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玄子和王才，他们之间的冲突究竟意味着什么？仅仅是嫉妒？抑或是一种愤懑，一种不满，一种不甘，一种恐惧？
尽管这场冲突由于作者天赋的艺术感受力而获得了种种活灵活现的个性显露，然而真正撼动我们的，仍是隐藏在这场冲突后面的个人的全部动机、需要和目的以及制约着个人这些动机、需要和目的的全部社会关系和文化观念。
我们首先感到不解的是，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韩玄子和王才都并非处在一个等级上，他们之间并不存在着直接的经济联系。也就是说，王才的致富实际上并不可能对韩玄子构成直接的物质利益的威胁。然而，也正因为如此，他们之间最终爆发的不可调和的直接的利害冲突，才更引人深思。
当然，把冲突归之于韩玄子某种偏执、甚至有些近于怪僻的心理也未尝不失为一种理由。他那种不甘寂寞的心境由于步入老年而演变得难以为人理解。他需要别人的尊重，这几乎是他存在的唯一价值的体现。他重“脸面”，为此而不惜酒肉，为此而不惜挥金如土，为此而不惜为村邻奔波。这一切都维妙维肖地勾勒出一个旧式乡村知识分子的形象轮廓。而且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这场冲突的直接的心理发动。可是，仅仅停留在这种个性心理的描述上，我们仍然难以解释如下的事实：难道王才有意窥伺过他的社会地位？难道王才对他还不够谦恭、不够彬彬有礼？而这种一味地委屈求全不正显示了韩玄子地位的不可动摇？还不足以满足他那近于怪诞的虚荣心？因此，仅仅用“固执”这一个性心理学的概念还是难以囊括这场冲突的真正原因。
也许，我们应该把冲突嵌入历史宏大的背景之中，而一旦把这些各别的因素放在整个社会一文化系统中，我们就将发现各种原因互为因果，而自己原先对因素自身的分析不过仅仅抓住了其中的一环而已。
生活给韩玄子提供了这样一种现实的活动舞台：在商山脚下这个小小的自然村落中，弥漫着一种古老生活的情调——那四皓墓，那照影壁，那脊雕五禽六兽，俨然庙宇一般坚固的住宅，都巧妙地暗示着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以至于我们流连其中，常常忘了沧桑演变(应该稍为提及的是，那对雾、对小径、对花草的描写，简直可以当作精致的散文小品来读)。可是，这种宁静的如诗如画的田园生活如今却面临着解体的威胁。这种威胁不仅来自于外部世界的猛烈冲击，更为重要的，乃是结构内部某种经济因素的异常活跃。
这首先显示在韩玄子的情绪反应中。作为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他受着双重的制约：历史的和现实的。在他身上，既有着乡村旧式知识分子的一面，又有着农民的一面。他满腹经纶，通晓“前朝后代之典故和正史野史之趣闻”，他又并非泥古不化，他每天读报，研究国家政策。他并非“大锅饭”的既得利益者，因此，对于土地承包政策，他是“直道英明的”。而土地的承包到户又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复活了他潜在的农本主义意识。他陶醉在这种表象之中，这种表象重新构成了他所熟悉的那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体制以及由此而建立的社会秩序。他以自己的知识、地位、经济实力(全家八口人有六人挣工资)而受到村邻的自然崇敬。他居高临下，在村邻面前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他又趋炎附势，在公社领导面前显得异常恭敬。他需要的是一种个人的声望，一种家族的影响。他迷恋于这种精神的荣耀，因此，在金钱面前，他常常显得异常超脱。比如他可以不惜花费，为女儿叶子大办“送路酒”，最初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显示一下自己的气派。他同公社领导的关系使他能得以通过对物的支配来支配人。比如他可以为巩德胜申请营业证，可以为乡邻代买化肥等等。总之，在韩玄子厕身其间的社会中还残留着一种等级秩序的观念，人们在无意之中所奉行的仍然是一套关于“身分”的准则。