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发展和政治现代化的研究领域里，有一本书是颇引起重视的，这就是亨廷顿教授写的《转变中社会的政治秩序》。此书虽然出版于十几年前，但至今仍是西方这一领域中的权威著作，说明它在今天仍有其现实意义。亨廷顿这本书不是从一种纯粹的理论模式出发去分析第三世界各国的政治发展，而是试图从第三世界各国的政治变化中去把握一种共同的东西。
亨廷顿认为，第三世界国家政治不安定或动乱，是由于经济和社会的急剧变迁而引起的。在这些国家中，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增进了人民的物质福利，另一方面也增加了社会的挫折感。即经济发展一方面满足了人民的物质需求，但另一方面增加了人民的更多的期望，引起了人员的广泛的流动，以及造成了一些新的社会集团。凡此都对这些国家的政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落后于它的经济与社会的变迁的话，这些国家将会产生一种政治上的不安定状况。这就是说，社会动员和参与的频率太高，政治组织和制度的频率偏低，结果势必会造成政治的不安定与动乱。在此基础上，亨廷顿提出了政治制度化作为他的政治发展的原则。
亨廷顿将政治制度化界定为组织与程序获得价值与稳定性的过程。它具有四个特性：一、适应性。适应性和僵硬性是相对的。一个组织或程序的适应性越强，则其制度化的层次就越高；一个已呈僵化和适应力微弱的组织，只具有低落的制度化层次。适应性是逐渐形成的组织习性。换句话说，适应性是环境挑战与时间考验的函数。一个组织承受环境的挑战愈多，考验的时间愈久，就愈具适应性。僵硬性不是古老组织而是新组织的特性。亨廷顿认为，衡量一个高度发展的组织的真正准绳，是其功能的适应性，而不是总的专化程度。二、复杂性。复杂性和简单性是相对的。组织愈复杂，其制度化层次愈高。复杂性意义包括层次上或功能上的次级单位之增多，以及各种类型的单位的结构分疏化。组织的次级单位愈繁多愈复杂，愈能获得并维持成员的忠诚。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较原始和简单的政治体系，往往一下就会被粉碎，而比较复杂的政治体系，就较能适应新时代的需要。日本政治体系的复杂性，导致日本能在德川幕府的权威式微以后，另以天皇制来取代。最简单的政治体系完全依赖于某一个人而存在，这种政权最不稳定。一个具有多种政治制度的体系，当较易于适应环境的变迁。某一个时候，可由一组制度去处理事情；另一个时候，又可以另一种制度去处理。这种体系本身具有自我更新与调适的资本与方法。三、自主性。自主性与附庸性是相对的。自主性的意思是政治体系的组织和程序有自己生存和活动的独立领域。它不受非政治性团体和程序的直接冲击。相反，发展程度较低的政治体系，其政治组织经常处于外界势力的恣意影响之下。具体地说，自主性涉及政治组织与各种社会势力之间的相互关系。就自主性意义而言，政治制度化是指发展适当的政治组织和程序，使之不仅仅只代表某社会集团的特殊利益而已。一个沦为某社会团体(某家族、阶层、利益集团等)的工具的政治组织，不具备自主性，也没有制度化。四、凝结性。凝结性与分离性是相对的。一个组织愈具凝结性，制度化层次愈高；愈分离，制度化程度愈低。认同(consensus)是每一个组织的必备条件，但其高低程度不一。一个有效的组织，对其功能边界和排解纠纷的程序，至少应具备可观的认同。这种认同必须包括所有的参加者。政治精英之间如果缺少一些基本的认同，必将引起很大的骚动。
亨廷顿认为，政治现代化可从三个方面来谈。①它包含权威的理性化，即由单一的、世俗化的、全国性的政治权威，取代各色各样传统的、宗教的、家族的或种族的政治权威。②政治现代化意味着新的政治功能的分化，以及发展专门的机构以履行这些功能。③政治现代化含意在于社会各阶层人士大量参与政治。这个现象在集权国家，可增加政府对人民的控制；在民主国家，也可增进人民对政府的控制。亨廷顿认为，这个定义只是理想的，实际上政治现代化往往意味着一个传统政治体系的变化甚或解体，但并不包含一个现代政体的出现。亨廷顿认为，一个传统社会可以拥有不少据以建立认同感和社团组织的根苗。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其中有些可以被摧毁，另一些则可能点燃一种新的意识，蜕变成为新组织的基础。
