父母对子女的愚蠢行为摇头叹息，使人们荒唐地向往“过去的好日子”，使野蛮人和文明人都穿上令人难受的衣服，使这个世界充满了多余的废话，也使抱有新思想的人成为人类的敌人。<IMG=AB85A13401>
不过即使这样，这种不宽容相对来说还是无害的。我们大家或早或晚都要因为这种不宽容而受罪。在过去的几代中，它致使数以百万计的人背井离乡，如今它又是使渺无人烟的地方出现永久居民点的主要原因，不然那些地方到现在还会是一片荒凉。
第二种不宽容更为严重。
无知的人仅仅由于他对事物的一无所知便可以成为极其危险的人物。但是他如果还为自己的智力不足借辞辩解，那就更为可怕。他在灵魂里建立起了花岗岩的堡垒，自我标榜一贯正确，他站在要塞的顶端，向所有敌人(也就是不苟同于他的偏见的人)挑战，质问他们有什么理由活在世上。
有这种苦恼的人既苛刻又卑鄙。他们常年生活在恐惧之中，很容易变得残酷暴虐，喜欢折磨他们憎恨的人。正是从这伙人当中首先冒出了“上帝的特选子民”的念头。况且这些幻觉的受害者总是想象他们与无形的上帝有某种关系，以此来壮胆，为自己的偏执辩护增色。
譬如，他们绝不会说：“我们绞死丹尼·迪弗尔，是因为他威胁了我们的幸福，我们对他恨之入骨，只是喜欢绞死他而已。”他们是绝不会这样说的。他们凑到一起召开气氛庄严的秘密会议，一连几个小时、几天或几个星期详细研究上面说的丹尼·迪弗尔的命运，最后判决一经宣布，丹尼这个也许只搞了些诸如小偷小摸的可怜虫便俨然成为犯有重罪的最可怕的人物，胆敢违反上帝的意志(这意志只是私下授与上帝的特选子民，也只有上帝的选民才能理解)，对他执行判决是神圣的责任，法官也因为有勇气给撒旦的同伙判罪而光宗耀祖。
忠厚老实、心地善良的人和野蛮粗鲁、嗜血成性的人一样，都很容易被这个最为致命的幻觉所迷惑，这在历史学和心理学上已经司空见惯了。
一群群的人们兴致勃勃地观看一千名可怜的牺牲者遭难，他们肯定不是杀人犯。他们是正直虔诚的老百姓，自己还觉得是在上帝面前从事一件荣耀的事情哩。
如果有人向他们提到宽容，他们还会表示反对，认为这是不体面地承认自己道德观念衰退。也许他们自己就不宽容，但在那种情况下他们反倒以此而自豪，还振振有词，因为在潮湿寒冷的晨光里站着丹尼·迪弗尔，他穿着藏红色衬衣和缀满小魔鬼的马裤，一步一步缓慢而坚定地走向执行绞刑的市场。示众一结束，人们便回到舒适的家里，饱餐一顿牛肉和豆角。
这本身不就足以证明他们所想的和所做的是正确的吗？
不然他们怎么能是观众呢？怎么不和死者调换一下位置呢？我承认这个观点是经不起推敲的，但却很常见，也难予以回击，人们只是深信自己的思想就是上帝的思想，因此根本无法明白自己会有什么错误。
第三种不宽容是由自私自利引起的。实际上它是嫉妒的一种表现，就象麻疹一样普遍。
耶稣来到耶路撒冷后教导人们，靠屠杀十几只牛羊是唤不来全能上帝的垂青的，于是所有靠典礼祭祀谋生的人都诋毁他是危险的革命者，在他还没有从根本上危害他们的大股收入时，就设法把他处死了。
几年后，圣保罗来到艾菲西斯，宣扬一种威胁珠宝商买卖的新教义，因为当时珠宝商通过制作和贩卖当地的女神黛安娜的小塑像大发横财，为此金匠行会差一点要用私刑教训这个不受欢迎的侵入者。
一些人依靠某种已经建立的崇拜来谋生，另一些人却要把人们从一个寺庙引到另一个寺庙，他们之间一直存在着公开的战争。
我们在讨论中世纪的不宽容时，必须记住我们要对付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只是在极为个别的情况下我们才能遇到三种不同的不宽容中的单独一种表现。在引起我们注意的迫害案件中，常常三种情况并存。
一个组织如果拥有了雄厚的财富，掌管了数千英里的土地和统治了成千上万农奴，就会把全部怒气和能量都倾泄在要重新建立朴实无华的“地上天堂”的农民身上，这是很自然的。这样，终止异端邪说就变成经济上的需要，隶属于第三种——出于自私自利的不宽容。
