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告是传播信息的一种重要方式，人们在今天没有理由不重视它。不过，要是在《读书》杂志的某处，赫然出现一位美目盼兮的时装仕女，或者一部岸伟壮观的新款机器，也许会使人觉得突兀。《读书》印数有限，读者群中怕是书迷居多。登出这类广告，在此时此地，恐不免成为“冗余信息”，起不到应有的作用。为有关企业考虑，我们还是暂不登载工商业某些产品的广告，而把篇幅留给大家喜爱的图书。这是我们多年来的想法。
　　从今年开始，我们又把原来可以用来刊载广告的篇幅匀出一点来，登载作家的手稿和书信，大多在每期的前后里封。近年以来，名人手迹很受重视，各种题词墨宝时见发表，尤其在各种大大小小的节庆之际。相比之下，似乎对于同一类的手迹——作家的手稿、书札，注意还不够。学者、文人当然也是凡人，他们一有了“知名度”，不见得连手迹也成了圣物，我们不必对此作过份的渲染。不过文学史和科学史也表明，研究手稿和书信，是研究一个作家或学者的重要方法。从手稿的修改，可以揣知他们思路的踪迹，学习写作的方法，更不要说可以从中发现一个人的品德、兴趣、特色。三联书店前不久搜集了翻译家傅雷的手泽若干件，在香港展出，博得不少中外知识分子的赞赏。不少人认为，这是一次无言的教学。看着傅先生那些工整的笔迹，谁都不期然地联想到，它的作者是一位守正不阿的学者，一位严肃认真的文士。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鲁迅的手迹曾被包过大饼油条。十年浩劫之中，许多作家手泽如有留存，仅仅是因为它们可以作为“罪证”。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重视作家手稿、书信，应当是重视知识的一种体现。现在已经开始设立机构保存这些珍贵的材料，但对我们这类传播工具来说，则应着力于它们的发表。现在我们利用极为有限的篇幅，做了一点点的工作。大规模的整理发表，则有望于较为富裕的来日，寄愿在更加坚实的中国编辑家和出版家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