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写道：“北京大学物理系的革新，可以说是从王守竞先生开始。”他的多项“研究工作，闻名于世。确是物理学界一位杰出人才。一九二九年，他返国在浙江大学任教，一九三一——一九三三年任教北大。他于国势非常感慨，决心致力于应用科技的研究(如飞机发动机等)，所以，离校之后在抗战时期主持中央机器厂(在昆明)。”《回忆》写到这里，加了一句深有感情的话作结：“这确是我国物理学界的一大损失。”
只因我对物理学和对王守竞两者的无知，我也就不容易进入吴大猷的感情。但是他的这个结语，却不能不令我沉思吟味。
在我们前辈中间，感慨“国势”，放弃专长，义无反顾地走上他们认为自己应走的道路的，未必仅若凤毛，倒是前赴后继的长长的行列。他们都甘之如饴，我们对他们则是肃然生敬心。
人同此理的祈愿，是扭转“国势”尽快让他们回掌其起先的专长吧？那么，在义无反顾和肃然起敬的背后，确然隐伏着一些惆怅与惋惜，这是我在听到吴大猷的别样的观感之前所不曾想到的。
于是我记起了陈寅恪在建国初期的一节往事，它写在王匡追怀陶铸的文章里：“当时，陈寅恪先生因患目疾，行动不便，只求能在安定的晚年从事著述和学术研究，所以对一些社会活动一概不予过问。全国政协邀请他为政协委员，他谢绝了；郭老派专人到广州敦促他到北京就任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二所所长，他婉谢不就。”
不是据说居里先生也曾心烦虑乱地渴望能有“一个不许举办讲座和禁止出版报纸的地方”吗？可见这也未必就是独一无二的乖僻。
可是人们一时间便对陈寅恪啧有烦言了。惟独陶铸发表了别样的观感，他肯定这位学者，给予令人感动的关心和照顾。如果说，陈寅恪辞谢两项邀请曾经暂时产生某种不良影响的话，则陶铸的措置，岂止足以弥补挽回而已！
别样的观感，往往可以成为消释雾障的劲风烈日，看来真该引起人们的沉思吟味。
读书小札
谷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