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都把凯恩斯在一九三六年发表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作为这场“革命”的标志。从那时到现在已有近五十年了。这些年来，尽管资本主义的经济现实和经济理论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凯恩斯所提出的理论与政策仍在发生作用，当人们论及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争论与发展时仍常常要回到凯恩斯所发动的这场“革命”。因此，把三十年代的“凯恩斯革命”作为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开端是有道理的。
解放后三十多年来，我国学术界曾发表过不少文章或专著介绍、分析“凯恩斯革命”的内容与实质。这些分析对我们了解“凯恩斯革命”，特别是对我们认识它的反动性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极“左”思想的影响，这些文章又难免存在失诸片面之处。例如，不少同志的文章都引用了列宁对凯恩斯的评价：“一个人所共知的资产者，布尔什维主义的死敌”。这个评价确实概括了凯恩斯的阶级立场与政治态度。但是，过去往往忽视了列宁在这段话之前对凯恩斯的另一段论述。列宁认为，凯恩斯所写的《和约的经济后果》(这里的和约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签署的巴黎和约)提供了“特别有价值的材料”，凯恩斯在本书中所得出的结论“比任何共产党人革命家的结论更有说服力、更能引人注目、令人深思。”(参见《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191页)列宁没有能够活到一九三六年，也无从对“凯恩斯革命”作出评价。但是，列宁关于凯恩斯的评论对我们正确分析“凯恩斯革命”仍然是有启发意义的。
一
凯恩斯在经济学理论上的“革命”是放弃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永远能实现充分就业的论断，承认由于“有效需求”的不足，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存在着失业。
三十年代之前，在西方经济学界占统治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从萨伊定律出发，否认了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以生产过剩和失业存在为特征的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他们认为，只要让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生产就不会发生过剩；只要工人不提出过高的工资要求，就可以实现充分就业。但是，三十年代的大危机发生后，大批产品找不到销路，工厂纷纷倒闭，几千万工人处于失业状态。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破产了，西方经济学发生了“第一次危机”。
正是在这样动荡的时代里，凯恩斯背叛了他原先信仰的理论，企图用一种新理论来解释资本主义社会所存在的问题。
凯恩斯批判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存在充分就业的论断。他指出，在新古典经济学所承认的“摩擦失业”(由于劳动力市场上暂时的供求失衡而出现的失业)与“自愿失业”(工人不愿意接受现行工资水平而出现的失业)之外，还存在着工人愿意接受现行工资水平而找不到工作的“非自愿失业”。所以，国民收入处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只是一种特殊的情况，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才是一般的、正常的情况。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失业的原因不在于供给，而在于需求，在于“有效需求”的不足。有效需求是商品的总供给价格和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状态时的总需求。总供给价格是全体资本家在进行生产时所要求得到的总价格，包括成本和预期的利润。总需求价格是全体资本家预期社会所愿意支付的总价格。有效需求决定就业量，失业的存在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凯恩斯进一步探讨了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他认为自己的理论贡献是发现了决定有效需求的“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即心理上的消费倾向，心理上的灵活偏好，以及心理上对资产未来收益之预期”(《通论》，第207页)。所谓心理上的消费倾向即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这一规律是指，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也在增加，但由于“先验的人性”，在增加的收入量中，用于消费的部分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这就造成了消费需求的不足。心理上对资产未来收益之预期即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资本边际效率是指资本家增加一笔投资时预期的利润率。随着投资的增加，资本边际效率是递减的，这是投资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投资不仅取决于利润率，而且还取决于利息率。只要利息率比利润率下降的幅度更大，利润率与利息率的差额更大，资本家还是愿意投资的。那么，利息率能不能大幅度下降呢？凯恩斯用心理上的灵活偏好来解释这一点。灵活偏好是指人们出于交易、预防与投机的动机想以现金形式保持其一部分财富的愿望。利息是对人们在某一特定时期内放弃这种偏好的报酬。由于灵活偏好的作用，利息率不能大幅度下降，它的下降有一个最低限度，低于这一点人们宁愿保有现金而不去储蓄了。这样，由于资本边际效率的递减和利息率受流动偏好的限制不能大幅度下降，投资需求也就不足了。用有效需求来说明就业的决定，又用三大心理规律来解释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这就是凯恩斯有效需求原理的基本内容，也是西方经济学家所称道的“凯恩斯的革命性的贡献”。
