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滨逊这个名字，在中国知识界好象没有人不知道。 虽然有人未必读过《鲁滨逊飘流记》，就象未曾读过《阿Q正传》，却知道阿Q其人一样。但对唐敖，人们却很生疏，尽管知道《镜花缘》这个书名，甚或某些故事情节的可能不少。不久前一次闲聊中，有位朋友误将鲁滨逊当作《镜花缘》中海外岛国的人物，就是一个例证。这种张冠李戴使我联想到，《镜花缘》中的唐敖，与鲁滨逊究竟有什么不同？能不能把他当作中国鲁滨逊式的人物？
据近年有的学者考证，李汝珍的《镜花缘》成书定稿是在嘉庆二十二年，即一八一七年。笛福的《鲁滨逊飘流记》初版于一七一九年，比《镜花缘》早近一个世纪。不过，如讲辈份，唐敖比鲁滨逊可能还要长一辈呢。
唐敖和鲁滨逊都曾远游海外，《镜花缘》和《鲁滨逊飘流记》就是以他们海外各种奇遇为线索展开故事情节的。作为文学现象，这或许可以算是相同或相似的一例。但是，如果由此再推进一步，把唐敖当作鲁滨逊式的人物，那就失于细察，难免凿枘了。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他们出游的目的和结果完全不同。唐敖是因为科场失意，郁闷多病，要“到大洋看看海岛山水之胜，解解愁烦”。他在游历了大小三十几“国”以后，最后到小蓬莱吃了“仙草”，顿时撒手凡尘，成仙入道了。唐敖走的是那时一些失意文人的老路：弃儒逃仙。鲁滨逊则不然，他不安于舒适的家庭生活，为了探寻新的世界，攫取财富，执意远游。他三次航海，到了巴西。在成了种植园主以后，又往非洲贩运黑奴，因为遇风失事，流落荒岛，经历了意想不到的困难，呆了二十八年，最后成了那个殖民岛国的主人。从唐敖和鲁滨逊的经历和结局可以看出，他们一个是中国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形象，一个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殖民主义的典型。
马克思曾讲过，鲁滨逊的故事，绝不是“表示对极度文明的反动和要回到被误解了的自然生活中去”。鲁滨逊这样的人物，“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十六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86页)。他是近代文明培育出的英雄形象(参见《资本论》第一卷)，在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那种冒险进取的创业精神。中国十八世纪没有也不可能出现鲁滨逊式的人物，十九世纪出现的唐敖同样也不是鲁滨逊式的人物。
中国历史上一向以为自己是世界中心，中国以外都是蛮夷之邦。这个用“夷夏之大防”自我封闭起来的自大心理，使得一般知识分子根本不知道中国以外是个什么样子，更不用说到域外去亲眼看一看，探寻新的世界了。李汝珍在十九世纪初历史还没有跨进近代大门的时候，却把眼光投向“天朝”以外的殊方异域，并在那儿看到许多比“圣人之邦”更值得礼赞的东西：不但有山水旖旎、秀丽动人的自然风光，还有象君子国的“耕者让畔，行者让路”的社会文明，简直是理想的“礼乐之邦”了；甚而就连黑齿国，无论男女，也都满脸书卷秀气，尽是风流儒雅的气派。“东方一隅为中国，余皆夷狄”，一直到晚清，那些封建士大夫还执拗地坚持这样陈腐的观念。李汝珍在一百六十多年前竟敢这样描写，承认中国以外也有礼乐文明，这不能不说是一大胆的开风气之先的思想。
鲁滨逊困居的荒岛，与唐敖游历的海外岛国，简直没法相比，它还是未经开发的蛮荒之地。奇怪的是这个没有任何人类文明迹痕的荒岛，却可以诱发起人们一股征服自然、改造世界的强烈愿望，而《镜花缘》中那些描写虽然可亲可爱，却只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幻境，它并没有向人们展示一个新世界。李汝珍只是把历史上一些神话传说，经过夸张虚构，给人们提供了一些驰骋美文学的联想。