亨廷顿认为，美国和英国等西方国家政治发展的道路是并不适合现在的发展中国家的。当今的发展中国家，其政治体系同时面临集中权威、分化结构和扩大参与的问题。亨廷顿认为，要想成功地实现现代化，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政治体系必须能够创新政策，即以国家行动促进社会和经济改革，在此意义上的改革包含了传统价值和行为模式的转变，大众传播与教育的扩张，从对家庭、乡村和部落的忠诚扩及于对民族国家的忠诚，公共生活的世俗化，权威结构的理性化，建立功能专化之组织，以成就标准取代关系标准，平等分配物资和符号资源等。第二，政治体系必须将现代化所产生的并因而取得新的社会意识的社会力量纳入体系内。
什么样的政治情况，才会导致在现代化中产生政策创新呢？亨廷顿认为，先走向现代化的社会，需要各种有助于促进现代化的创新方案，而这仅仅能发生于许多团体能采取主动的社会里。而步入现代化较晚的社会，则无需同样的社会差异性或权力分散，来发展可促进现代化的创新方案，在这种社会中，创新方案所要求的组织的差异性和权力分散的程度，要比早期进入现代化的社会为低。创新方案被采用的情况如何，是晚进入现代化社会所最须考虑的重要课题。在这种社会里，其传统的社会势力、利益、习俗和制度无不皆已根深蒂固。欲改变或摧毁这些传统势力，就必须将权力集中于热心推行现代化人士的手上。因此，现代化就是一种权力的重新分配，即地区性、宗教、种族和其它权力中心须予以摧毁，并把权力集中于中央政府。
要摧毁根深蒂固的传统利益，①常必须动员新的社会势力参与政治；②体系必须有能力将因现代化而兴起的势力同化入体系之内。在许多情形中，这些新社会团体，如企业家或都市工人，皆不存在于传统社会。同样，体系也必须有能力将在现代化过程中获取政治意识的传统社会团体亦纳入体系之内。团体意识的发展，导致它们对政治体系提出许多要求，包括参与政治。对体系的测验，就是看它对这些需求做出反应的能力如何。成功的同化，同时有赖于体系的接收能力和参与团体的适应能力。
对于那种分散的、组织薄弱的、封建的传统体系的第一个挑战，是先要把权力集中起来以促进传统社会和经济发生变动。第二则是要扩大系统的权力，动员和同化新的参政团体，共同建立一个现代化的体系。这就是当前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在现代化的后期阶段，体系遭遇参政团体要求较大的权力分散，及要求建立团体和制度之间互相制衡和控制的制度。
发展中国家的改革是亨廷顿颇为重视的一个研究题目。他认为，革命与改革的界限有时虽甚朦胧暖昧，通常的可依其速度、幅度以及政治社会体系变动的方向，予以辨别。革命涉及价值观念、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政府政策，以及社会政治领导权的骤急的、完整的和强暴性的转变。反之，在幅度上有限，在速度上，领导权、政策和制度方面，皆仅有温和的改变，便应称之为改革。不过并非所有温和的变化，都可以叫做改革。改革概念，除了幅度和速度有所标明外，尚包含一定方向的变化，它意味着是朝更大的社会、经济或政治平等走，是朝更广大的社会和政治参与方向走。
第三世界国家改革者的道路是艰难的，他必然跟保守者和革命者两面作战。我们甚至可以说，要获致成功，他时常须与许多不同的参与者多面奋战。一条战线上的敌人，可能也是另一条战线上的朋友。革命者的目的是把政治两极化，因之他企图把政治问题简化、戏剧化，以便可以用一个干净利落的二分法，把“进步”势力分在一边，把“反动”势力挪到另一边。他设法累积、加深既有的裂隙。而改革者必须分散、化解裂隙。革命者欣见政治僵化，改革者希望它保持弹性和适应性。革命者必须具有割裂社会势力的本事，改革者须具有操纵他们的能力。因此，改革者须要有比革命者更高层次的政治技巧。改革不常见，考其缘故，可能就是因为它所要求的政治才华不可多得。成功的革命者不一定是一流的政治家，成功的改革家则非上乘的政治家莫属。改革者不但须比革命者更懂得操纵社会势力，而且必须更精于控制社会变迁。他的目标是某种变迁，但不是完全变迁；他所要的是逐渐的变，不是痉挛性的变。革命者对一切形态的变化和变动都感兴趣，凡可破坏现状的一切事物，对他都可能有一些利用价值。但改革者就必须更加谨慎从事，有所辨别，更加注意变化的方法、技术和时效。