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生物学谈起 自从一九七六年哈佛大学的爱德华·奥·威尔逊的专著《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①问世之日起，社会生物学这门学问就算在美国正式诞生了。照威尔逊自己的定义：“社会生物学是一切社会行为模式的系统研究，其中既包括动物的社会行为，也包括人类的社会行为。”这门学科综合了生物科学领域中的许多学科，如脊椎动物学、无脊椎动物学、群体生物学、动物行为学、遗传学、生态学、生理学等的知识，甚至包括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伦理学等学科的内容，是一门交叉性、多学科的综合学问。
事实上，威尔逊是想通过这门学科，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架设一座相互沟通的桥梁，他在一九七八年写道：“社会生物学是一种桥梁学科，桥的这一边是自然科学，桥的另一边是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正是由于社会生物学超越了自然科学的传统范围，它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关注和争论。不过威尔逊的胃口可能过大了，例如：“也许说社会学和其它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是有待于包括到现代综合进化论中去的生物学的最后分支是不过分的。因而社会生物学的一个功能，就是以把这些学科纳入现代综合的方式重组一些社会科学的基础。”当然，正如他自己表示的那样，他只不过是想为社会科学作点贡献，强调社会科学理论必须以自然科学为基础，才能把各种文化之间的鸿沟填补起来。有人误以为威尔逊要用自然科学冲击甚至取代社会科学理论，这种理解是不准确的。对于社会科学与生物学的关系，威尔逊的理解应该说还是恰如其分的。他曾写过一篇题为《生物学与社会科学》的论文，结尾是这样的：“生物学是理解人类本性的一把钥匙，社会科学家不能忽视生物学中正在出现的原理。但是就其潜在意义而言，社会科学在内容上要远为丰富得多。社会科学终将吸收生物学的有关思想，并且通过不断的比较使这些思想显得贫乏起来。”
身为自然科学家的威尔逊，的确是通过创立社会生物学为沟通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联系作出了贡献。美国著名社会科学家丹尼尔·贝尔甚至把社会生物学列为七十年代社会科学的四大进展之首。可见，社会生物学已超出了自然科学的领域，跨入了社会科学的范围。它不仅以自己综合的、多学科的边缘、交叉性质，从生物学出发直接涉及了不少社会科学学科内容的基础，而且以自己的观点、方法等从多方面影响了社会科学的研究和发展，引起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广泛关注。
短短几年中，社会生物学由美国发轫，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与其说是社会生物学的研究对象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兴趣，倒不如说是社会生物学的研究方法和新的思路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对研究对象作总体的观察，综合的分析，这是当前许多学科中新兴的方法论的共同特点。
为了对研究对象进行精细的、专门化的研究，科学的发展使得学科的分化日益众多，新兴学科层出不穷。但是科学分科的现实，又有它本身的缺陷和局限性。人们发现，从总体上把握对象，获得全面准确的理解，对于知识的深化是十分必要的前提。跨学科的研究，各种知识的相互影响与促进，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的方兴未艾，突变论、耗散结构学说、协同学的蓬勃发展，都反映了科学发展的这一趋同之势。社会生物学也是这个潮流中的一个浪花。纵观人类知识的发展潮流，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日益结合，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一种势不可当的“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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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统一是科学本身发展的需要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脱节已经给人类社会带来了许多损失甚至灾难，这已经成为举世共睹事实。应该承认，就整体而言，社会科学落后于自然科学，没有跟上自然科学的前进步伐。
自从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能力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增长。现代科学技术激动人心的发明创造，更使得整个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面貌日新月异，奇迹丛生。人类能以如此巨大的规模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使社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飞速前进的狂飙时期。
这些成就基本上是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所创造的。在科技领域中，新见解、新理论、新发明、新技术，象瀑布一样倾泄到人们的头上，其震击作用有时使人目眩神摇，于是有所谓“信息爆炸”、“知识爆炸”之说。自然科学领域中一次次的革命和突破，不断地冲击着世界，加速了社会的发展，也造成了种种问题和危机，人类社会的实践证明了本世纪最伟大自然科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深刻论断：“单靠知识和技巧并不能使人类走向幸福和高尚的生活。”②