也因此，“脸面”或者“身分”对于韩玄子来说就如同生命一般重要。我以为，这种等级秩序的存在首先需要特权的存在，享有特权不仅意味着一个人的“身分”(或价值)，而且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转化为经济的(或政治的)威慑力量；它还需要习俗和舆论的支持，在一定的伦理意识的支配下，人们默认自己的“身分”而不想逾越规范；更重要的，它需要相应的经济基础。一般来说，小块的土地经营者之间往往缺乏直接的经济联系，他们习惯于把自己的利益和愿望诉诸于某些个别人的意志，这种纵向的政治—伦理意识关系本身就决定了等级秩序的存在。这三者之间相互适应构成一个小农经济系统的稳定状态。这些，我们在韩玄子和他所厕身其间的社会中多少还能看到一些残留的痕迹。
然而，也正因为如此，这个系统的生命是极其脆弱的，只要其中任何一个构成要素偏离适应态到某种程度，就会导致整个系统的崩溃。
在韩玄子的村里，导致这种系统松动的直接诱因乃是王才食品加工厂的兴起。在中国经济史上，这将是饶有兴味的一页。专业户显然带有工商经营的性质。它在单一的农业经济中蠕动、萌生，在它初级的发展阶段带有明显的自发性。当然，现在我们已多少能够看到，作为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它同那种传统的小农社会是不相容的。它的壮大，从理论上推导，很可能引起它的母体的崩溃，从而使中国农村经济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同时，随着这种经济因素的不断渗透和扩大，劳动者之间将建立新的多样的横向经济联系，从而打破原先那种小农经济的地域性障碍，这样，人们将在共同的经济联系中谋求自己的利益而无须借助某些个人的保护；而物质财富的积累在这种新的经济关系中将不是以算术级而是以几何级的速度迅速增长，随着个人实际经济地位的提高或下降，势必使人的价值观念和伦理意识产生变化，那种等级观念(或身分原则)的篱笆将被冲决。当人们纷纷偏离原来的生活位置，社会秩序就会开始变得动荡不定，反映在政治上，则要求这种经济关系得到法的承认，从而导致特权的取消。最终，当然会确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新的经济结构以及新的价值观念和伦理行为。当然，这一切均在王才个人意识控制之外。
可是，这种理论的推导不过是建立在排除所有干扰源的前提之下。它是抽象的，因此也是非经验的。实际上，任何一个系统都具有内在的自我修复机能。如果我们把社会看作一个系统，而把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看成是构成这个系统的三个子系统，并且假定政治和意识形态这两个子系统不变的话，那么，经济的异常活跃最后势必引起这两者的干预和强力控制，最终就有可能使系统回到原来的那种适应态。当然，这只是为了论述的方便而作的一种假定。实际上，正是党的农村政策的稳定，王才的食品加工厂才可能得以产生并扩大。不过也必须看到，这种经济的变革将面临传统观念的反抗，而改革的全部艰巨性也正在这里。
在作品中，韩玄子凭直觉感受到的正是这样一种时代的大变动。原先那种亲疏尊卑的等级身分正面临着一场根本性的挑战。他无法接受这样一种事实：原先不如人的王才将一跃而为全村的首富，而他韩家(当然首先是他本人)的影响将在这种大变动中逐渐减小。这同时意味着他头脑中对于人的价值观念将产生一种根本性的颠倒。这样，在韩玄子身上，经济的冲突就演变成直接的观念的冲突。
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将把这场冲突分割成三个阶段，这就是：买房、喝堂彩、办送路酒。仔细分析一下这三个阶段所包蕴的社会内容，将是一件非常有兴味的事。
导致韩玄子积极介入“买房”风波的最直接的诱因当然是力图以此来遏制王才扩大再生产的规划。不过实事求是地说，韩玄子并不一概反对工商经营，比如他就积极扶持了巩德胜的小酒店。但是这种扶持或者默认必须具有如下三个条件：
1.它的经营方式只限于以家庭为单位(更为重要的是，巩德胜式的小酒店并不承担收购的任务，这样它就无法起到组织生产的作用)，这种小规模的经营就不可能在已有的社会关系中构成自己的经济网络。
