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洁小说集英文版共收入了六篇中短篇小说。除个别者外，她几年来的写得比较好的作品几乎已全部囊入。其中《爱，是不能忘记的》是六篇作品中发表最早的一篇，初读这篇小说的西方读者，大约很容易认为这是一篇平淡无奇的爱情故事。如果他们得知这样一个“平淡无奇”的故事曾在中国的文坛及读者中引起过一场不小的风波，招来了许多非议，也许会觉得不可理解。然而，如果要理解中国的昨天和今天，这篇技巧并不很娴熟、做为爱情故事又嫌有些平淡的小说中却有许多绝不平淡的东西。小说的女主人公爱上了一个有妇之夫，这是否道德？争论就是围绕着这样一个古老的问题展开的。认为不道德者理由很简单，即任何情况下一个人爱上有妇之夫或有夫之妇都是一种渺小的、卑鄙的行为，是对传统道德观念的背弃。这些批评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很少或全然不对陷入爱情纠葛的男女主人公的感情生活做具体的考察和分析。他们的批评往往都是在一个相当抽象的水平上进行，都是对一定现成道德观念及道德规范的强调、阐释或小心翼翼的发挥。这并不奇怪。因为两千多年儒学的传统，使得中国人不仅以崇尚道德为自己民族意识的核心，而且以纲常伦理做为一切事业的根基，甚而法律的制订都要以道德规范为依据。如果说中国历来是一个以道德伦理为纲的国家，这绝不过分。忠孝节义这些观念，是个人生活的准则，也是国家生活的准则；它们既协调国家机器的运转，使数以千万计的封建官吏心往一处想、劲向一处使，而且也协调个人生活与国家生活的关系，以最大限度地使个人生活从属于国家生活。正因为如此，尽管儒学自孔子、孟子之后，又在十分漫长的时间里经历了诸般变化，道德伦理的崇高地位却从没有一丝一毫的动摇。历代的儒家和儒生们可以为了怎样才能成为有道德的人，以及究竟怎样理解孔子遗留下的那些言简意赅的道德训诫发生十分激烈的论争(这类论争贯穿于整个的中国思想史)，但论争无论多么激烈，双方的目的却都是维护这些道德训诫，或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它们进行某种补充或完善。在这一点上论敌们并无分歧。令人深思的是，在关于《爱，是不能忘记的》这篇小说讨论中，竟又发生了类似的情形，即使这讨论已经发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问题不在于那些对小说的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持否定态度的人，他们不但不隐讳自己维护的是一种十分古老的道德观念，反而因此理直气壮，——虽然这些道德信条在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都正经历着深刻变化的中国已经无可挽回地在崩溃。问题恰在于那些对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持肯定态度的人，他们在努力为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寻找合理依据，并且对烙印着封建纹章的陈旧道德观念进行激烈批评的同时，却热烈赞颂两个主人公那种非凡的自我克制的能力，并把这种情感的节制说成是一种十分高尚的情操。很显然，这些肯定男女主人公的爱情的批评者，其出发点也还是道德至上。使他们倾心的是张洁作品中流露出的感情倾向。小说的女主人公曾自称是一个“痛苦的理想主义者”。张洁显然对这个“痛苦的理想主义者”的形象充满同情、爱护，甚至崇敬。这一点对理解张洁的作品很重要。因为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张洁那些成功和比较成功的作品，就会发现她创造的那些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几乎都是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又无一不可以置入“痛苦的理想主义者”的行列之中。可以说张洁创造了一群“痛苦的理想主义者”的群像。当然，许多张洁作品的批评者和研究者也都看到了这一点。但是他们的研究和批评最后差不多都归结于张洁如何从理想和现实的冲突中对现实进行批判，以及张洁的作品中的人道主义内涵，如人的尊严等等。应该说这些分析和研究都并不错。然而，如果我们把张洁所创造的“痛苦的理想主义者”的群像放在中国特有的以道德伦理为纲的文化传统中去加以透视，则或可以揭示张洁作品的深层结构的内涵。
对今天的西方读者来说，张洁作品中的许多人物的行为大约都是难以理解的。例如《方舟》中的柳泉何以会那样怯懦，以至对自己最基本的生活权利都毫无信心，甚而认为要求和实行这种权利是一种奢望？又如《祖母绿》中的曾令儿，为什么竟会为一个完全不值得爱的软弱得如同一个软体动物般的男人做出那样沉重的牺牲，而且不仅如此，她还咀嚼玩味这种牺牲带来的痛苦，似乎在这痛苦中获得一种满足？按道理说，她们都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中有思想、有才能的佼佼者，却何以如此？这无疑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和心理现象。如要真正弄清这种心理活动的内在机制，恐怕要进行多学科的系统分析才成。但是，研究一下儒学思想怎样在两千多年的漫长时间里影响并左右着中国历代的知识分子，或许我们就抓住了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
