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而已集》中有《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因不谙其事，对鲁迅著作了解不深。希望能比较完整地了解此案的情况，特投书贵刊求教。
上海劳家
“所谓‘大内档案’这东西”，这是鲁迅发表在一九二八年一月出版的《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七期上的《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的第一句话。
鲁迅此文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当时的官僚政客对档案文件的极端不负责任的态度和公开盗窃、抢劫的丑恶行为。回忆这段历史，有助于了解我们党是怎样重视历史档案，也可帮助读者了解“大内档案”一案的始末。
“八千麻袋”的由来
“大内档案”即存放于清宫内阁大库的档案，主要是明清两代的档案图籍。从时间上看：有清代入关以后的案卷，有清初由盛京移来的旧档，有清初征集到的明末档案；从内容上看：有皇帝的谕令文书，有臣工上奏的公文，有各种修书簿册；从形式上看：有制、诏、诰、敕、黄榜，也有题、奏、表、笺、黄册、试卷。这些珍藏在大内的档案是我们研究明清两代历史的珍贵史料。
宣统二年(一九一○年)为修内阁大库，将一部分档案移至文华殿，另一部分档案认为是远年的旧档没有用处，准备焚毁。当时张之洞是大学士军机大臣管学部，他派学部官员罗振玉去接收应交学部的库藏图书，准备设立学部图书馆(即现在的北京图书馆)。罗振玉在参加接交图书工作的时候看到了这批档案，这里面大多是珍贵史料。他建议张之洞奏请停焚。获准后，将其中一部分试卷藏于学部后楼，其他档案装成八千麻袋，移至国子监南学。
“麻袋们”的厄运
第二年，辛亥革命取得胜利，这批“麻袋”落到北洋军阀政府手里。鲁迅说：他在一九一二年看到这些“麻袋”的时候是“塞在孔庙中的敬一亭里了，的确满满地埋没了大半亭子”。麻袋“仿佛常常减少，工役们不是国学家，所以他将内容的宝贝倒到地上，单拿麻袋去卖钱”。“麻袋们”就这样安稳地躺了十来年。
一九一八年，才着手清理这些“麻袋”。鲁迅说：当时之所以要着手清理，是因为他们“以为麻袋里定有好的宋版书——‘海内孤本’”之类的东西可以窃为己有。鲁迅并被指定参加了第一次清理工作，以后的几次鲁迅就没有参加。这些麻袋每清理一次就被盗窃一次。鲁迅叙述道：奇怪呀！什么总长、次长、参事，甚至留学生忽然都变成考古家了。有的要拿进去看看，等到送还的时候，往往比原先的要少一些。有的则边检查边塞到洋裤袋里。这些人就是这样明目张胆地伸出了他们的黑手。这批档案在遭到这样的大劫之后，一些工役也“手执长木棍，搅着，拾取些黄绫表签和别的他们所要的东西。”剩下的散放在午门门楼上的档案后来又装回了麻袋。
“麻袋们”的厄运并没有到此结束，紧接着的是四次被卖。
第一次是一九二一年，教育部由于几年发不出薪水，就和历史博物馆一起将这批散放在午门门楼上的档案，作为废纸，秤了秤，一共十五万斤，以四千元的代价卖给了北京西单同懋增纸店。这是中国近代档案史上公开破坏历史档案的一个重大事件。当时就曾引起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被称之为“八千麻袋”事件。历史博物馆本来是保护文化遗产的机构，竟然在教育部的指使下，把历史档案作为废纸拍卖。
同懋增纸店买得以后，就运到定兴、唐山去造纸。为了运输方便撤去了麻袋，改用芦席捆扎(只有八百多麻袋贺表没有改包)，为了捆得结实，在捆扎时还泼上水。罗振玉了解这批档案的珍贵价值，他听说后以两倍的价钱买回来。这是第二次被卖。
罗振玉把认为珍贵的留下，并编印成《史料丛刊初编》。其余的又以一万六千元倒卖给前驻日公使李盛铎。这是第三次被卖。
李盛铎是一位收藏家，他的确从里边得到了一些奇货。但他也没有时间和人力把所有的麻袋都检视一遍。
第四次被卖是一九二八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很想利用这批档案，就以一万八千元的代价从李盛铎的手里买了过来。
这批档案，第一次卖出时是十五万斤，经过几次转手，最后卖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时只剩下十二万多斤，减少了二三万斤。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从一九二九年五月开始到一九三○年七月止，对这批档案进行了整理，汇编了四十册明清史料(后移交北京大学)。那些残破不堪的，大约五万斤，又重新装回了麻袋，这就是我们要在后面说到的一千七百麻袋。
解放后的清理
一九五三年——一九五四年，明清档案馆(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接收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移交的清朝内阁大库档案时，也接收了存放在午门门楼上的一千七百麻袋。接收后一直封存，没有动过。四川大学教授徐中舒曾参加过当时史研所对这批档案的清理工作。他说，这是“管理不能，弃之不可”的东西。这一放，又是四年。
一九五八年，国家档案局已经成立三年多了，认为不能再让这一千七百麻袋躺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里睡大觉，它里面究竟装的是什么？这些东西究竟有什么价值？这神秘了几十年的谜底应该揭开。
