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经济体制——从决策角度进行的比较》，是近年来我国翻译出版的第一部西方比较经济学专著。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西方比较经济学研究的动向和水平。从该书的“序言”中可以看到“现代的理论”，“开拓性的方法”这些字眼，它们表明了作者同传统的理论和方法分道扬镳的意向。那么，什么是传统的理论和方法？“现代”的理论和方法又包含哪些内容？研究西方比较经济学的这种变化对我们有何意义？让我们结合《比较经济体制》一书讨论一下这些问题。
一
《比较经济体制》中说：“对经济体制进行比较的传统的方法，是按三大‘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立经济模式。”“主义”一词在英文中为“ISM”，故这种方法又简称“ISM”方法。
“ISM”方法最早可追溯到空想共产主义者。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只是在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之后才被迫从事比较经济研究。最初的研究局限在经济的伦理道德观方面；评价经济体制的标准，是看它是否合乎“理性”和“正义”，是否有利于人的“自由”或“平等”。虽然也有少数经济学家作了技术性的比较和论证(如帕累托对“最佳体制”的研究，巴罗尼对集中控制和分散控制下资源分配效率的探讨等)，但范围很有限，且影响不大。在西方一般学者看来，资本主义看重自由，社会主义强调平等；前者依靠私有制和个人进取心，后者以公有制和国家再分配为基础。这种看法是与十九世纪西欧社会的尖锐矛盾分不开的。资本主义的迅速成长与阶级的急剧分化相伴而行，加剧了社会各阶级的矛盾冲突，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则给人们带来了希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竭力用“制度的成就”低毁这种思想倾向，靠“享有自由”的说教压抑“要求平等”的呼声。如《比较经济体制》一书作者所说的，最初对“ISM”方法的信奉，“是政治和社会的意识形态冲突的产物”；“强调经济体制的意识形态内容所造成的重要后果，是把重点放在所有制关系上，把它看作区别经济体制的关键因素。”
当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建立以后，西方比较经济研究的方向开始变化，由泛理论的争论转向对现实的评价，由主要是讨论经济伦理问题转向侧重于研究不同经济体制下的资源配置问题(继承帕累托和巴罗尼的传统)。尤其是二、三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出现和苏联“一·五”计划的成功，更使人们感觉到比较不同经济运行方式的必要。在这种形势下，出现了所谓“社会主义论战”。密塞斯、哈耶克等保守派经济学家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国家统制经济，没有生产货物市场，缺少价格和竞争，不可能正确计算产品的“价值”和成本，从而无法合理分配经济资源；这种体制在政治上必然导致极权和专制。当时在美国任教的波兰经济学家兰格等人则针锋相对地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以把国家的集中指导同市场机制结合起来。其方法是，中央计划当局计算出资源配置的最优解，制订好全部产品和劳务的最初价格及资本利率，然后让企业在市场上根据利率和价格竞争；中央计划当局通过“错了再试”的反复测试过程逐渐逼近经济的均衡状态。这场论战是西方比较经济学由“ISM”方法向“现代”的方法过渡的重要阶段：一方面，人们依然看重传统的分类标准，用经济的意识形态和所有制形式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区分开来；另方面，一些学者已注意到不同经济制度的共同点和一种经济制度可能出现的不同形态，讨论了计划与市场结合的可能性。“兰格模式”就是一例，所以《比较经济体制》一书称它“对于迄今尚未解决的关于计划或市场协调的优越性和可行性的争论是一个贡献。”
然而，由“ISM”方法向“现代”方法的过渡由于“热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在四、五十年代却停滞不前。六十年代以后，西方比较经济学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不仅涉及的范围比原先广泛得多，而且研究的方式方法也有不少变化。一九六一年，荷兰著名学者简·丁伯根撰文，最先提出被《比较经济体制》一书称为“比较经济体制领域中的一个最有普遍性的，也许是最重要的假设即趋同假设”。趋同假设的主要意思是说，随着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各种经济体制(不论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的差别会逐渐缩小乃至最终消除。“趋同论”认为，现代化的经济都是大规模的生产，都要求建立生产决策单位的严密组织。因此，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都会有一些共同点：第一，产品价格和数量必须受到监督，它要么由国家安排，要么由企业组织。这样，无论哪一方都需要计划，而市场和“消费者主权”相应受到削弱；第二，企业必须有一定的决策权，摆脱股东或政府官僚的过分干预；第三，它们都依靠国家来稳定物价和工资水平，并且向它们提供受过训练和教育的人力。“趋同论”的提出和它在西方比较经济学中影响的扩大，在比较经济学的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改变了传统的认识方法，提出了新的研究对象，开辟出新的研究途径。它使许多学者放弃意识形态和所有制的分类标准(至少不再完全依靠它)，重新研究经济体制的概念，重视经济体制的构造和职能。在此基础上，由“ISM”方法向“现代”的方法转变，才具有了实质性的意义。
