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追溯了明治以来，日本人民一贯受到所谓“膺惩支那”的教育。正是在这种“膺惩”和“护国”的气氛中发动了向外拓殖的甲午之战。
一九三○年，在靖国神社中拟定了“元寇弘安战役六百五十年纪念会宗旨书”。它点明了纪念会的宗旨是：“一旦时局变化，国民能象祖先消灭元寇那样建立大功。这对于鼓舞天下的士气，振兴国民精神，会起很大的作用，这是坚信不疑的。”作者把这种纪念活动称作是“学者、教育家、军人等总动员”。当日本全国举行了一连串“激发国民精神”的纪念活动以后，便发动了侵占我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
由于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日本拓殖主义者要把全世界人民的注意力从中国的东北移开，于是又制造借口，发动了上海事变。在此之前，仍然利用“元寇入侵”这个题目，在有关地点举行集会，不久，纪念活动就一下子变成了“一·二八”事变的军事行动。
日本青年镰田诚一，从小就受到要“对元寇报复”的教育。他刚进小学的时候，今津地区成立了“元寇发掘保存会”。十岁时，“元寇被歼处纪念碑”揭幕，一九二○年，在“护国电影育成会”拨巨款支助下，拍摄了电影，《国难全十四部》，共二百三十集，在全国放映，以“统一国民思想，发扬护国精神”。这一年，镰田诚一刚进入中学。当他读中学三年级时，举行了“文水之役六百五十年纪念”。一九三一年，举行“元寇弘安之役六百五十年纪念时，诚一已经到达上海，在内山书店当职员。由于从小受到这种欺骗人民的“历史教育”的毒害，在“一·二八”事变中，诚一充当了“日本侨民自警团”团员。
鲁迅先生知道镰田诚一是中了拓殖主义者的毒，便把日本学者箭内亘所著的《蒙古史研究》讲给诚一听，指出：中国人曾受到过许多次侵略，受元朝压制的也包括中国人民。鲁迅用日本人的著作，讲中国的历史，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欺骗。当镰田诚一知道自己受骗的时候，“啊”的一声，脸色都变了。这个青年二十八岁就病死在日本。临死前还叫着：“天啊！让我好起来吧，我要回上海去重新做人啦。”他还要求把他的坟墓面向着上海。鲁迅为镰田诚一写了墓碑，碑记中有“方期再造，展其英才”的话，横地岗认为这八个字的含意，不仅局限于镰田诚一个人，而是希望日本人民都象诚一那样有所觉悟。鲁迅把这篇碑记编入《且介亭杂文二集》，同一集中还收入了批判日本政府对青年施行侵略教育的文章。因为这种虚假的“历史教育”与“护国教育”实质上正是为日本帝国的拓殖事业服务的。
今天，日本的有识之士都认为：日中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必须正确地对待历史，不容有任何掩盖与歪曲。可是，几十年间延续下来的拓殖主义教育，其影响是很难一下子清除掉的。就在一九八二年，在镰田诚一的故乡，还在进行歼灭元寇七百周年的纪念活动。再从拍摄《山本五十六》电影，拒绝在历史教科书中承担侵略责任，掩盖屠杀中国平民的事实，直到首相率阁僚正式参拜供有战犯的靖国神社这一连串活动来看，日本内阁中虽然不再设置拓殖大臣，但是首相和阁僚头脑中的拓殖思想是不是依然存在呢？假“护国”之名、为侵略张目的宣传是不是已经绝迹了呢？这是需要继续观察，认真对待的。
读书小札
学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