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者》是乔依斯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中的最后一篇，发表于一九一四年。与其它姐妹篇一样，它基本上也是以现实主义的方法摄取了都柏林生活的一个片断。情节并不复杂，行文也很流畅，不象他后期作品那么艰深。但是，它的涵义却远非初看起来这样简单，它不仅对《都柏林人》全书起了一种归结作用，甚至被称为“乔依斯创作的关键”。在乔依斯全部庞杂晦涩的作品中所呈现的是一个近于瘫痪崩溃的世界，其中生与死，今与昔，真实与象征，主观与客观互相纠缠，互相渗透。这是乔依斯独特的世界，也正是他把这个神秘世界连同描绘它的技巧带进了现代派文学。T·S·艾略特说过：“在运用神话方面，在处理今与古持续的平行方面，乔依斯追随着一种方式，而其他人却必须追随他。”《死者》也许正是这种方式的小小雏型，只等羽毛丰满，便能拍翅高飞了。
乔依斯的小说不仅前后呼应，而且与他本人的经历有不解之缘，对照着他的经历来理解他的作品会使人感到亲切得多。《都柏林人》产生于一群名符其实的都柏林人原型，在《死者》中我们也处处可以窥到作者的面影，在很大程度上人物的思想就是作者自己的体验与悟彻。主人公加伯利敏感善良，自尊而又羞怯。带着与乔依斯一样的无框眼镜，具有与乔依斯一样的文化修养。他也和当年的乔依斯一样，为《每日快报》撰写文学评论。
在一个白雪如银的冬夜，加伯利携同妻子格莱达参加姨妈家的年会。小说前半部分详尽地描述了宾客满座，应接不暇的热闹场面，似乎显得轻松有趣；但是笔锋一转，席终人散，后半部分便沁透了一股哀愁凄凉的寒气。古老的爱尔兰民歌把格莱达少年时代的密友迈克尔重又抛到她眼前，使她神志恍惚，痛不可忍。加伯利当时正热切地沉浸在对婚后生活的甜蜜回忆中，突然发现自己还有这么一个不在人世的情敌，一时间感到屈辱与忌妒。但是他渐渐从人间的私情中豁然升华，不仅理解了妻子，而且自叹不如迈克尔那样饱含着强烈的爱：“他的双眼满涌着泪水，他自己从来没有对一个女人产生过如此的感情，但是他知道这样的感情必定是爱。”这个生者与死者所共享的世界，这个时空无垠的世界，向他打开了那难言的奥秘。望着窗外纷纷扬扬的大雪，他心驰神迷，“他的灵魂趋向那数不清的死者集居的地方，他感觉到了但又不能理解他们的固执而又时隐时现的存在。他的自我也融汇到一个不可捉摸的世界之中，这个曾一度为死者成长生活过的坚固世界正在消隐，萎缩。”他的主观意识与外在世界慢慢混为一体而渐趋模糊……。
这一切正是乔依斯自己所体验过的人生滋味。他的妻子诺拉也有过这么一个男友，此人得了肺病本应卧床静养，但为了给她送行，悄悄前来站在苹果树下冒雨为她唱歌，不久便离开了人世。迈克尔的名字甚至也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诺拉开始之钟情于乔依斯正因为他长得象他。据说乔依斯为此愤愤不平，直到后来在莫尔的一支歌中他发现死者对生者也怀着妒意，这才找到了一种戏剧性的对应物，得到了某种解脱，领悟到“看起来生者与死者是彼此忌妒的”。一九一二年他最后一次回爱尔兰时凭吊了小山上迈克尔孤零零的墓地。
小说的旨意耐人琢磨。乔依斯在这里把生者与死者交织在一起，看起来有双重意义。一方面，死者并不曾真被埋葬，他们绝非安静地躺在地下，而是依然活在生者的心里。他们可能从来就不甘寂寞，象《呼啸山庄》中凯瑟琳的怨魂一样，十八年间不分昼夜地骚扰着希斯克利夫，使他爱恨交集，朝夕不安。但他们也可能象本篇中迈克尔一样沉静矜持，安卧在格莱达的内心深处，尽管上面添了一层又一层新的印记，却仍然顽强地潜伏着。一旦得到合适的信号，便如闪电撕破漆黑的夜空，心灵中顿时迸发出轰鸣的雷声，重新震撼生者。在乔依斯的作品中，芬内根决不是唯一的复活者。死者，也就是逝去的一切，故人往事，无不可包括在内，广义地说，也可称之为经验。它们贮存在人们的意识之中，捉摸不着，却有压力。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的思想行为方式，因此不仅对现在，也对将来不断地施加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死者没有死，而生者不仅生活在现在，也同时生活在过去。
另一方面，有些人虽然活着，却部分地甚至全部地死亡了。这种精神上的死者也是乔依斯的拿手好戏。《死者》中大多数活人显得还不如迈克尔更有生气。格莱达的热情随着迈克尔的天折已渐渐枯死。加伯利觉得自己在乎庸中消磨年华，简直比不上迈克尔。他寻思着，“与其随着年龄增长惨淡地枯萎，不如在情感的充分发挥中勇敢地投入另一世界。”生者之间彼此很难沟通，反不如他们与死者间的关系。加伯利在男女宾客中落落寡合，时时想避开他们，即使是他多年相处，自认知己的妻子，也保持着一个他所完全陌生的封闭的内心世界，他感到灵魂的孤独寂寞，“好象他与她从来没有象夫妇那样生活过。”