孔子当年最得意的学生是颜回。他对自己其他的学生经常表示不满，唯独对颜回是例外。他曾以一种毫无保留的语气称赞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回过的明显是一种苦行僧式的生活，并以这种苦行为乐。从《论语》的种种记载来看，孔夫子自己大约并没有过这种苦行僧式的清苦生活。相反，他主张君子应当“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不以绀<SPS=2101>饰，红紫不以为亵服”，“狐貉之厚以居”。总之，十分讲究。那么，他为什么又那样赞美和推崇颜回的苦行主义呢？这是因为孔子学说的中心思想是“克己复礼为仁”。颜回显然是孔子心目中克己而行仁的模范，其模范程度，甚至连老师也自愧弗如。儒家思想是一个有非凡魔力的模子，中国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无论是任何人，甚而包括那些曾以战斗的叛逆精神大胆对儒家的传统思想和理论进行批判的人，都逃不开这个模型的铸造。因而，中国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无论在个人气质和个性上怎样千差万异，但在观念、信仰、生活态度、行为模式、思维方法等方面都有许多共同点。这些共同点我以为不妨称之为儒文化心态。中国许多年来习惯于把知识分子叫做儒生，大约不只是因为他们读四书五经等经典，其文化知识主要都来源于儒学，更重要的，是由于他们无不深深具有儒文化心态的诸般特征。而这些特征中最值得注意，对中国封建知识分子影响最为深刻的，恐怕还是孔子发明的以“克己复礼”为内涵的道德修养功夫。所谓“克己”，其精髓在于将一定的社会规范转化为人的内心道德要求这种自觉的自我改造。因此，尽管在后期儒学那里“礼”的内容已经与孔子所提倡的有所不同，是专指被高度概括了的封建秩序，但丝毫不影响儒生们将道德自我修养当做儒家或儒教的最重要的传统。或许会有人觉得追求自我道德修养并不只为中国的儒家所专有，例如西方基督教也强调它的信徒要讲求道德修养甚而为此有意追求苦行。但这只是表面上的相似。基督教强调“原罪”，它的修养和苦行是一种灵魂的洗涤，其目的是救赎灵魂。这是一种为了神、为了来世而进行的道德追求。而儒家与此相反，儒生的道德修养完全是入世的，其真正目的是为了使人的内心秩序与封建秩序达到一种完美的和谐。这种和谐成为他们人生的最高目标，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天命。他们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目标而终生努力不懈。这种道德修养无疑是封建秩序对人的一种异化，从宏观来说是一种对历史的反动，当然也还要承认它有积极的一面。例如，公正地评价孔子关于“仁”的观念，那还应该看到其中有很多不仅合理而且十分伟大的思想。孔子在解释什么是“仁”时，曾说：“仁者爱人”。许多研究者都指出这乃是一种原始的人道主义。这种具有中国独特文化色彩的原始人道主义，在孔子死后并没有泯灭，反而经过种种曲折发展形成一种封建主义的人道主义。它在历朝历代那些正直刚毅、具有独立精神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当中贯穿下来，成为一种伟大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传统。这使得中国历史上相当一部分儒生的自我修养和他们克己求仁的行为得到升华，因此青史留名，垂芳百世。这种例子不少。不过，这样的优秀人物毕竟是少数。就中国历史上大多数的读书人来说，这种道德修养多半都成为一种无止无休的内心分裂或自我虐待。尤其在宋代程朱理学兴起之后，此种悲剧就愈演愈烈。孔子虽然提倡克己，但他还没有大力提倡禁欲主义。朱熹则不然，他公开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原则，并以此做为他的哲学和伦理学说的中心。天理是什么？朱熹明确地回答，就是三纲五常。他还毫不含糊地认为，“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这就是说，为了实现纲常伦理，一个人应该完全、彻底地灭绝人的任何情欲。这给宋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倘若这严重后果只涉及中国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当做一种逝去的历史现象予以心平气和的研究。但是，问题恰恰在于这后果还一直延伸到今天。张洁的小说就是一个证明。要知道，张洁笔下的中国知识分子并不是封建时代的儒生，而是生活在今天的学者、教授、工程师、作家和受过现代科学教育的领导者。但是，我们从他们的行为和心理的活动方式中，不是很容易看到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吗？从一定意义上说，他们不就是一群现代儒生吗？《未了录》中那个命运乖蹇的老学者，能够在那样恶劣不堪的环境里心平气和、安之若素，能够对没有爱情也没有家庭，甚而没有起码人间乐趣的贫困生活有那样巨大的忍受能力，尽管晚景凄凉但他仍有那样大的勇气和毅力去致力于毫无希望的学术研究，这一切都使人触目惊心。当然，回顾一生时他也有种种遗憾和痛苦，孤独和寂寞咬啮着他的灵魂。