2.这种生产方式必然限制了它的经营规模，只能重复地进行简单的再生产。这样，生产同消费就始终维持在一定的静态比例上。也就是说，只能小康而不能大富。
3.上述原因势必限制了经营者的经济实力的发展，它只能处在一种附庸的地位，而不能使自己的经济要求政治化，这样，它就必须依靠原有的社会关系，反映在伦理意识中，它仍然奉行那套关于“身分”的准则。
我觉得，巩德胜异常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比如他对于韩玄子那近乎谄媚的巴结。也因此，传统观念对这种经营方式不会采取绝对敌视的态度。而反过来，它也正好说明了韩玄子对王才为何如此不能相容。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另外一种心理动因，那就是表现在韩玄子身上的农民的一面。他的置房产显示了农民对于不动产的重视，在这里，货币的手段仅仅局限在它的贮存功能上(而且是物化的)。这既是小农社会的一种观念上的反映，同时也说明了作为个体劳动者的农民对于外部世界无力控制的一种恐惧心理。这一点，极其鲜明地流露在他给儿子大贝的信里。
这场经济实力的较量最后以韩玄子的败北而告终，但是秃子等村民的喜剧性的穿插却使这个结尾留下了一道长长的阴影。
我们看到，王才的胜利很大程度上来自于韩玄子主要经济来源的断绝(大贝的拒绝介入)这一偶然原因上，而非他本人的社会影响。对于“气管炎”等人来说，韩玄子的声望远胜于王才的经济诱惑(十元钱)，他似乎就代表了他们所赖以生存的社会本身。对于一个习惯于把自己的生活维系在他人意志上的人来说，拒绝韩玄子的青睐也就同时意味着拒绝社会的要求，他将为此而受到精神和舆论的强大压力，这对一个农民来说，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更何况，韩玄子的青睐将显示他们在这个集体中的社会地位的提高，尽管这只是一种心理假象。
这样，我们就能开始感到，如果一个社会的成员对已经到来的变革缺乏思想的准备，他们就会在某种传统观念的鼓励下起来自觉或不自觉地反对改革中所萌生的新的经济幼芽，尽管他们的根本利益也许是一致的。也正因为如此，韩玄子和王才的冲突才具有浓郁的观念色彩。
如果说，在“买房”的较量中显示了韩玄子经济实力的日见窘迫，那么，在“喝彩”这场戏中，韩玄子则力图运用自己的社会影响来削弱王才的人格上的号召力。过年“喝彩”固然是一种习俗，可是这种习俗却意味着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在传统观念中，一个人的价值总是同他在这个社会的地位密切相关的。如果王才家始终门前冷落，那就意味着他在村里没有“人缘”，当他在人格上缺乏号召力，他的食品加工厂也就同时失去了对村邻的诱惑。传统的观念就是以这样古怪然而却顺理成章的逻辑力量左右着人们的行为。因此，这场争取社火队的斗争不仅维系着个人的荣誉，同样也关系着王才的事业。
在这里，我们将看到一种有趣的现象。这场冲突最后以王才请到了白沟村的狮子队和竹马队为结束。韩玄子“管不着”这两个队，而王才却能请到这两个队，这又意味着什么呢？在我看来，由于小农社会的地域性障碍，造成了各个村社的相对独立性，也因此形成了韩玄子“鞭长莫及”的情况。可是，当白沟村的人一听说王才曾经张罗过商芝加工生意，就如见了“活佛”一般，一口答应“当晚来他家喝彩”(作为交换条件当然是王才为他们提供有关的生产知识)。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王才等人所代表的新的生产方式拥有一种强大的经济—信息功能，足以打破原先那种地域性障碍，而自行构成横向的经济网络。这样，韩玄子的再次失败就绝对不是纯属偶然了。
最后的较量集中在韩玄子办“送路酒”上，对于王才来说，这是真正严峻的一次考验，而在韩玄子则是孤注一掷。
这当然是一种仪式，然而在这种仪式后面却隐藏着全部的历史文化背景。长久以来，他们生活在一种法典化的谦恭有礼的环境中(有意味的是，这并不排斥粗俗、争吵和斤斤计较)，在这种环境中，人们通过仪式显示出自己对集体的关心或者依存关系。它并不是纯属无聊的事情，其意义在于经常提醒人们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责任和所处的地位。同时，它又是一种粘接剂，使社会成员之间感情得以融洽。