但是生者与死者的最后统一还在于所有的生者都要完成向死者的转化。“一切事情都有终结的时候”，加伯利想到周围的人“一个个都要成为幽灵”。僧侣们睡在棺材里，因为“棺材能提醒他们的归宿”。乔依斯以这种方式提醒人们不要忘记了自己的下场。这个现在是生者的世界也曾经是死者的世界，无动于衷的大自然就象白雪一样覆盖了人类的一代又一代，而将来也还必然这样继续下去。实际上并不能分清生者与死者，生中有死，死中有生，彼此揉合，互为依存，时光流驰，世代更迭，这就是浑然一体的大自然与人类历史。乔依斯在本质上是把生者统一到死者中去，因此处处飘浮着一层看破红尘的淡泊之气，虚无，悲悼，压抑，不胜伤情。但是欲哭不能，欲罢又不休，因为事物还存在着另外一面，那就是加伯利在宴席上所说的：“生活之路布满了这样伤心的回忆，如果我们沉湎于此，那就找不到勇气去面对现实生活，所有的人都有活生生的责任与感情，它们有权利要求我们进行艰苦的努力”。这种现实感、责任感与虚无感、幻灭感是同时并存的。这两种看来对立的人生观在乔依斯这儿，在许多现当代作家那儿，都奇妙地结合在一起。他们看到了人受客观的限制，包括受自己躯体的限制，总想去突破它，但最终还是感到无能为力，不时发出阵阵哀鸣。
乔依斯的世界观，特别是他对艺术和历史的看法都是在他的家庭背景、个人经历中逐步形成而发展的。乔依斯的父亲开始支持爱尔兰民族运动，后来不欢而散，乔依斯与他父亲一样，从此产生了一种被出卖的感觉与对立的情绪。生为都柏林人，他却鄙视民族情绪，安然置身于爱尔兰民族运动之外，自称要成为“欧洲作家”。他赞赏易卜生的格言：“我生来是挪威人，但精神上却是世界主义的。”他反对艺术去迎合公众口味，认为“文学高于政治”。艺术与社会的对抗，人与社会的游离和敌对成了他一再重复的主题。乔依斯执意要表现的是世界，人类，不受限制的时空。有人称他的作品是从“岛屿的现实发展到世界性的丰富”。《死者》中就混合着浓厚的爱尔兰地方色彩与对人类有普遍意义的因素。乔依斯长期流亡欧洲，宣称“流亡就是我的美学”，但是他对爱尔兰的感情也是双重的，就象加伯利一样，口口声声说“我对我的国家感到厌烦了”，但别人叫他“西大不列颠人”时依然感到不快。乔依斯的乡土情实际上从未泯灭过，他的作品主要是从他称之为“亲切而卑劣的爱尔兰”，尤其是故乡都柏林吸取养料。他自己也承认，“流亡在欧，才学到了要做都柏林人”。他与都柏林保持地理上的距离以便更好地观察他的人民。他写这本基于真人真事的《都柏林人》是为了给他们一面镜子，“好好照照自己”。这本书在故乡遭到了反对，因为它揭出了人们的道德面貌。乔依斯从此不愿再回爱尔兰，因为“我不想冒犯老乡亲”。
乔依斯要写抽象的人类，势必采取蔑视或躲避现实生活的态度。他认为现代文明不可救药，现代人的形象渺小卑贱。他对历史的看法是悲观的，梦魇式的，无非是古往今来，循环往复而已，这就多少否定了人类存在的价值。人类的历史确实贯穿着生与死，但并不是简单的生死循环，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程。人从自在进入自为，再不是动物般自生自灭了。人不仅能利用自然，更能有意识地改造自然，使它为人类服务。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然与人类社会的不同在于，“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①历史证明人类社会是在人类有意识的努力下不断前进的。人类能对死亡感到忧虑、痛苦，这是人性高出动物性的证明。但人的伟大不仅仅表现在对死亡的自觉意识上，更表现在明知死亡的不可避免却照样勇敢地面对人生。生命在于运动，精神在于追求，这种追求一旦停止，不要说个人，就是民族、人类也将失去真实的意义，因为“单纯的习俗生活……带来了天然的死亡”②。习俗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持续，生活的丰满与深刻则没有了。而《死者》中大部分人的生活都散发着这种腐朽的味儿。乔依斯目睹西方文明的衰败与世界大战的疯狂，不能不更多地看到社会与人心的阴暗面，对人类命运充满疑虑，他的作品反映了资产阶级社会的衰竭没落。马克思说过，资产阶级“艺术上的胜利，似乎是以丧失道德品质为代价换来的。人类整个说来是获得愈益强大的控制自然的权力，而单独的个人却变成受另外一些人支配或受自身卑劣性支配的奴隶”。③乔依斯表现的就是这类奴隶。他以厌恶的心情描写人的劣根性，说明他多少还认为人应该有些尊严与价值。可是他看不到前途，认为这就是无法改变的人类本性，所以虽然也说两句发挥理智力量之类的话，总是改变不了悲观的基调。
