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年关于世界新技术革命的众多著作中，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微电子学与社会》是与众不同的。如果说阿尔温·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洋溢着对未来的憧憬的激情，约翰·奈斯比特的《大趋势》充满了对当代社会变化趋势的感喟，那么《微电子学与社会》则流露出对急剧改变中的世界的忧虑。它指出，虽然微电子技术的广泛使用已使我们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开端，使我们有可能改善人类生活和消灭贫困，但可能还不等于现实，还需要我们作出谨慎的决策、明智的选择和不懈的努力，我们所面临的只是一座打开了的选择的大门。和罗马俱乐部以往的十余篇报告一样，这份报告也一再提醒读者不要忘记人类面临的全球性困境，不要忘记我们是生活在核毁灭的达摩克里斯之剑的下面，因此，必须在和其它的人类基本问题的相互关系中，来考察微电子技术的发展。一九八二年《微电子学与社会》一书出版后，即在西方各国引起了普遍的注意，先后被译成许多种文字出版，发行数字高达五百万册以上。正象当年《增长的极限》曾引起读者对增长的反省一样，这本以着重分析微电子技术的广泛应用所可能产生的社会冲突及其它社会问题为其显著特色的报告也引起了人们的深思，在新技术革命的浪潮汹涌而来之际，是否应慎重考虑新技术所可能产生的社会后果？这种忧虑是杞人忧天还是智者虑远？
技术是一把双刃剑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在西欧曾推进了技术和经济的发展，召唤了近代工业革命的兴起；但在中国，它们却作为历代皇朝的工具，维持和延续了大一统的封建社会。本世纪来迅速发展的原子能技术，既曾用于建立遍布世界各国的核电站，为人类文明增添了光和热；也曾用于制作原子弹，残杀过广岛和长崎的无辜生灵。去年十二月，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设在印度中央邦首府邦帕尔市的农药厂因安全设备失灵，突然喷发出约四十五吨左右的异氰酸甲酯毒气，导致了二千五百人死亡、二十万人受害的悲惨事件，更是震惊了世界。面对这些触目惊心的历史事实，人们不得不承认，技术决不是一种自主力量，它只不过是人类活动的结果和人的工具，既无所谓好，也无所谓坏，它所产生的后果，完全取决于以什么方式来利用它。微电子技术和其它新技术，无疑能够帮助人们解决以往的工业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帮助人们节约能源和获得更多的新能源，但如果使用不当，它也可能产生一系列新的甚至更危险的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
《微电子学与社会》用了一章的篇幅专门分析了微电子技术对战争的影响，它认为“军事电子技术进展的最引人瞩目的后果是使一场世界性的核战争更为可能了”(第264页)。这一方面是因为随着微电子技术的发展，两个超级大国都越来越依靠电子计算机系统来预警核攻击和控制核发射，这将会使由于系统的技术错误、分析错误或计算错误所导致的意外核战争的危险性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是因为随着控制系统的改进，战略导弹的命中程度越来越高，一个国家越来越有可能利用第一次打击来摧毁对方的核报复能力。除此以外，还因为微电子技术产品的更新换代非常快，超级大国将会利用第三世界地区的未来冲突，来试验他们用微电子技术装备的最新武器，这不仅会增加世界上的战争暴力，而且也使战争逐步升级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
《微电子学与社会》还分析了微电子技术在其它一些方面可能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危害。一种是在信息社会中，由于瞬息间可得到和可处理的信息量大大增加，社会系统在更加有效的同时，也变得更加复杂和脆弱，某个信息网络的神经中枢的故障，有可能突然扰乱全社会的正常运转。第二种是信息系统的建立，既有可能使权力和决策高度分散，促进社会的民主；也有可能被某些肆无忌惮的领袖人物用来控制社会上每个人的行为和思想活动，施行令人深恶痛绝的集权和独裁统治。第三种是由于微处理器的广泛应用，使大部分机电设备对它的应用者来说都成了难以理解的“黑盒子”，在少数技术专家和大多数应用者之间，可能造成明显的地位差距，形成一种技术统治。第四种是如已经出现的电视机的普及减少了人们的户外活动和社会交际一样，更完备的远距离通信系统的建立，有可能导致人们进一步的相互疏远和孤独，并失去作为社会人的尊严和自尊。第五种是微电子技术所引起的一场工业革命会影响一切经济部门，冲击所有的现有职业，有可能很难用传统办法来解决未来的失业困境。