从历史上看，有效需求原理并不是凯恩斯本人的新发明。孟迪维尔的《蜜蜂的寓言》其实就是用需求不足来解释社会经济的衰落。马尔萨斯曾用有效需求的不足来解释失业现象。以后也还有一些经济学家用需求或消费的不足来解释经济危机。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之所以能受到高度重视，不仅仅是因为他的理论比以前的理论更加系统与完整，而且主要是因为它的出现适应了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三十年代大危机以及由此所引起的经济理论的混乱造就了凯恩斯这位“英雄”。
应该承认，对于新古典经济学以及已往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而言，凯恩斯有效需求原理的出现的确是一场“革命”。这首先就在于它否认了资本主义存在充分就业的必然性。在西方经济学中，萨伊定律长期被捧为绝对真理，充分就业被作为研究经济问题的基本前提。尽管也有一些经济学家对这些问题提出过疑问，但还没有哪一个经济学家敢于大胆否认它，即使在大危机发生后也仍有一些经济学家企图维护这些传统教义。因此，凯恩斯对传统理论的否定，对失业存在的承认，的确是西方经济学中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其次，凯恩斯从需求的角度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也是对传统经济学的背叛。在凯恩斯之前，经济学家们总是重视供给问题，把供给作为社会经济问题的关键。即使有一些经济学家从需求的角度提出过问题，也或者由于论述不够充分，或者是由于时代没有这种要求，而不受重视。凯恩斯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提出了有效需求原理，系统地从需求的角度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需求不足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表现之一——生产无限扩大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所造成的。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说，有效需求原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所在。
但是，凯恩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革命”并不是以一种正确的理论来代替错误的理论，而是以一种错误的理论代替另一种错误的理论。这就在于凯恩斯对有效需求的不足没有作出正确的解释。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社会中失业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本身。资本家的生产是由剩余价值规律所决定的。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并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把愈来愈多的资本用于购买生产资料，而相对减少了购买劳动力的资本，这样就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另一方面，由于在激烈竞争中中小资本家、手工业者和农民的破产，劳动力的供给却增加了。失业的存在既是资本主义存在的需要，又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把需求的不足以及失业的存在归结为心理规律，就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凯恩斯的理论无论比新古典经济学有了多大的不同，但在实质上仍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范围。这在于，凯恩斯在分析问题时仍然是用现象来代替本质，用在表面的联系上兜圈子来代替对内在规律作出分析。凯恩斯所提出的“三大心理规律”就是这种分析的典型。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抹杀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各阶级消费的根本差别；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只是从现象上描述了利润率下降这一现象而没有说明其内在原因；心理上的灵活偏好歪曲了利息的本质，重复了历史上利息是“节欲的报酬”这一谬论。这些规律都以心理分析为基础，以某些现象为依据，而抹杀了决定心理的经济的和阶级的根源，回避了这些心理现象背后的内在规律。就是在分析方法上，凯恩斯也是沿袭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供求均衡方法，连他自己也承认：“我们分析当前经济行为之方法，仍不外乎供求之交互反应。”(《通论》，第4页)只不过他是把新古典经济学对特殊情况(充分就业)的分析扩大为对一般情况(既有失业又有充分就业)的分析而已。美国经济学家克莱因在《凯恩斯的革命》一书中曾指出：“凯恩斯始终是个古典经济学家(即指新古典经济学家——引者)，在读本书时应常记住这一点。”这个评价还是恰当的。
二
凯恩斯在经济政策方面的“革命”是放弃了新古典经济学以自由放任为基调的政策主张，而代之以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政策主张。
自亚当·斯密以来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直是反对国家干预，主张自由放任的。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能否消灭失业关键在于需求，即在于有效需求能否使国民收入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不是经济机制的不完善，而是基本心理规律的作用。依靠市场供求关系自发调节不可能提高有效需求，实现充分就业。要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必须由国家直接干预经济生活，即“让国家之权威与私人之策动力量互相合作。”(《通论》，第321页)在凯恩斯看来，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是使资本主义制度免于全部毁灭，而又使个人动力得以成功地发挥作用的唯一切实可行的办法。
