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M方法把经济体制看作是社会建立的对有关生产、消费和分配等经济现象作出决策的机制。决策过程包括：决策权的分配(决策结构)，向决策者提供使他们能够作出合理决策的信息(信息结构)，以及决策者借以实现其决策的机制(动力结构)。“DIM”一词，就是决策(Decision－Making)、信息(Information)和动力(Motiva－tion)三个词的缩写。运用DIM方法，可以将现代决策理论、信息理论和动力理论(包括动机心理学)的最新成果与比较经济体制的研究结合起来，提供一种新的规范性研究工具。实际上，“组织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和“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理论”一开始就是紧密相关的。在这方面，J.Marsc－hak和J.Kornai两人对经济体制研究的开创性工作值得我们重视。《比较经济体制》一书在研究决策结构、信息结构和动力(刺激)结构时，就多次引用了Marschak创立的“班组”理论(“Theory of Teams”)。所谓“班组”，是这样一种经济组织，其中每个人对他们各种活动的后果的效用具有相同的偏好顺序，但每个人获得的信息和选择的行动是有差别的。“班组”理论就是要确定下一个决策规则，规定每个班组成员的行动，使其作为他所获信息的函数。因为班组的成员对于他们活动后果的效用具有相同的偏好次序，所以班组理论适用于成员间休戚相关的共同利益远远压倒个别成员间的分歧的情况。这时，主要问题是决策和信息结构的设计，Marschak运用冯·诺意曼创立的对策论已经相当深入地探讨了这个问题。但是，由众多企业组成的国民经济系统，却不能够被视为一个“班组”。此时，企业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利益实体，它的动力问题已经上升为首要问题了。苏联型中央集权体制的根本弊病就是否认各企业的相对独立的利益，把全社会看成一个大工厂。结果，由于动力(刺激)结构设计上的失误，企业上送的信息往往“不真”(且不谈信息漫长上达通道中由“噪声”引起的“失真”)，从而决策也不可能合理。
笔者认为，对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认识可以说在世界范围内经历了如下一个过程：一、开始无论在实践和理论上都只注重于决策结构。例如，三十年代由冯·米塞斯发端的一场论战中，兰格为了反对米塞斯关于公有制妨碍资源的合理配置的观点，提出了著名的“兰格模式”。在这一模式中，中央计划委员会规定一切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包括资本的利息率。计委指定的企业经理必须遵守两项规定：(1)要使边际成本等于计委确定的价格，(2)使每种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率相等。兰格认为，这样就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模拟了完全竞争的市场。但是，兰格很少谈信息结构和动力结构在这一模式中的作用。哈耶克已经从信息结构负担过重的角度批评了兰格模式。《比较经济体制》则从动力结构方面批评兰格模式，指出并不能保证企业经理遵守计委那两条规定。二、在五十年代末期，控制论的科学性被苏联领导人承认，信息结构的重要性也提上了经济体制设计的日程。阿甘别疆院士说：“由于各部门之间日益增加的相互联系，经济中信息数量的增加大约是生产量增加的平方(有时是立方)……”。苏联开始在经济管理中大规模使用计算机收集、加工、处理信息。但是，由于没有解决各项计划指标相互“打架”的标准语言问题，特别是没有解决责、权、利相统一的动力结构问题，苏联体制还是近似纽伯格等所说的“电子计算机乌托邦”。三、紧密结合决策结构、信息结构和动力结构，对经济体制进行综合设计的阶段。东欧和我国正处在这一艰苦探索阶段。笔者认为，为《比较经济体制》多次援引的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J.Kornai，在这方面有着突出的贡献。
Kornai在他一九七一年出版的享誉世界的名著《反均衡——论经济系统理论及其研究任务》一书中指出，与列昂节夫及其他生产函数理论家不同，他不仅着眼于投入产出的技术关系，而且更致力于研究控制过程和信息流。Kornai把经济体制分为“现实领域”和“控制领域”两部分，运用现代控制论、信息论、决策论来深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他特别强调“多级控制”问题，(multi－Ievel con－tro1)，也就是承认各企业是相对独立的利益实体。上面提到的Marschak生前与Kornai也有直接交往，可见从决策结构、信息结构和动力结构来理解经济体制，已经形成一个国际性的学术潮流。
(《比较经济体制——从决策角度进行的比较》，〔美〕埃冈·纽伯格、威廉·达菲著，吴敬琏等译，商务印书馆一九八四年三月第一版，1.4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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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之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