对一个改革者来说，如何选择改革途径，如何决定优先顺序，也是甚难解决的课题。革命者的课题可谓颇为单纯，他先设法使政治参与尽量扩大，然后运用一切与政治有关的势力，去引发社会和经济结构的变化。保守分子同时抗拒社会经济改革和政治参与的扩大。但改革者必须使此两目标平衡。要实行可激励社会经济平等的措施，往往需要先把权力集中，而实行扩大政治参与的措施，则须把权力分散。这些目标虽然本质上不一定互相矛盾，但正如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所显示的，把权力过分集中在那些根本无力扩大权力的制度上，是会把政治体系带入一条死巷的。因此改革者必须使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可与政治的变化获致平衡，尽量可以使两者相得益彰，而不致于两败俱伤。
理论上，有志于在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上做重大改变的改革者，有两个大战略可以选择。其一是开始就让人知道他的全部目标所在，然后尽其力促其一一实现，希望在此过程中或多或少有所收获。另一种战略是隐瞒他的目标，把改革项目分开，一个时间只推行一项。前者可称为全面的、“根本的”，或闪电战方略；后者可称为逐渐的、“枝节的”、或费边(Fabian)式的。在历史上的不同时代，上述两种方法，改革者都曾尝试使用过。他们的努力结果显示，对正承受着现代化重大压力的多数国家而言，改革的最有效方法，应是费边式战略与闪电式战略的混合使用。要顺利达到目的，改革者应把问题逐个分开孤立，然后等时机成熟时，尽快把一个问题提出来处理，乘其对手措手不及时，把它从政治议程上移开。此种能力，即费边主义和闪电战术做最恰当的混合使用，乃是对改革者的政治技巧的最大考验。
在发展中国家，那种改革者将他的全盘要求宣示给众人知道，把赞成改革的团体动员起来，然后透过政治冲突和政治协商的过程来决定他所获得的多少力量的支持的办法，一般是行不通的。改革者所提出的要求的性质，以及他对问题的看法和措词，可大大决定谁在此政治过程中将扮演盟友的角色，谁将扮演反对者的角色。改革者的问题不是用一大套要求，去压制一个反对者，叫他无法招架，而是采取表面上看似相当有限的要求，希望能尽量减少阻力。企图即刻把一切办妥的改革者，到头来可能成就有限或一无所获。约瑟二世(一七六五——一七九○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及中国清朝的光绪皇帝，就是很好的例子。他们皆企图同时在各方面推行许多改革措施，一举就要全盘改变既存的传统秩序。他们失败了，因为他们的做法，挑起了太多的反对声浪。几乎所有与现行社会有某些利害关系的社会和政治团体，都感到受威胁。所以这种全面出击的战略，无非是提高敌人的警觉，增多反对的力量。它不可能成功，因为他于错误的时间，对错误的问题，把错误的团体统统牵引到政治场地来。运用费边主义改革方式而成功的史例，以土耳其的凯末尔的战略最为成功。所有现代化所带来的问题，凯末尔全遇到了。凯末尔所拟定的顺序，是先从可以掌握最大支持的地方开始，然后逐渐移向可能遭遇最大阻力的地方。第一个优先，应是民族社群的建立以及国家的种族和领土界线的划定。等到一个相当同值型的民族群确定之后，下一个步骤，应是建立可以有效行使权威的现代政治制度。然后领导阶层就可以透过这些制度，开始推行宗教、社会、文化、法律等诸方面的改革。等到传统风俗习惯的束缚被解除之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就可以顺利上路。简言之，经济成长先须有文化现代化，文化现代化应先有有效的政治权威，有效的政治权威必须是根植于同质型的民族社群。许多国家对付现代化问题的秩序，是由历史偶发情况所决定的，但在土耳其，它乃是出于凯末尔刻意的计划安排。此种统一——权威——平等模式，是最有效的现代化顺序。