自从现代科学技术兴起以来，给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使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造福自身的能力有了极大的提高。但是，在当今的世界上，人类社会所包孕的苦难，并不比过去更少。无疑，苦难的形式有所变化，但如人类能制定出度量苦难的定量方法(随着生理学与心理学的发展，这并非不可想象)，上述判断一定会得到证明。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会繁荣社会生活，促进社会发展。这理应给人们创造更多的幸福，使人类摆脱更多的痛苦。但社会实践中的逻辑并非如此简单。
落后国家自不待言，贫穷和愚昧这对孪生子能带来什么，是不言而喻的。即便是在那些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国家里，社会病态和人间的痛苦也是有增无已。国家是富了，人民的希望却日见渺茫。更不必说还有全球性的环境污染与公害、资源浪费和枯竭的威胁、不可遏制的军备竞赛了。正因如此，那些形形色色的科技发展悲观主义哲学才得到了赖以存在的环境。显而易见，人类的目标：“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是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③，与这种势态恰恰是南辕北辙的。有的西方学者指出，经济科学与社会科学落后于物质的科学，是人类现代灾难的原因之一；一切重要的社会问题，只有通过发展社会研究的途径才能解决。这些看法所反映的实际上是这样一个问题：自然科学在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社会科学的前进步子却慢得多，至少跟不上自然科学的发展速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产业领域中一次次的革命，气势磅礴，锐不可当，的确显示了排山倒海之势。可是社会科学的领域中，相形之下却显得平淡、无为、沉寂和荒芜。
无庸讳言，在一个各个领域都充满了矛盾冲突和混乱纷扰的世界上，正是人类面临着新的挑战，孕育着新的理论突破和思想出路的非常时期。面对着各种世界性的难局，以自然科学的进步为参照标准，人们期待着社会科学的重大进展，是完全合理的实际要求，应该说这也是社会发展本身的需要。因此，目睹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现状，人们感到失望甚至幻灭也就可以理解了。法国社会科学家J·P·布蒂内认为，近二十多年来，“社会科学实际上没有什么进展”，他明确写道：“社会科学——尽管怀着实用主义的，甚至是富有战斗性的抱负——不得不承认现在的情况是一种失败。”④
我国社会科学家赵复三说：“有的学者认为，自十九世纪以来，社会科学并未在变革世界中取得成功。……其原因之一固然是在于社会科学以外的因素，但还有一个原因则在于社会科学本身，往往强调为研究而研究”⑤。由此可见，那种书本式、经院式的研究所导致的社会科学发展的不能令人满意，是显然不可回避的严酷现实。
这种现实，不管是源于社会科学之外的因素还是社会科学本身，社会科学的失败，或不成功、或落后，给人类社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是可以肯定的。因此当今世界的种种难局，就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者而言，原因不在自然科学不发达，而是社会科学的落后。
那么，社会科学为什么会落后呢？应该对此进行认真的分析。首先，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问题，也就是研究人们生活中的问题。社会科学家比自然科学家更致力于研究人及其周围世界，研究人的相互关系。人是生活在历史之中的。历史是无数以往现实的积累，是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的人们在其所处的现实基础上，努力理解自身并改善自己的命运的活动中创造出来的。社会科学的任务，就是给人们提供解决社会现实中的问题的智慧、能力和方法。历史是动态的，前进的，永远不会是静止的，尽管前进速度并不一样，但历史的车轮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因此，不同的历史阶段就会有不同的社会问题，就需要不同的社会科学。从这一点出发，就决定了社会科学的性质：它是一个开放的体系，而不是一个封闭的、自我完成的体系；它只能在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中保持自己的生命和活力，而永远不能结束真理。
从这个角度讲，当前社会科学的落后和失败，是由于用旧历史过程中的成就应付新历史阶段的问题所造成的。正如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一书中所指出的，社会科学面对新的问题“并没有恰当的理论”，“所使用的仍然是二百年前的语言，更常用的是二百年前的假设。”这种情况可称为社会科学与历史的脱节。
检验社会科学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社会实践又在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的推动之下迅猛发展着。因此，社会科学要想不与历史脱节，只能与现代科技密切结合在一起。英国哲学家B·罗素在其《西方哲学史》中论述希腊智者苏格拉底时说：“苏格拉底的主要关怀是在伦理学方面而不是在科学方面。他在《申辩篇》中说过：‘我和物理学的探索是毫无缘分的’。”如果说这位两千多年前的社会科学家可以在与自然科学绝缘的情况下攀登智慧的高峰的话，那么今天的科学家已没有这样的便利了。当代自然科学已渗入社会事物的各个方面，如果社会科学家处于和自然科学隔离的状态，必然导致社会科学的停滞退化和萎缩凋零。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科学与历史的脱节也就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脱节。