有的同志说《镜花缘》“具有反封建倾向”，理由是它讽刺了当时一些不良社会现象。确实，李汝珍对海外岛国的许多描写中，对看风水、讲属相、打卦算命这些迷信陋习，对“嫁娶、葬殡、饮食、衣服以及居家用度”普遍存在的“失之过侈”，都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痛恨那些假道学、伪君子，象白民国把“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念成了“切吾切以反人之切”的学究，淑士国“无论贫富，都是儒者打扮”的酸腐冬烘，他都作了辛辣的嘲讽。他还揭露了八股文和科举考试的危害流毒，“两当十五之年，虽有板凳椅子而不敢坐焉”，是一个“才子”做的“三十而立”破题。八股文培养的就是这样的废物！难怪他把一年一度的“岁考”说成是“活地狱”了。最突出的还是对女儿国的描写，这对封建社会的男尊女卑，应该算是一种抗争。他还让那位博雅多闻的多九公，受窘于黑齿国两个女学生，被她们问得“抓耳搔腮”，“满面青红”，最后只好承认学问不如她们。至于后半部作者写的一百个女考生，个个都才华风发。当她们被录取以后，齐赴“红文宴”， 表演琴棋书画，各样灯谜酒令，以及双陆、马吊、蹴<SPS=0615>、投壶等游戏，更是令人目眩。大概这个缘故，胡适才说《镜花缘》是一部讨论妇女问题的书(参见《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但如果由此肯定《镜花缘》有“反封建倾向”，那恐怕还是言过其实。李汝珍笔下那些海外岛国，从开始进入的君子国，它是泰伯之后，世俗人文，都是“天朝文章教化所致”；最后到达的轩辕国，它是黄帝之后，所以鸾歌凤舞，一派升平景象。它们都是根据理想化了的封建模式构造的。人们从中得到的印象是：封建制度并没有腐朽，只不过“礼失而求诸野”，它在域外生发着旺盛的生命力，还是值得人们礼赞、向往的。一切腐败的社会现实，只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与封建制度并没有关系。他的讽刺、针砭，都没有超出封建思想允许的范围。即便象女儿国，“男子反穿衣裙作为妇人以治内事，女子反穿靴帽作为男人以治外事”，这样反其道而行之，对那些倍受封建压迫的女性来说，倒是出了一口气；对社会制度来说，却没有丝毫的改变。如果说《镜花缘》对妇女问题从形式上把男尊女卑颠倒为女尊男卑，在当时算是冒天下之大不韪，那么，这样的大不韪也只能算是“对着干”，还不能叫做反封建，因为从思想规范到社会结构，它都没有能越出封建轨道一步。
我这段近乎翻案式的议论，无意要否定《镜花缘》的成就和价值。我只是想说明为什么唐敖不可能是鲁滨逊式的人物。一个还没有意识到自身是囚在牢笼中的作家，是不会允许自己笔下的人物去充当冲突牢笼的英雄的。当然，如果仅止停留在这样的认识上，好象唐敖和鲁滨逊的不同，只是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投影，那也过于简单化，也要流入庸俗社会学的套套。唐敖和鲁滨逊性格上的差异，还有他们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这或许是更值得我们去探寻的。
还在本世纪初，《鲁滨逊飘流记》就由林琴南译介给中国读者了。林氏在译序中就曾从中西文化传统的不同对鲁滨逊的性格作了说明。他说：“吾国圣人，以中庸立人之极”；“英国鲁滨逊者，惟不为中人之中，庸人之庸。故单舸猝出，侮狎风涛，濒绝地而处，独行独坐，兼羲、轩、巢、燧诸氏之所为之，独居二十七年始返。其事盖亘古所不经见者。”把鲁滨逊在荒岛的经历，和中国历史上羲、轩、巢、燧这些传说人物相比，这同样犯了马克思曾经批评过的文化史家的毛病。但林氏说鲁滨逊性格的特点是“不为中人之中，庸人之庸”，并认为这与中国“圣人”主张的“中庸”相对立，还是八九不离谱的。鲁滨逊的性格集中体现了历史上资产阶级积极进取的冒险精神。
恩格斯曾经把冒险精神说成是从文艺复兴到十八世纪推动资产阶级进行变革和创造的“时代特征”(参见《自然辩证法·导言》)。中世纪城堡的摧毁，新大陆的发现，世界市场的开辟……这些被当作近代文明发展标志的历史，又有哪件同资产阶级进取冒险的精神没有联系？“它第一次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移和十字军东征的远征。”(《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4页)当然，这当中还有资产阶级对殖民地的掠夺，但我们谴责资产阶级这一暴行时，不能单纯出于陈腐的道义原则，连他们进取冒险的精神也给否定了。它是跳跃着人类生命之光，凝聚着人类文化的结晶，体现着力量和创造的一种精神啊！
