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由此而想起我们的精神界也有一个生态平衡的问题。我们吃过不平衡的苦头实在太多了。先是吃自然界生态平衡被破坏的苦头，那是一九五八年“以钢为纲”大炼钢铁的年月，人们无情地砍伐大片森林，我的故乡(福建)连房前屋后的荔枝树和龙眼树也未能幸免。我当时是中学生，当然也是砍伐的积极分子，为此，我前两年写了一首散文诗《忘不了那个幽黑的夜晚》，进行过深深的忏悔。“文化大革命”中，又因为“以粮为纲”，许多经济作物也遭到惨重的浩劫，我的故乡为完成粮食的指令性计划，竟把喜欢潮湿的茉莉花移到干旱的山上，茉莉花的生长地被垦为稻田，结果造成茉莉花的大灾难，其损失叫人想起来就痛心。而在文化界，生态平衡被破坏得更加惊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以阶级斗争为纲”，因此，一切精神产品，全是阶级斗争的宣传品，其他种类的精神产品几乎灭绝，结果造成一次我国民族精神的空前大倾斜。在那个时候，我们是多么渴望能看一看《聊斋志异》，能看一看《约翰·克利斯朵夫》，能看一看安徒生与格林的童话。当时精神上的饥渴今天想起来还令人心寒。近年来，我有时会发疯地读书，半夜里坐起来狠狠地读，近乎病态。想想这病因，其实是因为自己曾被精神饥饿所吓呆过，现在心有余悸，想吃饱一点，怕以后再挨饿。
鲁迅的《科学史教篇》最后有这么一段话，他说：“顾犹有不可忽者，为当防社会入于偏，日趋而之一极，精神渐失，则破灭亦随之。”又说如果“举世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如是既久，则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谓科学，亦同趣于无有矣。”他的这段话是针对当时的具体社会情况而发的，那时整个社会注意科学技术，鲁迅的文章也是提倡科学技术的，但他天才地提醒人们不能忘记文学艺术，以免使社会失去平衡，一旦失去平衡，科学技术也会归于“无有”。因此，他认为社会不仅要有牛顿，而且要有莎士比亚；不仅要有波义耳，而且要有拉斐尔；不仅要有康德，而且也要有贝多芬；不仅要有达尔文，而且应当有卡莱尔。鲁迅说：“凡此者，皆所以致人性于全，不使之偏倚，因以见今日之文明者也。”这段话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最近，我又领悟到：自然界需要生态平衡，文化界、精神界不也需要生态平衡吗？
社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构成体，组成社会的人群，精神上的需求是非常复杂、无限多样的。任何人都有自然欲求(物质欲求)和精神欲求(文化欲求)这两种基本欲求，这两种基本欲求又派生出无数种需求。特别是精神上的需求更是千差万别。如果把人的精神需求看作一个整体性的巨大系统，那么，描绘这个系统，展示这个系统的各个层次，将不是容易的事。在这个大系统中，如果我们按年龄、性格、文化水平、民族、职业、性别等项来划分需求的子系统，那么每个子系统又仍然是非常复杂的。可以说，天底下没有一个人与另外一个人的精神需求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从事精神生产和管理精神生产的人，就不能不全面地考虑社会的各个方面的精神需要。人类的多方面精神需求，就要求社会给予他们多方面的精神满足，而只有精神界的生态平衡，才可能实现这种满足。我们所说的精神界的生态平衡，就是要求社会的精神产品尽可能地满足社会成员的全面精神需求，保护一些社会需要的、但却常常被忽视、被排斥的精神产品。
精神生产考虑满足社会需求时，应当有一种广阔的、长远的眼光，而不能急功近利。我国过去文化界有一种弊病就是太着急，眼光太狭窄。国家有某项具体政策，精神生产部分都一窝蜂地去表现这种题材。这样就必然破坏精神界的生态平衡。其实，精神产品的社会功利价值是非常广阔的，它的有用性，是一种极广泛的概念。有的是直接之用，有的是间接之用，有的则是迂回之用，有的是深远之用，有的是低层次之用，有的是高层次之用，有的是教育之用，有的是审美之用。而且每个人的精神需求都是不断流动变迁着的，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心境下有不同的要求。有些文艺作品，播种的是爱的观念，例如《爱的教育》，普希金的童话诗等，看来可有可无，实际上是非有不可。一个社会如果缺乏爱的教育，就会缺乏同情心，缺乏人道精神，那么，这个民族的未来是不堪设想的。我们的民族在“文化大革命”中性格发生了惊人的野蛮趋向，心灵发生巨大扭曲并变得极为冷漠，这有很多复杂的原因，但民族性基础是原因之一，即缺乏爱的教育是一种因素。