然而他的痛苦并非由于终生的贫穷和非人的生活，相反，在即将离开人世时，他是宁静的，他似乎满意自己的苦行，并在这苦行中感到一种灵魂得以净化的苦丝丝的快感。总之，生活对他是一种修行，这修行现在终于完满结束。这就更使人触目惊心。这无疑是一个生活在电子计算机时代的颜回。再如《方舟》中的柳泉，则更是现代儒生的一个典型。这人物或许是张洁笔下的“痛苦的理想主义者”中写得最细致、最生动的一个。柳泉给人印象最深的，如前所述，无疑是她性格中的懦弱。不过，如果仅仅是性格懦弱，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因为懦弱是世界上许多人都具有的气质上的缺陷。值得注意的是柳泉在表现怯懦时那种独特的心理。如果仔细分析这个人物，读者会发现她并不是任何时候都怯懦，例如她对自己在行的业务工作就相当自信、能干。她的懦弱总是在她应当为自己的某种个人利益争取同情、支持时发生，即使那完全是一种正当的、无可指责的利益。无论是离婚，找房子，想做一种能发挥自己专长的工作，甚而是捍卫自己被造谣中伤的名声，柳泉都永远理不直、气不壮，似乎自己在干一件不道德的事。总之，她日夜在一种道德感的压迫和约束之中，而所压迫、所约束的往往不过是最起码的“人欲”。无论柳泉自觉或不自觉，她是在追求一种道德的自我完成。儒文化的影响已渗入她的灵魂的最深之处。或许有些西方读者会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在这些具有现代文化教养的十分聪明的知识分子身上，儒家思想竟还能有这么深的影响？我以为这可以从历史上中国封建知识分子在国家生活及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以及接受儒家思想教育的方式中找到解答。由于中国是一个以伦理道德为纲的封建国家，由于中国历朝历代都是利用儒生阶层来组成庞大的官僚机器(当然能做官的知识分子毕竟是少数，大量的“寒士”只能构成一个庞大的官僚预备队)，因此儒生们不仅为“学而优则仕”的实现，要学会娴熟的以道德治国治人的本领，而且，为了建设所谓“礼义之邦”，他们本身也必须成为道德修养的楷模。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朝历代的读书人都把道德修养看得高于一切的根本原因。此外，儒家教育在实行道德思想的灌输时，非常强调儒生应该把道德修养锻炼成为一种本能。这种教育获得了非凡的成功。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世世代代受到这样严格的训练，道德修养成为可以遗传的特殊心理，或者说，成为荣格所说的“集体潜意识”。当然，儒家这种道德教育的“成功”又是有限的。“天理”和“人欲”毕竟不能调和，毕竟不是所有的儒生都能炼出为存天理而完全去掉人欲的过硬本领，于是，就出现了“伪君子”这种人。这种伪君子在张洁小说中也得到了表现，如《祖母绿》中的左葳和卢北河，《条件尚未成熟》中的岳拓夫。他们也是现代儒生。不过，他们是从另外一面表现了儒文化心态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深刻影响。
最后需要强调，张洁笔下的“痛苦的理想主义者”毕竟不是封建时代的儒生。张洁的主人公们毕竟生活在二十世纪，生活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因此，他们的理想和痛苦，毫无疑问与旧中国、旧时代的知识分子有很大不同。无论他们对人生抑或对社会的态度，还有他们的道德伦理观念，与中国历史上的儒生相比，都已发生了种种变化。他们毕竟有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毕竟经历了“五四”以来在中国发生的一系列社会变革，毕竟对反对封建主义有很强的自觉性。这在他们的思想感情中，必然形成十分复杂的新旧因素的激烈冲突。他们差不多都是理想主义者，然而他们往往不能觉察，他们的理想经常包含着互相对立的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他们总是不自觉地以对理想的追求来掩盖这种矛盾，或者力图统一它们。然而，严峻的生活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打破他们这善良的愿望，迫使他们正视自己世界观中的矛盾；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不仅把他们投入一场空前的浩劫，使他们受尽苦难，而且再次迫使他们不得不重新审度自己奉为真理的信念。这种审度是非常痛苦的，何况张洁的小说中的主人公差不多个个都非常敏感。有趣的是，这些知识分子虽然都痛苦异常，内心没有片刻平静，但几乎没有一个能与儒文化心态真正决裂，相反，他们往往又拾起道德修养的旧方，去医治自己内心的创伤，去平息灵魂深处的苦痛；当然，其结果只能是使自己更加痛苦而已。张洁笔下的“痛苦的理想主义者”们几乎无一能逃出这种恶性循环。
关于张洁的小说，关于她这本介绍给西方读者的作品选集，当然还有许多话可说。但小说毕竟得去读，那么最好还是让读者自己去读。至于读者读后怎样理解张洁，那也是读者自己的事。不过倘西方读者在阅读张洁小说时，不仅不感到不同的文化意识是理解的障碍，反而进一步增加了解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兴趣，那将是我们大家都高兴的事。
李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