凯恩斯不仅提出了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必要性，而且提出了目的在于扩大有效需求的政策措施。凯恩斯提出的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就是国家通过对财政收入(税收)与财政支出的控制来调节经济；货币政策就是国家通过中央银行系统控制信贷和利息率来调节经济。凯恩斯经济政策的直接目的在于刺激有效需求，解决当时严重的失业问题，所以政策是以扩张为基调的。具体来说，在财政政策方面，他主张国家通过各种措施来刺激消费和投资，这就不仅要鼓励个人消费与投资，而且最重要的是由国家承担起投资的责任，进行直接投资，例如，增加国家的购买或由国家举办公共工程。国家的大量投资不仅可以通过乘数(乘数是投资增加对国民收入的倍增作用，因为某一部门投资的增加不仅会增加本部门工人的收入与消费，而且会引起其它部门工人收入与消费的增加)的作用数倍地增加国民收入，而且可以间接刺激私人的消费与投资。凯恩斯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主张实行赤字财政。他说：“举债支出虽然‘浪费’，但结果倒可以使社会致富。”(《通论》，第109页)这就因为如果政府通过增加税收来增加开支，必然减少了个人开支来增加政府开支，对有效需求刺激的作用不大。只有既不增加税收又增加开支，进行举债支出才能有力地刺激有效需求。在货币政策方面，凯恩斯主张扩大信贷，降低利息率，以刺激投资。但是，凯恩斯从心理上的灵活偏好这一规律出发，认为利息率并不能降低得太低。所以，他强调政策重点不是货币政策，而是财政政策。
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理论也并不是凯恩斯的独创。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时期，曾产生过不同的主张。在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时期，当资本主义经济本身的力量还不够强大，需要借助于国家的力量来发展经济时，代表这一时期资产阶级利益的重商主义是主张国家干预的。十八世纪以后，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了，经济力量也强大了，它完全可以依靠本身的力量来发展经济。因此，从亚当·斯密到马歇尔都是主张自由放任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后，资本主义由私人垄断发展到了国家垄断，这样就需要出现一种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出现的。克莱因在分析凯恩斯的理论与政策的关系时曾指出：“他并不是先有理论再有实用政策，而是先有目的在于医治真正的经济病症的实用政策，再由此引伸出他的理论。”(《凯恩斯的革命》，第36页)国外的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林特，在分析罗斯福新政和法西斯德国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与凯恩斯主义之间的关系时，也指出：罗斯福新政与法西斯德国的经济政策是凯恩斯主义的先兆，而凯恩斯主义则是对它们事后的说明。凯恩斯主义之所以能受到资产阶级广泛的支持与拥护，其根本原因也在于它适应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需要。
在当代，许多国家都对经济生活进行了干预。但是，不同性质的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目的与性质是不同的，这种不同取决于生产关系的性质以及由此所决定的国家的阶级性。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国家是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表，它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是为了调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以使垄断资本家能获得最大的利润。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国家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代表，它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是为了使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得到发展，以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需要。混淆这两种国家干预的根本区别是错误的。也正因为如此，凯恩斯的理论与政策主张从整体上是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经济的，更不能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
强调两种社会制度下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根本对立，并不等于否认不同性质国家干预之间的某些共同之处。从这种意义上看，凯恩斯的政策主张对我们也还是有一些启发的。首先，凯恩斯主张刺激消费，扩大需求来促进生产发展。我们并不能象凯恩斯那样提倡浪费性的消费，也还没有条件象发达国家那样实行高收入，高消费。但是，这种消费促进生产的思想，对我们认识消费在经济中的作用，克服那种压制消费的极“左”思想，不是颇有启发吗？其次，凯恩斯主张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调节经济，实际也就是主张用经济手段来调节经济。这一点也是有道理的。资本主义经济依靠经济手段来调节，社会主义经济也应该主要依靠经济手段来调节。尽管它们在如何运用经济手段、运用什么经济手段方面有所不同，但在应该运用经济手段这一点上是共同的。最后，凯恩斯还论述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具体内容，其中某些措施，例如实行赤字财政，大量增发货币是我们所不应采取的。但是，另一些措施，例如鼓励私人消费与投资的措施(特别应该指出，随着个体户的发展，指导私人投资的财政政策就更显得重要了)，中央银行通过利息率来调节经济的作法，都对我们有一定借鉴作用。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指出，我们“必须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管理方法。”这里所说的“先进经营管理方法”不仅包括管理企业的方法，即微观管理方法，而且还包括管理整个国民经济的方法，即宏观管理方法。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们认为凯恩斯的政策主张以及资本主义国家根据凯恩斯主义所制定的经济政策对我们还是有启发与借鉴作用的。