在一个步入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中社会，要建立一个政治社群，横的方面须把许多原始社群加以整合，纵的方面，须把各种不同社会和经济团体予以同化。过去因政治参与和制度化水平皆低，因而在两者间可获致稳定平衡的社会，除非其政治制度化速度能赶得上政治参与扩大的速度，否则未来局势必是动荡不定。因为制度化要赶上参与速度的可能性十分渺茫，我们似可断定这些社会都正面临多事之秋。另一方面，社会如果已经建立了庞大的现代政治制度，具有处理比现有者更为广泛的政治参与的能力，应该是安定的。政治参与程度已经超越制度化的社会是不安定的。而两者程度皆高，但可获得平衡的社会，则可被认为进入安定之境了。一个政治参与水平尚未上升的社会，其未来安定如何，大部分决定于它具有什么样的制度，以面对现代化及因而引起的参与的扩大。用以组织扩大的政治参与的主要制度，是政党及政党体系。
政党把政治参与组织起来，政党制度则影响参与扩大的速度。政党及政党制度的安定和力量，是由其制度化程度及参与程度予以决定。高程度的参与配合低程度的政党制度化，产生紊乱的政治和暴力。但反过来说，低程度的参与，也会削弱政党与其它政治制度和社会势力比较的相对力量。政党领袖如能扩大政治参与，同时又能在党的机构内将之组织起来，将获益非浅。有群众支持的政党，自然比仅有局部人支持的政党强有力得多。但如果扩大的政治参与，渐渐使党与其原来的支持者脱节，把一个本来基础宽厚的组织变成少数无根政客的结合，便得不偿失了。健全的政党需要同时有高水准的政治制度化和高水准的民众支持。“动员”与“组织”是任何强大政党的两大支柱。能把它们结合起来的政党和政党体系，已经把政治现代化与政治发展二者结合为一了。
一个在现代化中的政治体系之安定，有赖于其政党的力量。而一个政党的力量，则来自于群众制度化的支持。其力量之大小，正反映该支持的幅度及制度化的层次。而一个健全的政党应具有两种功能，第一，在政治体系内扩大参与，因而预防暴力的发展。第二，约制并疏导新近被动员的团体之参加，使之不至于破坏政治体系。一个强大的政治体系提供制度化的组织和程序以容涵新团体，引导其进入体系之内。发展如此的政党制度，实为走向现代化的国家获致政治安定的先决条件。
以上简单地介绍了一下亨廷顿关于政治发展和政治现代化的理论。当然，他所描述的现象和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是不一样的。但他对于现代化过程中政治层面的认识却是值得我们参考的。从他的理论当中可以推出以下几点：①现代化的发展是经济、社会、政治、技术和文化的复合体，经济、技术和社会的发展必然会引起政治的变动，同时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没有政治的权威和政治的协调发展，经济和社会是不可能发展的；②政治发展的两个方向是制度化和参与化，它们之间又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③政治的发展和变迁对改革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政治是保证改革成功最重要的因素。没有政治权威和政治技巧，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改革的成败取决于政治发展；它要将更多的人力和物力动员起来投入到改革之中，同时又要保证广泛的参与它，但是在政治制度化的范围内进行，这样的改革才会是有条不紊的。④政治学的研究可以从一个更广阔的角度来进行，而不必完全局限于行政体制等政府机构的研究上，可以从广阔的经济、社会、心理和文化发展的角度来从事政治学的研究。以我个人的意见来看，这一点恰恰可能就是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方向之一——因为中国土地上的目前进行的这场大变革，是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大课题，也是世界发展和现代化的大课题。只要我们不拒绝接受国外有益的理论和方法，同时又能认真地把握住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分析出它的问题之所在，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我们自己的理论和方法出来，中国的现代化是一定可以成功的。
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九日于美国
李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