不过还有一种人感到了来自官方禁令的压力，这就是科学家。这个问题更为复杂。为了理解教会当局对揭示大自然奥秘的人所执有的邪恶态度，我们必须倒退若干世纪，看看一至六世纪中欧洲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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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蛮人的入侵象一股无情的洪水扫荡着欧洲大陆每个角落。在混浊的污水中还杂乱无章地站立着几个古罗马的国家组织。但是，城墙里面的社会已经毁灭，书籍被浪潮卷走，艺术也在新型的无知泥潭里被遗忘。收藏、博物馆、图书馆和慢慢积累起来的科学资料全都被亚洲中部的野蛮人用来点了篝火。<IMG=BB85A13601>
那时统治世界的人用敌视的眼光看待科学，根本不鼓励数学、生物学和动物学领域的独立钻研，更不必说医学和天文学了，它们的地位低下，不为人们所重视，丝毫没有实用价值。
现代人要理解这种情况实在太困难。二十世纪的人都信仰进步，尽管各自的角度不同。我们并不知道是否能使世界趋于完美。不过都觉得应该试一试，因为这是我们的神圣职责。进步已然成为一种势不可挡的趋势，有时这个信念似乎成为整个国家的国教。
但是中世纪的人却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想法。
希腊曾经幻想实现一个充满乐趣的美好世界，但是这个美梦仅仅是可怜的昙花一现！政治的动荡无情地摧残了它，席卷了整个不幸的国家。以后几个世纪的希腊作家都成了悲观主义者，他们凝视着曾经一度是乐土的废墟，凄惨地认为人间所做的任何努力，都只不过是一场空！
另一方面，罗马的作家从近一千年延绵不断的历史中得出了结论，从人类的发展中发现了一种蓬勃向上的潮流，罗马哲学家们，也兴致勃勃地为更幸福更美好的未来教育年轻一代。
以后基督教到来了。
人们关心的中心从这个世界移到了另一个世界。人们马上坠回到又深又黑的地狱中，毫无希望地逆来顺受。当时的人是低劣的。他的天性和癖好都是邪恶的。他沉溺于罪孽之中，在罪孽中出生，在罪孽中生活，最后在对罪孽的悔恨中死去。
但是旧的失望与新的失望之间存在一种差别。
希腊人坚信自己比别人更聪明，受过更好的教育，还怜悯那些不幸的野蛮人。但是他们从不认为他们的民族由于是宙斯的选民而与其它民族有任何区别。
相反，基督教从未能脱离自己的老祖宗。基督徒把《旧约》当做自己信仰的一本圣书之后，便继承了难以置信的犹太教义的衣钵，认为他们的民族与其它民族“不同”，只有表示信仰某种官方建立的教义的人才有希望获得拯救，其他人则注定要沉沦。
有些人缺乏精神上的谦卑，相信自己是成千上万同类中的得天独厚之辈，上面所说的思想当然给他们带来巨大的直接好处。在许多至关重要的年代里，这种思想使基督徒成为联系紧密、自成一家的整体，在异教横行的汪洋大海中超然地飘流着。
对特图利安、圣奥古斯丁和其他埋头于把教义写成具有文字形式的人来说，在向东南西北各个方向延伸的这片水域所连接的其它地方发生了什么事，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他们最后的希望是要到达一处安全的海岸，在那儿建起上帝之城。至于其他拚命奋斗的人要达到或完成的事情，则与他们毫不相干了。因此，他们为自己创造了关于人的起源和时间空间界限的完全新型的概念。埃及人、巴比伦人、希腊人和罗马人发掘的秘密丝毫引不起他们的兴趣。他们真诚地相信，随着基督的诞生，一切过去有价值的东西都已土崩瓦解。
胡言蠢话就如同炸药，只有放在狭小密封的容器里，再加上外力的打击，才会产生危险。如果放任一个可怜虫去讲演，他至多只能招来几个好奇的听众，他的苦心只会成为大家的笑柄。
我发现写历史越来越困难。我就象自幼学拉小提琴，可是到了三十五岁别人突然给我一架钢琴，命令我象克拉威尔演奏能手那样生活，理由是“钢琴也是音乐”。我已经学会了某个领域的技巧，却必须从事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工作。我所学的是借助一种明确建立的秩序观察过去发生的事情，即由皇帝、国王、大公和总统在众议员、参议员和财政秘书辅佐下较为有效地管理的国家。而且在我年幼的时候，上帝仍然是大家心目中掌管一切的万物之尊，必须不失礼节地崇拜才行。