还应该看到，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脱节，不仅使社会科学受到损失，而且同样危害了自然科学的发展。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一部在苦难中寻求生路的探索史、奋斗史。在这条曲折艰苦的道路上，有不少正直的知识分子和爱国的仁人志士，抱着“科学救国”的美好愿望奋斗过，然而都无例外地归于破灭和失败。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仅仅依靠自然科学，不仅救不了国，连科学自身也救不了。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脱节，说明科学本身是分裂的、不完整的，还处于自身发育不成熟的阶段。不统一的科学是软弱无力的。科学的强大有力在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统一，也就是人们说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联盟。这种联盟，将使统一的科学出现于人类社会之中。也只有统一的科学，才能发挥自身的潜力，使科学在这个世界上“充分就业”。
与科学能力相适应的事业，包括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今天人类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科学还没有完全进入，甚至被蛮横地禁止进入。与科学相对立的是愚昧；而与科学相抗衡的，则是神学。凡是没有科学的地方，就一定有神学。现代的神学(有时也以科学面目出现)给社会带来的，只是黑暗、落后甚至倒退。
拿破仑曾经说过：“只有科学的征服才是不留遗憾的征服”。人类发展到今天，终于认识到：科学应该征服全世界。但这里所说的科学，既不是自然科学也不是社会科学，而是由二者联盟、结合而成的统一科学。也只有统一的科学，才有征服整个世界的力量。
二百多年前，法国启蒙思想家、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卢梭在探讨人类苦难的尝试中指出：“人类的各种知识中最有用而又最不完备的，就是关于‘人’的知识。”⑥今天，这一论断仍然没有过时。人类虽然已在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获得了巨大的认识能力和丰富的知识，但关于“人”的知识还是极不完备的。因为“关于人的知识”不仅需要各种宏观知识和微观知识，更要求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有机结合与协调统一，成为体现人类最高智慧的知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脱节与不统一，既对科学本身的发展不利，也威胁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给人类的前景投下了阴影。因此，无论从哪方面讲，科学的统一都是当今世界的紧迫任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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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比知识更有力量“知识就是力量”，培根这一名言现已成为一种普通的常识了。在一般的意义上，在培根所处的知识相对贫乏的年代，这一断言几乎具有绝对真理的性质，从而决定了它以后的广为流传与深入人心。然而在今天，我们就可以说，这句话只有相对的真理。因为经过千百年来社会实践的检验，特别是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人类社会的发展实践告诉我们，在世界的进步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我们的知识，而是我们如何去运用知识。
“巴黎小组”的发起人之一，法国当代学者让－雅克·塞尔旺－施赖贝尔在他的名著《世界面临挑战》一书中写道：“世界正在寻找并必将找到已经出现的变化的哲学基础。过去使我们受到压抑并迫使我们遵从其规律的永恒有限性被冲破了。人类终于掌握了取之不尽的唯一资源：信息，知识，精神”。
知识同智慧相比，究竟何者更重要呢？应当说，智慧比知识更有力量，这是新世界的哲学基础之一。首先应该明确的是，知识并不等同于智慧。有人统计，世界上的知识约五年就增长一倍，即翻一番，但是我们决不能说人类的智慧每五年增长一倍，智慧、知识、信息是有区别的。知识和信息已多到了“爆炸”的程度，今后还会不断地膨胀和扩大，但是有谁能说智慧也到了“爆炸”的边缘，甚至能说智慧已不贫乏了呢？
众所周知，传授信息比较容易，但是传授知识就十分困难了；所以我们现在比较公认客观的考试一般是测验学生究竟已获得了多少信息，而不是测验他们获得了多少知识。从这里来看，考试成绩最好的学生并不就是最优秀的人才。至于传播智慧，那是每个教师都会望而生畏的任务，因为这将涉及到每个人的吸收能力和逐渐的渗透作用，是一个潜移默化的无形过程。至少无法用一张卷子来判定学生的智慧水平。
这是由信息、知识和智慧的复杂程度所决定的。有人分析了三者的差异：信息是矿沙，是所有的容易获得或不易获得的事实和思想的总和，并可在某个时刻供人参考，知识是人们把大量的事实和思想的总和投入熔炉之后，提炼和组合而成的可供使用的东西。大部分知识都是专门知识，是关于某一领域、某一科目、某一程序、某种思想方法、某门科学、某种技术、某种价值准则体系、某种社会组织及权威形式的认识。而智慧，则是知识的综合，是由学科知识升华而成但又超越学科界限的理论；只有在理论的指导下，信息才能变得特别有用。因此，信息、知识和智慧这三者的区别在于：信息是平列的；知识是组合起来并且有深浅之分的；而智慧是有生命的，并且是灵活的⑦。
因此，在信息、知识、智慧这一推动人类开创一个新时代的无限资源中，智慧是最高成果；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了“知识就是力量”，现实和未来正在表明并必将证明人类认识的新的深度和高度的里程碑：“智慧比知识更有力量”。
无疑，现代社会的发展动力主要是由科学技术所提供的。但是正如英国著名的历史哲学家托因比所指出的，“人类不能只靠技术生活”。科学技术的发达必然极大地提高社会的经济能力，但是这种发达并不必然提高社会的质量。这一点，希特勒的纳粹帝国已作了绝好的历史证明。因此，科学技术本身如果得到发展并不就是社会发展的成功；而发展过程中的“技术失败”，只是一种政策上的失败，而不是技术本身的失败。