《微电子学与社会》在列举上述可能产生的后果时，反复强调说，这些后果的产生决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要避免这些情况必须预见其可能性。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所打开的未来的大门是可以通向两个不同的方向的。人类社会工业化过程中曾出现的环境污染、人口爆炸、土地沙漠化等严重问题向我们表明，由于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滞后现象，技术进步中的某些意外后果，会给人类造成严重的危害。而随着当代社会技术进步的速度越来越快、周期越来越短，这种滞后危害的不可控性就可能越来越大。因此仔细而慎重地研究新技术所可能带来的危害(或称为新技术的反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尽管托夫勒、奈斯比特等许多未来学家也看到了这点，但在他们的书中对此往往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更多的篇幅是用来以伦勃朗式的色彩勾画新技术革命的绚烂未来。《微电子学与社会》对这种“轻松愉快地走向未来”的态度感到担忧，大声疾呼要预见两种可能性，“用充分准备好的措施使之向一个更好的社会前进”(第362页)。
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世界面临着选择。发展中国家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同样也取决于自己的战略选择。和托夫勒的“在跃向未来的赛跑中，穷国与富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观点不同，这部报告认为，微电子技术的广泛应用，既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缩短差距的机会，也使发展中国家面临咄咄逼人的严峻挑战。
从起点上看。首先，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能力是很不相同的。据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统计，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科学技术经费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只有百分之三，在全世界工程师和科学家的数量总额中只占百分之十三。其次，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工业能力上差距悬殊，一九七五年，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的一次会议通过了第三世界工业化的目标(利马指标)，规定发展中国家到二○○○年时，应把它们在世界工业产量中的份额从百分之七至少增加到百分之二十五。实际上到一九八○年仅达到百分之九。再次，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对社会信息的需求也是相差比较大的。在发展中国家中，平均每三十人拥有一份报纸，五百人拥有一台电视机。而在发达国家，每三人就有一份报纸，十二人就有一台电视机，每年出版的各种书籍占全世界的百分之八十三。
从未来看，随着微电子技术和各项新技术的发展，发展中国家某些现有优势可能会消失，和发达国家的某些差距也可能会越来越大。一是世界各国在经济上的比较优势将越来越取决于科学技术，地理位置、自然资源和历史条件所起的作用将逐渐减小，发展中国家传统的资源优势、地理优势有消失的危险。二是由于直接劳动费用在总的生产成本中的比重在下降，发展中国家拥有的丰富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在逐渐削弱。三是由于生产日益成为资本投资的结果，而不是利用劳动力的结果，现有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拥有资金方面的差距，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将来在生产方面的差距。四是由于微电子技术的发展和机电一体化的结果，越来越多的产品系统功能被集中在单个产品元件里，装配过程趋向简单，所能创造的附加价值逐渐减少，大大降低了发展中国家通过部件装配吸收先进技术和积累资金的能力。五是由于世界上绝大部分的数据库和信息中心集中在发达国家，这可能增加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赖性，甚至会削弱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地位。六是发展中国家引进先进技术、发展经济有可能会加剧国内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其结果不是促进、而是阻碍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当然，在列举上述不利后果的同时，《微电子学与社会》一书也指出了微电子技术的发展，会给发展中国家提供许多加快发展、缩短和发达国家的差距的机会。例如，它可以使发展中国家直接使用最新技术，跨越一些传统的工业发展阶段；可以充分利用人力资源丰富的条件，加快发展软件产业和其它的新兴服务行业；可以利用国际信息咨询服务，较快地获得世界上的各种经济和技术信息等等。但是，所有这些机会都是和一些不利条件甚至更多的不利条件同时出现的，能否趋利避害，关键是作出什么样的战略选择。《微电子学与社会》特别呼吁发展中国家要在科学技术的评估和预测方面、形成共同的信息政策方面、获得存取数据库的优惠待遇方面等采取共同的联合行动，以便形成一个“更加相互依赖而不是从属的世界”(第261页)。