后来开战了。旧秩序被打翻在地，皇帝和国王被废黜，负责的大臣被不负责任的秘密委员会取代，在世界许多地方，天国的大门被不经议会同意而颁布的敕令关闭了，一个已死的经济学雇佣文人被官方认做古往今来所有先知的继承人。
当然所有这些并不会长久，但即使文明再过几世纪才能赶上来，而到那时我早就不在人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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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拿俄国的情况来说吧。大约二十年前我在这个所谓的“圣地”住了一段时间，那时我们得到的外国报纸中总有整个四分之一的篇幅被涂抹的漆黑一片，技术上称之为“鱼子酱”。这次涂抹是为了擦掉一些内容，因为小心翼翼的政府不愿意让心爱的臣民们知道。
整个世界把这种监督看作是“黑暗时代”的复苏，令人难以容忍，西方伟大共和国的人保留了几份被涂有“鱼子酱”的美国滑稽报纸，给本国老百姓看，让他们知道远近闻名的俄国人实际上是落后的野蛮人。
我是在较为开明的社会环境中长大成人的，这个社会信仰米尔顿的格言：“最高形式的自由是按照自己的良心自由地了解、自由地阐述和自由地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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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象电影上描述的，“开战了，”于是我看到过去的时代，《神山布道》被宣布是德国的危险文件，不允许在千百万王国臣民中流传，编辑和印刷商要是出版了它就会被罚款或坐牢。
鉴于这些，似乎放弃研究历史，搞短篇小说或经营庄园更明智些。
但这是服输认栽。我要坚持自己的工作，尽量记住在秩序井然的国度里，每个正直的公民都应该有权表白、思考和陈述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只要不干涉他人的幸福、不破坏文明社会的礼仪和不违背当地警察局的制度就行。
当然，这使我备录在案，成为所有官方出版审察的敌人。依我之见，警方应该追查的倒是那些为了私利而印刷的色情杂志和报纸。至于其它的，谁愿意印什么就由他去印吧。
我讲这些并不是说我是理想主义者或改革家，我很讲实际，最憎恶浪费精力，也很熟悉过去五百年的历史。这段历史清楚地表明，对文字和言论的任何暴力压服都没有过任何益处。
同一个人，如果被目不识丁的粗鲁的地方长官戴上手铐，送进监狱，再判处三十五年的单独囚禁，那他就会变成大家同情的对象，最后还会被誉为烈士。
但是要记住：既有为好事献身的烈士，也有为坏事送命的亡命徒，后者手段狡猾，人们无从知道他们下一步要干什么。
因此我主张，由他们去说去写吧。如果说的是至理名言，我们就应该知道，如不然，也会很快被忘记。希腊人似乎意识到了这一点，罗马人在帝国时代之前也是这样做的。但是一俟罗马军队总司令成为帝国半神半人的人物、成为朱比特的远亲、远远地离开了普通民众，一切就都改变了。
“欺君犯上”的滔天罪名被炮制出笼。这是一桩政治罪，从奥古斯都时代到查士丁尼当政时期，许多人仅仅由于犯颜直谏稍有冒犯，便被投入监狱。但如果人们把罗马皇帝束之高阁不去搭理，也就没什么谈话题目可忌讳了。
到了教会统治世界的时候，快乐的时光便一去不复返了。耶酥死后没几年，善与恶、正统与异教之间便有了明确的分界线。尼卡会议(三二五年)以后，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对文字的审查随之成为教士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某些书是绝对禁止的。还有些书则被称为“危险品”，并有警告说，阅读这类书的人都要冒身家性命的危险。作者在出版作品之前，最好还是先获得当局的批准，以保平安，这形成了一种制度。作者的手稿必须送当地主教审批。
即使如此，作者也不总能担保著作可以久存于世。这个教皇宣布这本书无害，而他们的继承人却会宣布它邪恶而不正派。