著名美国科学史学家乔治·萨顿提出了“三种统一”，即自然是统一的，科学是统一的，人类是统一的。他充分认识到需要一种能够把全部知识综合一体化的巨大努力，从而尽可能地发挥科学的开化能力和解放能力，建立科学的新人文主义，实现科学的人性。现代科技的发展提出了这样的要求：需要一种能够驾驭科学的智慧。人类只有不作科学与技术的奴隶才能明智地利用它们，从而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然而，“自从十八世纪以来，现代社会专门追求知识，大多放弃了智慧的追求。因此，毫不奇怪，要对他们巨大的科学知识建立一种综合，现代社会发现自己无能为力。换言之，他们缺乏一种驾驭他们的科学的智慧”⑧。在科学知识加速度发展的时代，智慧的需要显得十分迫切。对于正在努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我国来说，认真吸取现代社会的经验，尽早认识到现代社会在信息－智力产业方面的需要与缺陷，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无比深远的历史意义。这是关系到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向何处发展，乃至现代化能否成功的重大战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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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伟大的事业 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使得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溶合成为时代的趋势。人类各种知识只有经过新的综合一体化，从多种渠道百川合流，才能获得更加伟大的势能而一泻千里。任何社会解放运动的基础和保证，实质上都是思想的解放；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就是一个思想进步的过程。因此，进步的本质就是智慧的深化与提高，也就是人类智能的扩大。
要追求智慧，就要建立以现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为基础的统一科学；这样，才能使科学革命不仅仅局限于自然科学方面，而是让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发生“同步革命”，促成良性循环，协调发展，创造出统一的科学智力共同体，充分发挥科学的一切潜力，使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以科学的最佳方式运转前进。
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是当代科学工作者(包括社会科学工作者和自然科学工作者)共同的历史使命。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必须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学术联系和交流提到今天科学发展的议事日程上来。在科学中，建立新的联系就是发展和进步；知识的重新组合不仅是一种创造性的过程，而且是深化知识、追求智慧的必由之路。本世纪初，罗曼·罗兰曾代表欧洲的知识分子发表过《知识独立宣言》，一九二○年国际联盟成立“知识交流委员会”，委托爱因斯坦、弗洛伊德等人负责联系。他们呼吁各国知识分子为学术自由与国际了解携起手来。现今，国际间的学术联系和交流已经广泛开展起来了。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学术交流还受到了学科、专业的限制。这种“知识交流”还局限在专业“同行”之间。这种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在学术、思想方面，“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沉寂局面，必须尽快改变。
建立统一的科学，攀登智慧的高峰，这是一项开创性的事业，需要大批有识之士以打破坚冰的勇敢气魄，冲破习惯势力、陈旧观念及各种历史的与现实的束缚与桎梏，创造条件，开拓前进。中华民族已用自己伟大的智慧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思想，为在当今世界各种矛盾，冲突，威胁和险境的根源——两种制度的对立中一筹莫展的人类社会开创了新的生机，找到了新的道路。这是中国人民巨大智慧的辉煌证明。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创造统一科学的熔炉，提炼驾驭科学知识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智慧的智力“奥林匹克”运动中，我们这个民族也一定会夺取金牌，为全人类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① Edward O.Wilson，Sociobiology：the New Synthesis，HarvardUniversity press，1975.本书编译本已列入“走向未来丛书”，将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② Timothy Ferris，The Another Einstein.Science 83，N.10。
③《马恩选集》，第三卷，第443页。
④《人文科学和社会实践》，《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第一卷第二期。
⑤《社会科学与中国的现代化》，出处同上。
⑥《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62页。
⑦《世界新产业革命动向》，第80页。
⑧ Denis Goulet，《为全球社会服务的科学与技术》，《科学对社会的影响》，一九八三年第二期。
李昆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