怎样才能更好地揭开这个谜底？国家档案局不敢贸然从事，在一九五八年三月份给国务院写了关于为什么要清理和怎样清理大内档案的报告。没过几天，习仲勋同志就在报告上批了“同意……”。
我们清楚地记得，这次清理工作是由国家档案局副局长邱兰标同志具体领导的。
在第一次清理工作开始之前，邱兰标同志带领干部十七人先抽查了五麻袋，以便解剖麻雀，了解情况，取得经验。在这五麻袋中只拣出了一小包比较整齐的文件，也谈不上有什么价值。从这个情况分析，一千七百麻袋中可能大部分是废品。但抽查的只是全部“麻袋”中的一小部分，只是千分之几，大部分“麻袋”仍然是个谜。
国家档案局全体共青团员得知这一个消息以后，提出了苦战百天，利用业余时间，清理一千七百麻袋的申请。
清理工作从三月十二日开始。这不是一个轻松的工作，这五万多斤档案，从一九二九年装入一千七百麻袋以后，一直堆放在故宫午门门楼上没有动过。麻袋内外积满了灰尘，打开麻袋，倒出残档，更是灰尘扑面，呼吸都困难。到三月三十日完成了全部任务。这次是一一过目，认真检查，凡是能看清内容说明问题的都要，不让一份有用的文件跑掉，经过这次清理，收获是弄清了这一千七百麻袋内装的是什么。
从清理的结果看，麻袋里主要是刑部残件，也有残缺红本和无法拼凑的贺表。另外也发现明崇祯的科抄、行稿，清太祖努尔哈赤实录的修改稿本残页。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破碎残档，有的霉烂后成块，有的成了纸团。还有的就是席片、烟盒、骨片、木片、烂草、破帽子、破鞋底、布条、石头、砖块一类的东西，它们是和档案一块儿被扫进麻袋的。
这批残破档案有多大的历史价值？应该怎样处理？国家档案局先后两次邀请了档案、图书、历史、文物专家参加研究，听取意见。第一次专家会议在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召开。出席会议的有：齐燕铭、吴晗、杨殿钧、王冶秋、单士元、吴宝康、吕振羽、余元安、范新三、贺昌群、翦伯赞、孙钺等。他们认为这次清理很重要，解决了“神秘”了几十年的问题，成绩应该肯定。对那些零片、碎页、残件不要放过，里面可能还有某些有用的东西，为了避免造成损失，建议再复查一次。四月九日，习仲勋同志向周总理报告了第一次清理情况和以后的方案，得到了周总理的同意，于是大家就准备马上开始第二次清理。
第二次清理工作从五月十五日开始到九月十日结束，实际工作时间为三十三天，共用了一千七百八十一个工。参加这次清理工作的有：国家档案局干部、全国档案训练班学员、北京艺术师范学院学生以及北京市二十二中、二十三中、三十一中、四十三中的高中学生。
在第二次清理工作开始后的第四天(即五月十九日)，召开了第二次专家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曾三、吕振羽、贺昌群、韩寿萱、左恭、孙钺、单士元、欧阳遵达、邱兰标、洛风等二十多人。他们认为这样的处理方法是积极的、慎重的，并着重谈了他们对第二次清理的意见。
这次清理比第一次清理要细致得多。对有头无尾，有尾无头或残缺不全的单页纸片都铺开来仔细检查，对于纸团也都一个一个地慢慢地舒展开来。其中凡能看出问题或说明历史上某一问题的都拣出来；凡霉烂残碎的纸末，砖块等都剔出去。清理时把拣出来的残缺档案分成四类：一、吏、户、礼、兵、工科的残件；二、满文残件；三、刑科残件；四、霉烂残件。属于一、二、三类的有三百多袋(比较完整的不到十袋)，其中有一袋内，装有：明档及重要文件一捆，红本的贴黄五捆，移会等三捆；另有杂项文件二捆，总共有九千件，以明朝吴三桂的题稿和郑成功抗清的敕谕最有价值。而可处理的废品有一千三百多麻袋。
据曾三同志回忆说，当时为了慎重起见，还把整个清理过程拍成了电影，以便记录在案。
经过这前后两次的清理，基本上达到了国家档案局预期的目的和要求：第一，拣出了比较完整有价值的残件二十六袋；第二，摸清了一千七百麻袋档案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霉烂和无用的废品；第三，解决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个悬案。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国家档案局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建议：将“第二次清理出来的这些档案，除第一、二、三类……清出比较有保存价值的六袋及第一类三十五袋加第一次清出的二十袋共六十一袋暂予保存外，拟将第四类(废品)一千二百八十六袋及第二类刑科民间案件七十二袋共一千三百五十八袋予以销毁，第三类一百六十袋满文残档，拟交中央民族学院继续清理”。
国务院领导同志在当天看到报告后作了以下批示：“同意照办。要销毁的一千三百五十八袋中如果学校、研究机关有愿意拿走一部分作标本的可以赠送。”
到此，若问这批档案现在在哪里？它们已经被整理成卷，仍旧存放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北京赖世鹤范垂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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