不过总的来说，这个办法倒也较为有效地保护了撰写人免于与自己在羊皮纸上的作品一起被烧为灰烬。那时的图书还靠手抄相传，出版一套三卷本需要五年时间，所以这项制度甚为奏效。
然而这一切都被谷登堡的发明改变了。他的别名叫古斯弗雷什。
从十五世纪中叶以后，有魄力的出版商在不足两星期内便可以出版四百至五百本之多的图书，在一四五三年至一五○○年的短暂时间内，西欧和南欧的读者竟获得不下四万册不同版本的图书，这相当于当时较大的图书馆历代积累的全部藏书。
图书数量出乎意料地迅猛增加，使教会忧心忡仲。明知一个异教徒在阅读自抄的《马太福音》，却不能轻易逮捕他，不然的话对拥有两千万册编辑整洁的图书的两千万异教徒又该如何处理呢？他们对当权者的思想构成了直接威胁，看来必须指派一个特别法庭审查以后所有的出版物，决定哪些可以出版，哪些永远不能见天日。
这个委员会经常公布一些书目，认为这些书含有“犯禁知识”，由此产生了臭名昭著的《禁书目录》。它与宗教法庭的名声差不多一样狼藉。
有人认为对印刷出版的监督是天主教会独有的，其实这并不公正。许多国家的政府也害怕出版物会象雪崩一样突然压下来，威胁国家的安宁。他们早已强迫出版商把书稿送到公共检查机关，凡是没有盖上官方批准大印的书都不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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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除罗马外，没有一个国家把这种做法延续至今，即使罗马的情形也与十六世纪中叶截然不同。这也是势在必行。出版工作的进展迅猛澎湃，红衣主教为审查各类印刷品而成立的“《禁书目录》委员会”，也就是红衣主教会议，很快就应接不暇、力不从心了。除图书以外，还有小册子和油印文稿，以报纸、杂志和传单的形式，如汹涌洪水冲击过来，再勤勉的人也休想在两三千年内通读一遍，更不用说审查分类了。统治者对不幸的臣民施加了恐怖专横的手段，但自己也因为专横而大吃苦头。
一世纪罗马帝国的塔西陀就曾宣布自己“反对迫害作者”，认为“此乃愚蠢之事，绝无公众注意之图书亦会因此而大获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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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书目录》证实了这个论断。宗教改革一获成功，大批禁读书目便地位骤增，成为想完整了解当代文学的读者的向导书。还不止这些。十七世纪的德国和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的总称)的雄心勃勃的出版商在罗马长期驻有耳目，专门搜集被禁止或被删节的最新书目，到手后便由特别信使跋山涉水越过阿尔卑斯山和莱茵河谷，以最快速度送到赞助人手里。继而德国和荷兰的印刷厂着手工作，夜以继日抢印特别版，以高利卖出，由大批职业书贩偷偷运往禁令森严的国度。
不过偷运过境的书毕竟有限，而且在一些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禁书目录》直到前不久还十分猖狂，压抑政策的后果实在触目惊心。
如果这些国家在进步的竞赛中落伍了，原因并不难寻，因为大学生不但不能使用外国的教科书，就连不得不使用的国内产品也是下等货色，质量低劣。
最可悲的是，《禁书目录》使人们心灰意冷，没有心思再搞文学和科学了，因为头脑健全的人不愿意辛辛苦苦写下一本书，却被无能无知的检查官“修正”得七零八落，或者被无学无识的宗教法庭调查委员会校订得面目全非。
他情愿钓钓鱼，或者去化装舞会和酒馆消磨时间。也许他会坐下来，在对自己和自己的人民的完全失望中写下唐·吉诃德的故事。
十万人中最多只有一个人会跟随培根追逐天上的虹，琢磨美妙动听的进化理论以颠扑当时的神圣观点，而只学过ABC的平民百姓却可以从马可·波罗那儿得知世界上还存在着《旧约》作者从未想到过的东西。