乔依斯对自己作为文学流派的过渡性人物是相当自觉的。他对欧洲文学有很高的造诣，为了表现一个现实与梦幻混杂的世界，他综合地运用了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的艺术方法。《死者》是两者结合的典型。它发表之时正值意识流小说成型之际，它具有从现实主义向意识流过渡的特点，表现在：一，生活的真实主要存在于感性活动中，在描写人物和事件时侧重描绘其心理效果；二，象征手法的普遍运用。
乔依斯在掌握人的细腻的情感变换上着墨不多，但句句击中要害，能曲尽其妙。例如从格莱达失声痛哭到真相大白这一段，加伯利经历了一连串长长的感情锁链：惊讶——微笑——笑的消失——无名怒火——挖苦——假装冷漠——尴尬——挖苦——惭愧——悲伤——恐怖——羞怯——愤怒全消——新奇——同情可怜——慷慨落泪。一个本性清高善良，自认受了委屈的丈夫形象被刻划得维妙维肖。这段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描写着力于表现内心感受。乔依斯善于捕捉“闪过心灵深处的火焰的跳动”，小说描写加伯利作客时碰了几个小钉子后的心理反应具有一种主观真实：不可捉摸，无人知晓而又变化多端。加伯利的意识还属于正常的心理活动，但已开始表现出时序的颠倒，自由联想的突兀性和隐私性。例如他对往事的回忆就以一个个片断的形式映在他意识屏幕上。又如他陷入沉思时，时而象回到死者的地方，时而又仿佛看见姨妈将来死去的场面，这中间并不需要作者的引导，而只是自由地滑动。过去、现在和将来在人的意识中毫无界限地打成一片，特别是结尾中他的睡意<SPS=1260><SPS=1245>与世界消融的感觉渐渐向无意识过渡，同时进入一个寂静的彼岸世界。
小说的总的倾向是主观压倒客观。格莱达其实只是一个心理上的形象，加伯利为她构思的《隐隐的乐声》是她真正的肖像——静态的，失神的，似乎并不生活在现实之中。至于迈克尔，根本就没有出场，可是他以一双大大的传神的黑眼睛和唯一的一句话“不想活”使读者觉得栩栩如生。
象征在本篇中占相当重要的地位，乔依斯对他使用的形象和语言是精心挑选的，它们确实能象密码似地传递一种无法确切明说的信息。全篇紧扣主题，自始至终笼罩着死亡的阴影，甚至餐桌上的谈话也插进了象征死亡的棺材。年会和祝词都代表着习俗的重复，生活的循环。当加伯利想着妻子时，便回忆起曾与她在寒风中隔窗看到工人在象征着热情的炉火前制瓶，他还傻乎乎地问：“先生，火热吗？”这说明他们俩人没有感到火的温暖，而他压根不懂得热情。在旅馆的卧室里，加伯利不要蜡烛，他们进行谈话时就象两个影子，而他还借着路灯的微光在镜中瞥到自己更为苍白的影子，这都是意味深长的。结尾时他迷茫地望着雪花，隐隐感到“出发西行的时候到了”。这句奇怪的话中的“西行”一方面是回到现实：爱尔兰的现实，格莱达与迈克尔在西部相爱的现实；另一方面也暗示走向死亡。加伯利虽然在黎明前入睡，但黎明却象征着他精神上的顿悟，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处境，领略到人生的真谛。
但小说中最主要的，效果最强烈的象征无疑是这弥天大雪。很难说出雪一定象征着什么，因为它是多重性的，含混的。如果说流水象征生命，那么雪作为凝固的水，就象征着死亡，它也的确象死亡一样有彻骨之寒。雪铺天盖地面来，遮盖了整个爱尔兰，乃至整个世界，说明了死亡的无所不包。雪花漫天飞舞，绘人一种空旷飘逸的感觉，茫然若失，体会到世界与人生的虚无。雪锦绵而下，象征着流光冉冉，无始无终，送走了世世代代无数的生命。雪是轻软的，就象死亡降临之不知不觉……雪有多少特性，便包含多少寓意，便能提供多少想象。所谓客观对应物的妙用大概就在于此了)它有主观概括所不能穷尽的丰富性，直接依赖读者的敏感而得到发挥。《死者》正是在这种充满诗意的不确定性中虽然而止，使读者随着雪的降落得到一种精神上的升华，一种高居于欲求和厌恶之上的静止的美感：“他的灵魂渐渐入化，他听到雪从宇宙中轻轻飘下，轻轻地落在所有生者与死者之上，犹如他们的终结一样。”
(《死者》中译文刊于《外国文艺》一九八○年第四期)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341页。
② 黑格尔：《历史哲学》116页。
③ 马克思：《在人民报创刊四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说》。
钱满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