鲁滨逊是英国人，从民族性格来说，英国人与法国人不同，与德国人也不同，与美国人差别就更大。恩格斯曾指出克里木战争中，欧洲各国军队在组织、体制和一般管理制度上都大体一致，但由于民族性格、历史传统和文化水平的不同，又造成了许多差异(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一卷，第466页)。不过，从许多材料中我们又可以看出，尽管他们有着很多不同，但有着共同的特征：性格外向，乐观进取。这和中国传统思想崇尚恬淡自守，奉行不偏不倚的中庸原则，恰是鲜明的对照。“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尽管两千多年前孔老夫子有过这样的慨叹，可是“中庸”却不胫而走，成了中国封建社会为人处世的最高原则，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据说是“圣人”才能达到的境界。有意思的是，虽然中庸有着这么重要的地位，却并没有公认一致的权威解释。历史上不少人七嘴八舌，谁也不曾说服谁，直到近年它仍然是学术界争论的一个问题。我们如果不去掉书袋，也无妨给它大致作一描画：老成持重，安分守己，不偏不倚，知足常乐……这些好象都与中庸有点瓜葛。不过，前人对它们有个很雅的概括：甘于恬淡，乐于守拙。与此相反，锋芒毕露，争强好胜，乐于进取，标新立异……这些在中国传统思想的词典里，多少总是带有一点贬义的。刻薄的目之为轻躁，厚道的视之为没有“修养”。
当然，甘于恬淡，乐于守拙，作为个人修养，是无可厚非，甚而是值得钦仰的。但是，如果它成了规范整个民族的普遍信条，那又是一回事了。历史上无数生机被窒息，许多创造被扼杀，不正是在这样的道德原则下干的吗？有位研究科学史的朋友就认为，中国历史上科学技术很早就有惊人的成就，可是后来逐渐落后了，特别是到了近代，西方已大踏步跨进实验科学的大门，我们还在中世纪“方技”水平踟蹰不前。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传统儒家思想文化对人们的禁锢。这样的讲法不能说没有相当的道理。
和中庸相对立的，一个是狂，一个是猖。按照孔老夫子的解释，“狂者进取，猖者有所不为也。”所谓“猖”，大多是富有才智而又不甘于和当权统治者同流合污，他们洁身自好，退隐山林，成了隐士，这种人历史上不少。所谓“狂”，不是指的狂妄，而是敢于进取的狂放，这样的人历史上当然也不少。不过类似鲁滨逊那样富于冒险的进取类型的人，历史上是否有，恕我疏漏，好象不曾找到。二十四史中有游侠，有隐逸，有独行，似乎有点相近，但仔细一琢磨却发现哪一类都对不上号。我想即或有几个鲁滨逊式的人物，也无法改变传统文化轻进取，尚持重的价值原则。孔老夫子就说子路“好勇”，是“无所取材”。他一味地高倡“君子尤所争”，把“力”和“德”、“勇”和“义”对立起来，“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勇敢离开了“义”就没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和儒家唱对台戏的老子，同样主张“不争”，他要“不为天下先”，以至连人类基本物质要求和认识活动也都否定了，“和光同尘”、“返<SPS=0579>归真”，最好能象刚出世的婴儿，无知无欲，才是理想的状态。所以，中国历史上就象鲁迅讲的，“凡事都不容易有改革，前驱和闯将，大抵是谁也怕得做。”结果守节的贞妇，死谏的愚忠，殉道的义烈塞满了旧史，唯独“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象唐敖那样一肚子牢骚，也不过跑到海外去放一放，他还肩负着为那些降落红尘的十二个名花仙子返本还原的使命。他躲避了旧世界恶流的吞噬，却没有能从中走向新世界。他缺少的正是鲁滨逊那种大胆进取、勇于冒险的精神。
包遵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