的确，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消耗了这么多纸浆，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个时代就是通常说的“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的文学产品并没有在当时的世界——作家们生活的十五、十六世纪——产生巨大的效果。贡献出新思想的人只是为数不多的几个鹅毛笔英雄，他们象那些开大炮的朋友一样，并没能亲眼看到自己取得多大成功，作品造成多大的毁坏。但是，他们总的说是铲除了进步道路上的种种障碍。应当感谢他们彻底清扫了堆积如山的垃圾，没有他们，这些垃圾还会在我们的思想里碍手碍脚。
不过严格地讲，文艺复兴起先并不是“向前看”的运动。它鄙视刚刚消失的过去，称上一代人的著作为“野蛮”之作(或“哥特式的野蛮”之作，因为哥特人曾一度和匈奴人一样名声狼藉)。文艺复兴的主要志趣在艺术品上，因为艺术品里蕴藏着一种叫“古典精神”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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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的确大大振兴了良知的自由、宽容和更为美好的世界，不过运动的领袖们并没想这样做。
早在这之前很长时间，便有人提出质问，罗马主教有什么权力强行规定波希米亚农民和英格兰自由民必须用哪国语言祈祷，必须以何等精神学习耶稣的教义，必须为自己的放纵付出多少代价，必须读些什么书和怎样教育子女。他们公然蔑视这个超级王国的力量，却被它打得粉身碎骨。他们甚至还领导或代表过一场民族运动，但终不免失败。
伟大的简·胡斯余火未息的骨灰被不光彩地掷入莱菌河，这是对全世界的警告，教皇体制仍然是至高无上的统治。威克利夫的尸体被官方执刑人焚烧了，它告诉列斯特夏的下层农民，枢密院和教皇还能把手伸到坟墓里。
显然，正面攻击是不可能的。“传统”这座坚固堡垒是在十五个世纪里靠巨大的权威逐渐地精心建成的，靠外力攻打休想占领它。然而，一些人对基督教事务毫无兴趣，对教皇和主教也无切身之恨，他们胡乱开了几炮，却使这座陈旧的大厦倒坍了。
以马可·波罗为例。我们知道他是个非凡的旅行家，看到过奇光异景，无怪乎<SPS=0029>处于西方城市巴掌大地方的人们称他是“百万美元的马可”。他向人们描述说，他看到的金色御座有宝塔那么高，大理石墙的长度犹如从巴尔干到黑海的距离，引得大家哄堂大笑。这个小家伙束手无策了，然而他在进步的历史中起了绝顶重要的作用。他的文笔并不好。他对文学也怀有同时代同阶层的人的偏见。一个绅士应该挥舞宝剑而不是要鹅毛笔，因此马可先生不愿意当作家。但是，战争使他进了热那亚监狱。为了打发枯燥的铁窗时光，他向同牢的一个可怜作家讲述了自己一生的奇怪故事，靠这种间接的途径，欧洲人终于了解了许多过去一无所知的事情。
马可·波罗从生到死当然一直是教会的虔诚弟子，谁要是把他比做几乎是同时代的著名的罗吉尔·培根，他还会怒不可遏。培根是个地地道道的科学家，他为了追求知识，忍痛整整十年没写作，还在监狱里关了整整十四年。
不过这两个人中还是波罗更为危险。
我并不是说在世界尚未获得一丝一毫的自由之前，仅靠出版一本书就能引起对《圣经》权威性的反叛。普遍的启蒙开化是数世纪艰苦准备的结果。不过，探险家、航海家和旅行家的朴实直言却得到了大家的理解，这对怀疑论精神的兴起起了重大作用。怀疑论是文艺复兴后期的特点，它允许人们去说去写那些仅在几年前还会使人落入宗教法庭的魔爪的言论。
以薄迦丘的奇特故事为例，他的朋友们从佛罗伦萨出发，进行趣味宜人的长足旅行，头一天便听到了这些故事。故事里面讲，所有宗教体制都可能有对有错。可是如果这个说法成立，所有宗教体制都对错相等，那么许多观点就无法证实或否定，既然如此，持各种观点的人为什么还要被判处上绞架呢？
