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人民出版社，地处边陲，向以出版各类关于西南少数民族研究著作及民族学理论书籍，作为自己的特色。这次“服务日”中陈列的有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梁钊韬教授等撰著的《中国民族学概论》及《中国少数民族宗教初编》、《永宁纳西族的母系制》三种。早在一八七七年，摩尔根便认识到，民族学的资料蕴藏着人类的过去，他急迫地呼吁人们，赶快去搜集这些“再过几年后即将无从发现了”的事实。自一九五六年以来，我国先后调动民族、历史、考古、语言、文学等方面的人力，以“抢救落后”为方针，开展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工作，出版了不少这方面的书籍，取得了不少成果，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即以这次陈列的《永宁纳西族的母系制》为例，就通过对永宁纳西族母系氏族遗俗的探讨，将纳西族家庭婚姻的发展系列，与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归纳的系列进行了对比，并对后者的研究成果及经典作家基于此而作出的若干具体结论作出了修正，这无疑是很有意义的。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从事民族学的调查研究，不仅具有上述意义，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一研究，综合现代发展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成果，制订和实施发展规划，帮助少数民族振兴经济，实现中华民族全民族的现代化，而这后一类的著作，迄今尚未见到，这不能不是一个缺憾。
女诗人沈祖<SPS=0550>，钱仲联教授在《近百年诗坛点将录》中，曾加称誉。认为近世诗坛女将“其临去之秋波”，“近体多消魂绝代之作”。近年诗人的遗作《涉江词》与《涉江诗》等先后付梓行世，得到诗界众口一辞的称赏。人民文学出版社现又出版了程千帆教授编选的《沈祖<SPS=0550>创作选集》，收入了作者包括短篇小说、散文、新旧体诗等各种体裁的代表性作品。其中《早早诗》一篇，朱光潜先生与荒芜先生备极赞赏。朱先生评为“深衷浅语”之作。它描写了一个“右派家庭”黄连树下的天伦之乐。书前有舒芜的序，分析了沈祖<SPS=0550>在艺术创作上的追求，认为这位现代女词人的笔，“蘸着风雨尘沙，把无边的烟柳斜阳、故国山川，一起写进浩荡春愁里去。”
有清三百年，诗歌创作的数量之多是惊人的，诗歌作者数量之大也是空前的，但对清诗的评价，历来却都不大高，特别是清诗的庸俗浮滑，每为人所诟病，甚者乃谓一无足取，而倡“诗必盛唐”之说。如王国维便认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唐之诗，即“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对此，柳亚子曾为诗予以辩驳：“宋词元曲称作手，明清何遽非明堂。自珍变体金和继，平心未拟菲康黄。”但解放以来，清诗的选本一直较为稀见。岳麓书社新近出版了钱仲联教授编选的《清诗三百首》，向一般读者展示了清诗的大体面貌，多少对这一缺憾是个弥补。在书前的《前言》里，编选者从清诗的体式、思想内容和风格等方面，作了较为切近的分析评说。
上海书店是家读书人感激不尽的书店。它经营旧书，可是不单做转手买卖，而且“生产”旧书：照样复印。这就功德无量了。全国做这工作的单位据说不少，但是有识见、有器度如上海书店者怕不多。
在《读书》服务日上见到张爱玲的《传奇》影印本，喜不自胜。看过於梨华、施叔青诸家的作品，很想再读张爱玲；尤其是读过柯灵论张爱玲的名文，更是迫不及待。然而左寻右觅，国内何尝可以见得到她的作品。
《传奇》印的是增订本，属《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除一页包封外，其余全部原装。封面仍是作者自己喜爱的那张不无古怪的晚清时装仕女图。
柯灵真切地期待张爱玲写出“新的《金锁记》，新的《倾城之恋》”，在这同时，让我们也赶紧看一下旧的《倾城之恋》，旧的《金锁记》……免得太落后于形势。
林语堂在现代文学史上应该如何评价，这是文学史家的事。不过平心而论，如果不以人废言的话，他有些见识倒是发人深思的。上海书店复印出版的《大荒集》里就不乏这类见识。林语堂是主张“空气教育”的。他在书中说：“学问这个东西，属于无形，所求于朝夕的熏染陶养，决非一些分班级、定分数的外表形式制度所能勉强造成。”这就提出了一个“文化氛围”的问题，值得有心人思考。某市一家新落成的新华书店，建筑是极其现代化的，售书大厅却有一半出租给了副食品贸易公司，于是图书典册与水果糕饼并列杂陈，蔚成一种奇观。新书在手，没有纸香墨润的文化享受，反倒散发出一股鱼腥味道，营业员的脸色倒还在其次，此得谓之“有文化”欤？“服务日”之一盏清茶、数百帙新书所以能吸引众多的爱书人，其魅力何在？问一位每次必至、风雨无阻的老先生，答曰：无他，有文化而已。
英国人艾尔默·莫德及其夫人，凡从英文本读过托尔斯泰著作者，莫不熟谙其名。莫德与托翁相熟，一辈子从事托著的英译，他的大著《托尔斯泰传》尤为读书界称颂。老翻译家徐迟同志和宋蜀碧同志现在将八十余万字的《托尔斯泰传》全书译出，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出版社也不惜工本，精装一厚册，彩色插图，外加精印包封。这么一本巨著，值得如此装潢，也值得爱好者收藏。定价6.50元，确实“物有所值”。
上面说徐迟等同志“现在”将此书译出，其实不确。徐迟同志等早在四十年代即已着手此事，戈宝权、茅盾、胡乔木、何其芳、刘白羽等老同志都积极支持出版，可是怪哉，五十年代以来，居然屡屡碰壁，答复都是“不宜再出”。徐迟同志在前言中简要地叙述了当年碰壁的经过，慨然写道：“那时我们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以及它的文艺几乎是全面否定的。除了世界和平理事会纪念一些文化名人时，我们也开个纪念会，出一、两本书，发少量的纪念文章，对于西方文化的优秀遗产我们并不是批判继承，而是干脆拒绝接受，有点儿唯我独尊、唯我独‘左’的派头。所谓‘不宜出书’是很客气的话，并非不可以出，不应该出，而是非其时也，不得已也。”
读了这些话，再看这本书，真是说不出的滋味。一场“左”病，累得中国人到八十年代还得补五十年代的课。
一度作为萨特挚友的存在主义作家加缪曾说过：“文学从来都是形象的哲学。”萨特一生的文艺创作正是这句话的写照。他的哲学，体现了一种独立不羁的忠于个人信念的精神，这对战后既不满资产阶级的统治，又对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持保留态度的知识分子，具有极为吸引人的魅力。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萨特戏剧集》分上下二册，翻译收入了他的八个具有代表性的剧本，附录《萨特谈“萨特戏剧”》，则收录了作者本人自述其戏剧创作意图的谈话和文章摘要。有意思的是，萨特在小说创作上成为传统的叛逆，作品里充满荒诞、主观的意念和心理感受，成为法国新小说派之嚆矢；但在戏剧创作上，他却注重逻辑的展开与结构的完整，恪守法国戏剧的传统。几年前，萨特的哲学特别是他的文学作品，曾被视为一次不大不小的“冲击波”，当其时，萨特的大多数作品尚未<SPS=1701>译过来。不少人依据的只是二、三手的资料，隔靴搔痒，难得真切。《戏剧集》的出版，则为全面、客观地理解和认识这位给予二十世纪西方文化以巨大影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读书》服务日之页
本刊特约记者 金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