这部报告的编著者大部分是工业发达国家的学者，他们能把发展中国家的前景作为本书的一项主要研究内容，并尽可能地为改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的地位提出一些建议，是难能可贵的。但从罗马俱乐部的研究宗旨和它的一系列的研究报告来看，这又是顺理成章的事。尽管由于编著者是站在第三世界的外部来分析第三世界的前景，难免使分析的层次始终只能停留在现象上，而未能触及更本质的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的机制、环境和容量，但书中所谈到的这些可能发生的前景是值得每一个发展中国家警觉的。
建立人类生活的新目标
《微电子学与社会》以联邦德国为例，来说明微电子技术正在人类的各个工作领域节约和替代劳动力。联邦德国的矿业和制造业从一九七○年到一九七九年生产增长百分之二十一，就业人数减少百分之十四，就业量(雇佣人数乘以工作时数)降低百分之二十三。运输部门(包括信息、铁路、航运)和销售部门的就业增长已经停滞或在减少。银行的营业额尽管在增加，但从一九八一年就出现就业职位减少，今后这种趋势还将继续。公共管理部门由于应用了数据处理、复印服务等新技术，不大可能进一步增加就业。据一项关于一九九○年办公室状况的调查说，在公共管理方面，百分之七十五的工作量可以规范化，百分之三十八的工作量可以自动化；在私人管理方面，也可节约劳动力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三十八。调查人员相信，到一九九○年将实现办公室自动化，大部分打字员和办事员将陷入失业的困境。这部报告所举的联邦德国的例子，在西方国家是否具有普遍意义呢？最近，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斯坦福研究所也认为，在今后十年内，美国的商品零售、银行和办公室的职业将渐趋衰落。尽管许多学者对广泛应用微电子技术等新技术后的社会的就业人口是否会减少，存在明显不同的看法，但对就业结构将出现变化的趋势这一点则是比较一致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劳动力曾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又从工业部门转移到服务部门，现在又要从一些服务部门中转移出来，那儿是他们的去处呢？其它的或新创立的服务部门能吸收得了吗？
《微电子学与社会》不同意那些认为就业机会不会减少的人的意见。它认为过去的工业革命确实是创造了新的就业需求，使失业危机因社会的发展而得到自发的补救，但这并不意味着现在的危机也会这样。因为今天这一过程的性质和以前不同，失业机会的减少不仅发生在生产部门，也发生在服务部门。报告也不同意那些认为不需任何控制、社会能自己找到解决失业困境的办法的人的意见。它认为现代社会的人，如果没有了劳动，只剩下空闲时间，这些时间就有被“污染”的危险。这些倾向已经在吸毒、酒精中毒、暴力与少年犯罪中表现出来，也已在当前西方社会中称为“旁客”(ponk)、飞车党、光头派这些对生活感到空虚、对未来感到迷惘的青年中表现出来。在今天的社会里，人们找到职业并在这职位上劳动已经成为个人的一种生活目标，成为实现其它目标的手段，成为在社会中具有一定的地位和承担足够的社会职责的标志。失去了工作的权利，这就意味着失去了生活的意义和兴趣，随之而来的是颓废、暴力、吸毒、色情等一连串的自暴自弃。因此，如果新技术的不断出现和广泛应用将会使职业减少、劳动时间减少，我们就必须首先努力为人们建立起新的生活目标，为人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职责建立起新的标志。如果让这个过程自发地进行，社会上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被抛入失业者的行列，卷入失去生活目标的漩涡，会造成深度的社会病态，付出极大的社会代价。
生活目标在不同的时代是会有不同的内涵的。在未来社会里，一方面社会由于全面的自动化，不可能再继续提供足够的在传统意义上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失去职业的人仍会有全部的物质需要，任何人都不会因失业而降低生活水平，所以，对社会上的大部分人来说，最重要的不再是为了维持和提高个人的收入必须有个职业，而是如何给自己找到一种富有积极意义的生活。《微电子学与社会》在现代人的业余爱好中发现，在艺术、科学、工艺、体育等领域，人类有可能获得更广泛的活动范围，未来人有可能会把他一生中的很大一部分时间消耗在这些活动中，在研究、创造的痛苦和欢乐里发现生活的价值。这时，劳动真正从现在的谋生手段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社会成员从劳动者阶段，进入研究者阶段。但是，要使每个普通人都能具有进行艺术创作和科学创作的素养决非一件易事。因此，面对微电子冲击可能带来的工作时间减少和就业职位减少的前景，人类重要的任务之一便是尽快着手改革现有的教育体系，以多样化的形式对人类进行连续教育，开发在观念上、心理上能适应未来的“全面发展的人”。