现在我们正在从事艰辛而光荣的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的祖国正在发生伟大的变革，有些关心这一变革的同志希望文学艺术都去表现改革，这种希望是很宝贵的。但由于心情过于急切，就认为其他非改革题材的文学是非政治化倾向，是懦弱的女性文学，其实这是不对的。熟悉改革并热心去表现的作家，这当然是极好的，我们希望这方面有更多成功的作品出现，这是时代的需求，也是人民的需要。不能轻易地判断这类题材的作品必定没有美学价值，在我们今天精神昂扬的时代，如果没有这类作品，精神界的生态平衡就会丧失，民族精神就会缺少阳刚气。今天，这类作品仍然太少。我们应当高度评价富有时代精神而又有艺术价值的作品。但是，人民在建设中也需要休息，需要沉思，需要幻想，需要回忆，需要爱情，需要安慰，需要各种各样的精神补养，总之，除了需要时代号角式的文学外，也需要时代低诉式的文学。过去我们对后者常带有一种偏见，不能充分估计到它的意义，其实，不少这样的作品，常常是在另外的审美层次上给人以精神满足，使人进入深邃、崇高的精神生活。如果我们了解这个道理，就不会轻易地褒此抑彼，随意地贬低某种题材、某种风格的作品，就会充分尊重作家，尊重作品，尊重作家的独特追求。同时，就会明白一个道理，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审美理想不应当是单一的，而应当是综合性的，任何人都不应当以自己的审美理想为尺度去要求其他作家和其他作品。现实主义无疑是好的，是我们要坚持的，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是我们的一种审美理想，也是毫无疑问的，但我们不能把现实主义规定为唯一的审美理想，唯一的审美方式。有些批评家没有考虑到精神领域的生态平衡，严酷地苛求作家，有些作家之间也互相苛求，随意抹煞他人的精神成果，特别是一些非现实主义方法创造出来的成果，这样做，作家就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创作自由，而仍然被某种观念、某种题材所束缚，所局限，所困死。这样，文学艺术仍然不可能繁荣，而社会的文化结构也会发生重大缺陷。一个民族的精神总体结构一旦发生倾斜，就会破坏精神生活的“生物链”，产生恶性的循环，进而造成一个民族精神生活的贫困和社会的不安宁。
我们讲生态平衡，不是不讲倾向性，不是不分高低、优劣与文野，不是不分美丑，恰恰相反，我们讲生态平衡是为了给各种风格的美打开广阔的道路。但是，分清高低文野，不等于一色化，不等于一窝蜂。例如，从审美的角度来看，当然是真实性的文学作品更有价值，传奇性的作品差一些，因此，我们提倡真实性文学。但是，我们则不能因此不允许传奇性作品的存在。传奇性的作品可以激发一个民族的想象力和英雄主义。不过如果只有传奇性作品，那就很糟，一个民族的精神就会流于虚浮，不踏实。如果这类传奇性作品是低劣的、庸俗的，那就更糟。对于传奇性作品中的糟粕，应当加以排斥。不管是一个民族还是一个人，它要赢得精神上的丰富和平衡，视野一定要广阔，眼光一定要开放，仅就读文学作品来说，古今中外的作品都应当读。爱因斯坦在《论古典文学》的短文中发表了一段很精辟的见解。他说：“有的人只看看报纸，最多也不过再读一些当代作家的书，这种人，在我看来，正象一个极端近视而又不屑戴眼镜的人。他完全依从他那个时代的偏见和风尚，因为他从来看不见也听不到别的任何东西。一个人要是单凭自己来进行思考，而得不到别人的思想和经验的激发，那么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他所想的也不会有什么价值，一定是单调无味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第303页)我们在发展当代文学的同时，所以还要读中外古典文学名著，大量出版古典文学，其原因就在于此。仅仅靠当代文学，是不可能使精神界获得生态平衡的。反之，蔑视当代文学，只崇尚古典文学，眼光也未必远大。我们讲精神界的生态平衡有一个标准，就是不管什么题材、什么风格的作品，都应当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而不是去迎合俯就。有了这个标准，就可放心。因此，不要再以“倾向性”为借口，武断地剥夺某些精神产品的生存权。只讲“倾向性”，不能忘记整体性。许多讲“倾向性”的人，常常忘记精神生态的整体性平衡，因此，他们的“倾向”，就变成“倾斜”，变成文化上贫乏的、沙漠似的“倾斜”。
我们所讲的生态平衡，也不是刻板的平均分配，而是一种动态平衡，是发展竞赛中的平衡。在竞赛发展中，会出现非平衡态，但是，我们如果克服这种非平衡态，就会迈向更高层次的平衡。我们的双百方针，就是保证积极的、流动的精神界的生态平衡的最好的方针，可惜，这一方针发生过变质，变成了阶级斗争的策略，“文化革命”中竟变成了全面专政的一种形式，因此百花变成只有一花。然而，只有一花的大地，则必定是荒芜的大地，所以“文化大革命”的结果是“大地茫茫真干净”，我们党和国家的优秀人材几乎被打扫得干干净净，古今中外的精神产品也几乎被打扫得干干净净，于是，我们的精神便处于一种纯粹的痛苦，纯粹的疯狂，纯粹的不幸。我们的教训实在太丰富了，我们不会再象过去那么傻了，那么片面化了。
刘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