也可以回到更实际的问题，看看一直受圣奥古斯丁思想熏陶的那些虔诚基督徒。圣奥古斯丁曾教导他们说，地球另一侧的人所持的信仰是邪恶和异端的，那些可怜的生灵不可能见到第二次基督降临，因而根本没有理由活在世上。不过，当一四九九年达·伽马首航印度归来，描绘了他在地球另一端发现的人口稠密的王国的时候，这些善男信女又该如何看待圣奥古斯丁的教义呢？
这群头脑简单的人一直被告知说，我们的世界是平面圆盘子，耶路撒冷是宇宙的中心。然而“维多利亚”号环球航行后平安返回，这表明了《旧约》中的地理有不少严重错误，那么这些人应该相信谁呢？
我重复一下刚才所说的。文艺复兴不是自觉钻研科学的时代，在精神领域中也很遗憾缺乏真正的志趣。这三百年里在一切事物中作主导的是美和享乐。人们表露的是对生活的新的向往，但是里面却无疑蕴藏着一种潜在的不满，反对现存的社会和拥有无上权力的教会对人类理解发展的束缚。
个人的不宽容是个讨厌的东西，它导致社团内部的极大不快，比麻疹、天花和饶舌妇人加在一起的坏处还要大。
我谨向已经厌烦于现代小说的人热烈推荐伊拉斯谟信札，这位博学的求知者当年收到了许多比他更为温顺的朋友的来信，其中不乏老生常谈的警告。
行政长官写道：“听说您整个考虑写一本关于路德之争的小册子。请注意掌握火候，因为您容易触怒教皇，教皇希望您能万事平安。”
或曰：“某君刚从剑桥回来，他告诉我您正在筹备出版一本散文集。看在上帝份上，不要惹皇帝不高兴，他有权有势，会使您受害匪浅。”
一会儿是卢汶主教，一会儿是英格兰国王，一会儿是索邦大学，一会儿又是剑桥大学可怕的神学教授，四面八方都得考虑周全，不然作者就会失去收入，丧失官方保护，还会落入宗教法庭的魔掌，在刑车轮下被辗成碎块。
如今，轮子(除做为运载工具外)已经降格放在老古董博物馆里了。宗教法庭在近百年里已经关门闭户，对致力于文学的人来说，官方保护没有一丝实用之处，历史学家聚在一起时更缄口不谈“收入”二字。
不过，一提到我要写一部《宽容史》时，另一种形式的警告和忠言便拥入我那与世隔绝的小住所。
“哈佛大学已经拒绝黑人进宿舍”，一个书记官写道，“请务必在书中提一下这件最令人遗憾的事情。”
或曰：“弗拉明格的一家食品店老板公开宣称加入了罗马天主教，当地三K党已经开始联合抵制他，您在撰写宽容故事的时候一定会就此谈几句吧。”
勿庸置疑，这些情况都很愚蠢，理应严受指责。不过它们似乎不在论述宽容的著作范围之内。它们只是恶劣做派和缺乏正派的公共精神的表露。他们与官方形式的不宽容有很大不同，官方的不宽容是与议会和国家的法律紧密相联的，它使对安分守己的百姓的迫害成为神圣的职责。
按巴奇豪特所说，历史应该象伦勃朗的蚀刻画一样，它把生动的光辉洒在最好最重要的事情上，至于其它的，则留在黑暗中别去看吧。
现代的不宽容精神也曾经发疯般地爆发过，报纸忠实地记载下了一切，但即使从这里面我们也能看到有希望的前途。
这本书必须保持短小。生意兴隆的当铺老板竭尽阿谀奉承之事，独霸一方的北欧人的荣誉已有所折损，边远地区的福音传教士无知无识，农民教士和巴尔干的犹太法学博士偏执顽固。所有这些我都不暇谈及了。他们总是纠缠着我们，人品倒是不错，只是思想糟糕得很。
不过只要没有官方支持，他们相对来说倒也无害。个人的不宽容没有刽子手。如果允许了刽子手的角色，就象有时某些国家的情形那样，那就超出了法律限度，真的成为警方的注意的对象。
个人的不宽容不存在监狱，也不能为整个国家规定出人们必须想什么、说什么、吃什么和喝什么。如果真要这么做，就必然会招致所有正派百姓的强烈不满，新法令就成为一纸空文，就连在哥伦比亚地区也无法执行。
一句话，个人的不宽容只能以自由国家的大多数公民不介意为极限，不得超越。然而官方的不宽容却不然，它可以权力浩大。它除自己的力量之外，不承认任何权威。
官方的不宽容一旦胡乱发起脾气，便可以置无辜的人于死地，也从不做任何反悔补救之事。它不要听任何辩解，还求助于“神灵”来支持自己的决定，花言巧语辩解一番“天国”的旨意，似乎打开生存之谜的思想是刚刚到大选中获胜的人的独有之物。
如果这本书屡次三番地把“不宽容”一词当做“官方的不宽容”的意思解，如果我很少谈到个人的不宽容，那还请读者多多包涵。
书摘
房龙著/迮卫等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