让选择的大门敞开
把人类看作是自己命运的主宰，是面临选择的决策者，提醒人们从横向联系上注意一些关键的全球性问题，以避免崩毁的前景，从而建立起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这是贯穿在罗马俱乐部众多研究报告中的一个基本思想。在第一个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里，他们大声疾呼地警告人们，对于增长的盲目追求，是发展中的近视病。在第四份报告《全球共同体的目标》中，他们强调指出：“我们必须认识到当今人类面临的真正关键和紧迫的极限是内部的、不是外部的；是心理的、不是身体的。”(Cook In A Global Community，第VIII页)在第五份报告《离开浪费的年代》中，他们呼吁说：“只要有扎实的努力和果断的决策，研究与开发就能够推迟增长的物质极限的到来，并能给人类更多的时间去解决更进一步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Beyond The Age of Waste，第216页)。在《微电子学与社会》这份报告里，他们的疑虑和沉思则进一步指向了高速发展中的微电子技术，在西方国家中一些人缅怀六十年代的高速增长、重新开始做玫瑰色的新技术梦的时候，他们充当了一批先知先觉的新技术的“挑剔者”。尽管他们的目的也是希冀维持和延续资本主义的统治，尽管他们在推测将来的可能性时有些逻辑并不严密，甚至也不乏追求耸人听闻的夸张成分，但他们的挑剔和疑虑，无疑会给我们在新技术革命对策的研究中打开新的思路，提供新的选择，启发我们作更深入全面的思考和比较。
几年前，在国内刚开始介绍罗马俱乐部和《增长的极限》时，由于资料的缺少，有些同志曾断言他们代表的是“停滞不前、无所作为、十分荒谬的观点”，“实质上不过是新形势下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再版”。随着《增长的极限》、《微电子学与社会》以及罗马俱乐部的其它两份报告《学无止境》、《未来一百页》的出版，我国读书界将会对罗马俱乐部的基本思想倾向和研究方法取得比较全面、清楚的认识。研究问题，贵在独立思考，贵在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争鸣和思想火花的碰撞。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一项重大决策的正确与否，不能象自然科学的假设那样，看能否用实验方法来证伪而决定其取舍。无论是研究新技术革命对策，还是研究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步骤，或是在作其它较复杂的非程序性决策时，为了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广泛倾听各种不同的、甚至对立的意见。我国人民早在古代就用“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等大量富于哲理的成语总结了在决策过程中广泛听取不同意见的重要性。现代发达国家更通过大量建立智囊团，来博采众议之长。著名的如美国兰德公司、福特基金会、普林斯顿大学国际研究中心、小阿瑟公司、赫森特政策研究所、当代问题研究所、巴特尔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所，日本的野村综合研究所、经济团体联合会、三菱综合研究所、亚洲经济研究会以及《微电子学与社会》等报告的作者罗马俱乐部。象这样性质的机构美国有五千多家，日本有二百多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尚且如此，以全人类的事业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者，志在追求真理、追求科学，就更需要囊括百家、兼容不同观点的恢宏气度和宽容精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学术界开始逐步形成民主和自由的新风气。可以预期，随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学术自由方针的贯彻，我国也会涌现出大批富于自己特色的学派和学术团体，从而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持续发展，给国家和党的决策者提供更多的具有理论依据的选择。
让选择的大门敞开吧！
(《微电子学与社会》，〔联邦德国〕京特·弗里德里奇、〔波〕亚当·沙夫主编，李宝恒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八四年十月第一版，1.40元)
杨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