因此，横亘在人们面前的乃是追随王才就将失去出席韩家宴席的资格、同时也意味着他失去了在这个社会群体中存在的资格。这对一个农民来说，他的全部生活信心也将随之而崩溃。不仅秃子、狗剩等人惶惶然不可终日，即使王才，不也紧张万分？苦恼万分？而公社王书记的参加则多少意味着政权对韩玄子的支持(至少在村民看来)，这就使这场围绕古旧仪式的冲突又多少渗进了现代政治的色彩。隐约折射出人们对政策稳定性的疑惧心理。
整个戏的结束当然带有一种喜剧色彩。县委马书记的出场使得剧情急转直下。这多少有点滑稽，或者近于浮浅。但是它却真实地再现了人们的某种心理氛围。没有权力的保护和支持，任何改革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于是，在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之下，权力的重要性以其反面的形式被隐约地昭示出来。
相形之下，在韩玄子咄咄逼人的进攻面前，王才未免显得过于懦弱，他缺乏一种明确的社会意识，因此，坦率而言，他所获得的一系列成功都似乎远在他个人经验的控制之外。
如同贾平凹的《小月前本》或者《鸡窝洼人家》中那些富有改革精神的农民一样，他也习惯于把王才放在一个很低的精神起点上来进行他的性格发展。这似乎表现了在他们身上传统文化的沉重负荷。同时也说明了改革的全部艰巨性不仅来自于外在的种种压力。还在于自身内在的精神束缚。
这种内在的精神束缚在王才身上我觉得至少具有如下三方面特征：
1知识的贫乏导致他对知识拥有者的敬畏。不是吗？当韩玄子用“政策”“转租”这一类政治色彩极浓的概念或术语来吓唬他时，他当即显得战战兢兢，表示要收回土地，并再三要韩玄子在公社领导面前替他“说说情”，“消了这场灾祸”。在这种态度后面，隐藏着的实际上是一般农民对读书人的近于敬畏的传统文化心理。
2.原先社会地位的低下而导致他对人缘的异常重视。而在一般意义上，荣誉似乎远胜于他对财富的追求。他的放电影、自办社火实际上都具有一种潜在的“广结善缘”的动机。他无法脱离群体，如果经济的发展使他同这个群体产生了某种不平衡，那么，他必将通过其他的手段来自觉加强他同集体的联系，以此消弭由于经济的发达而可能导致的孤立状态。
3.企求权力的保护而导致的对权力的渴求和敬仰。这典型地表现出农民某种传统的依附心理。他希望自己的利益得到权力的保护，但这种希望绝对不会转化为对权力的要求，而只是一种企求。因此，他在内心对韩玄子的高朋满座是非常羡慕，可望而不可即的。“他是多么盼望天天有人到家里去，尤其是那些出人头地的角色”。也因此，他会把县委马书记和他的合影如此虔诚地作为护身符一般挂在堂屋，这不仅是农民对政策稳定性的疑惧心理在作祟，同时还表现出农民始终把自己放在被保护者的地位。
在王才身上，我们看到这三者实际上是互为因果、相互作用于他的精神世界。当他对自己的事业缺乏一种理论上的自觉认识(包括必备的文化知识准备)，势必产生对自己所从事的活动的正确性的怀疑，从而畏畏缩缩、左右徘徊。而他在伦理意识上同传统观念千丝万缕的血缘联系，则使他在舆论或习俗面前往往感到无力抵御。实事求是地说，有些烦恼难道不是自寻的吗？这种无形的束缚妨碍了他的活动，尽管他的经济实践本身构成了对传统观念或秩序的威胁，但他在无意之中默认的仍然是那套关于“身分”的准则。这就决定了他不可能在韩玄子面前采取一种主动的姿态。
于是，问题被提出来了：当个人的精神素质同他所从事的事业相矛盾的时候，前景究竟会是怎样呢？
当然，由于作者善良的愿望，小说的结局令人欣慰。这昭示了经济改革的强大生命力，那种自发的经济因素的增长具有一种潜在的建构功能。但唯其自发，才更显出自觉性的重要。
问题的全部严重性也正在这里，倘若我们仅仅只注意经济的改革，而忽略了传统观念(包括改革者自身)的强大的反作用，那么谁能保证经济改革不会在这种作用下遭到挫折，社会重新回到它原先的平衡状态？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夜完稿于上海
(贾平凹《腊月·正月》发表于《十月》一九八四年四月号)
蔡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