三
凯恩斯在经济学研究方法方面的“革命”是用宏观经济分析法代替了微观经济分析法。
新古典经济学采用的是微观经济分析法，即个量分析的方法。这种方法分析的是单个厂商和居民户的经济行为，所要说明的是单个商品或生产要素供给量、需求量与价格的决定。这种分析方法与新古典经济学以资源的充分利用(即充分就业)为前提，主要研究资源配置问题的内容是相适应的。
凯恩斯所要解决的是资源的充分利用问题，这样就必然以整个国民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这种内容的变化要求分析方法上的变化。于是，凯恩斯用宏观经济分析方法代替了微观经济分析方法。
宏观经济分析方法亦称总量分析法，它是要研究国民经济中有关总量的决定、变动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从整体上说明国民经济的情况及其变动趋势。凯恩斯就是运用这种宏观经济分析方法来解决社会总就业量的决定与变动问题的。这就是说，凯恩斯不是从个别厂商与行业就业量的决定出发，通过对个量的加总求和来研究总就业量的问题，而是从整个社会经济出发抓住了总就业量、国民收入、总供给、总需求、总供给价格、总需求价格、总投资、总消费、总储蓄、社会消费倾向、社会储蓄倾向、利润率、利息率、价格水平等能反映整个国民经济活动情况的总量与平均量概念。凯恩斯通过对这些总量的决定、变动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来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失业存在的原因。凯恩斯运用这种鸟瞰式的总量分析，不是要说明经济的细节，而是要说明经济中的主要问题。美国著名的凯恩斯主义者迪拉德曾指出，凯恩斯《通论》的“通”字，有两重含义，第一是指这种理论适用于一般情况，而不象新古典经济学那样仅适用于特殊情况(充分就业的情况)；第二是指这种理论所分析的是整个经济体系，而不是个别厂商与行业。前一点是指其内容，后一点是指其方法论。也只有总量分析的方法才能适用于说明一般情况的理论。
以整体社会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宏观经济分析的渊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十七至十八世纪的古典经济学。其中斯密对国民财富形成与增长的分析，魁奈对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问题的探讨都是很有价值的。但是，宏观经济分析的真正形成还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要求经济学家们能从整体上研究社会经济问题，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建立和经济计量学的形成又为从整体上研究经济问题提供了条件。在凯恩斯之前也有许多经济学家从整体上研究经济、周期、货币数量、价格决定、利息率变动等问题。凯恩斯总结并发展了这些宏观经济研究，使宏观经济学形成一个体系并有了一套理论。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托宾称《通论》是宏观经济学的“大宪章”。
宏观经济分析方法的形成在经济学中是一次巨大的变革。它为人们从总体上认识国民经济变动的趋势，分析经济中各种总量的关系和决定调节经济的具体政策措施提供了一种有用的分析工具。因此，应该承认，凯恩斯在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革命”，对经济学的发展以及经济学的实用化是有贡献的。
当然，也应该指出，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分析方法与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是根本不同的。这就在于尽管从形式上看，他们都把经济体系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但马克思的分析是要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证明它的必然灭亡，这种分析是对现实的理论概括；而凯恩斯的分析则是用量的分析来掩盖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以及阶级对立，从而达到为资本主义辩护的目的。克莱因在对比马克思与凯恩斯的分析方法时，虽然也认为“两位作者都把经济体系作为一个总体看待，没有纠缠在细微的静态的无法澄清的混淆之中”， 但是又不得不承认他们之间有许多重要的不同，特别是在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态度上，“凯恩斯想辩护，想保存，而马克思则想批评、想破坏”。(《凯恩斯的革命》，第103页)当然，在认识到凯恩斯宏观经济分析方法根本性错误的基础之上，把它的一些具体方法运用到对社会主义经济下各种经济总量关系的分析还是很有意义的。
凯恩斯主义的出现，在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上的确称得上是一场“革命”。当代各种经济学流派与思潮的产生与发展同它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所以，正确认识“凯恩斯革命”的性质，深入分析它的内容，既要从理论和实践上对它作出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批判，又要看到它的某些合理因素，这应该是我们正确评述当代西方经济理论的出发点。
阅读参考书目：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英〕凯恩斯著，徐毓<SPS=1171>译，商务印书馆一九七七年十月第三次印刷，1.05元；
《凯恩斯的革命》，〔美〕克莱因著，薛菁康译，商务印书馆一九六二年十一月第一版，0.80元；
《凯恩斯学说指南》，〔美〕汉森著，徐宗士译，商务印书馆一九六三年十月第一版，0.90元；
《凯恩斯经济学》，〔美〕迪拉德著，陈彪如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十二月第一版，1.85元
梁小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