二
《比较经济体制》一书的作者以简约的语言概括了新的方法的基本内容：“我们把经济体制看作社会确立的在生产、消费和分配等三个基本领域内作出经济决策(决定什么，怎样，何地，何时和为谁)的机制。经济体制包括三个互相联系的组成部分——决策(D)结构、信息(I)结构和动力(M)结构。本书的主题就是：这三个结构(DIM)体现了研究经济体制的主要工具。因此，这种研究方法可以叫做决策方法或DIM方法，因为，正是DIM结构，决定了决策权在一定体制的参与者之间的分配，决定了他们交换信息的渠道和方式，以及他们互相推动保证服从这种决策的方法。”(第9页)
可以看出，“DIM”方法的总的特征，是把经济体制视为组织经济的再生产的框架，按照特殊的经济功能比较组织构造，研究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个环节的联系，分析决策机制及决策条件的内容和关系。它把现实经济生活中种种复杂的现象提炼为“要素”的形式，使之具有精确的和可比的特点，再根据现代经济管理学中的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以及决策论的原理加以排列、组合，让不同经济体制的具体差别上升为理论模式的不同，在“实验室”的纯粹环境下比较各自的长短利弊，然后设计出最佳目标模式，按照实际情况进行种种修正，提出改变或者完善现实经济体制的方案。“DIM”方法的前提，用《比较经济体制》一书作者的话说，是“认为社会行为是可以按模式塑造的，从而是可以预测和控制的。社会毕竟是人为的，而且现代社会越来越被看作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种选择，是一系列安排中的一种可能的安排。”(第6页)
让我们简要介绍一下“DIM”方法的主要内容和它在西方现代比较经济学中的应用。
从“D”角度看，各种经济体制的不同可以归纳为决策制订方式和实施过程的区别。决策权指一种法律权力，它能够在一系列行动中作出选择，或者影响当事人作出某种选择。权力是决策权的基础，它有四个来源：传统、强制、所有制和信息。不发达国家通常靠传统和习惯维持权力；极权主义国家(如纳粹德国)主要靠强制实施经济决策；在西方国家，生产决策的基础是对稀缺的生产要素的所有权；随着经济的现代化，对信息这种特殊的生产资源的支配有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不管权力的来源如何，任何经济体制都可看作是一个等级式结构，各个经济单位处在决策的不同层次上；处于较高层次的单位比较低层次的单位有更大的权力。所谓“分权”，就是处于较高层次的单位把决策权授予所属的较低层次的单位，“集权”意味着决策权集中在等级式结构的上端。《比较经济体制》一书认为，分权的决策结构的主要优点是：经济系统免受中央当局重大错误的损害；可能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在技术或需求的变化上容易调整；信息获取的费用较低而质量较好；可能更多地根据经济而不是政治考虑作出决策；有助于保护个人的政治、经济和人身自由，更好地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集权的结构的主要优点是：中央当局可以集中整个经济范围内各种决策的相互作用的信息，对决策的长期费用和收益进行估计，有可能“把外在的经济情况和非经济情况内在化”(比如对教育和环境问题的处理)，把稀缺资源(包括受过教育的人)集中使用于被认为是最重要的领域，迅速实现经济结构的重大转变；换言之，体制的指导者有更大的能力达到他们的目的。另外，集权体制也更容易做到产品的规格化和标准化，避免不必要的“浪费”。
从“I”角度看，不同经济体制的差别也可以用信息结构的区别来表示。资源配置过程开始时，所有经济信息分散在经济的各个部分；每个单位对自己的资源和生产情况都十分了解，但没有其它单位的信息。在资源分配过程中，单位之间相互沟通，传递信息，交换资源。信息的集中是指所有信息都由中央计委掌握和传送，它测算出生产量并充当决策者；信息的分散意味着，由自由市场传递商品范围的价格和产量信息。这涉及到信息结构的关键问题——信息流的方向。在各种中央计划型的经济体制下，纵向的信息流是主要的，即：企业向它的上级机关报告生产能力、原材料库存和劳动力等等信息，上级机关向企业下达如何使用各种投入的命令。横向的信息流是市场体制的本质，它是指企业之间直接交换各种信息和资源；没有直接决策权的单位则互相标价和投标。此外，信息结构还牵涉到许多复杂的问题。
从“M”角度看，不同经济体制在经济运行的动力和刺激人们工作的方式上也是不同的。《比较经济体制》一书从个人目标、组织统一、动力类型、刺激结构等方面研究了动力结构。它认为，所有人的推动力都来源于下列要求：1)生理需求(饥、渴等)；2)环境稳定；3)爱和归属感；4)社会地位；5)才能的充分发挥。不同社会中这些要求的程度大小的排列次序是不一样的，它们推动行动的力量也不相同。如何使不同的要求和谐共存，涉及到组织的统一问题。无论何种组织，它的总目标与它的参与者的具体目标是不可能完全统一的。但在集中体制和分散体制下，这种不完全统一又有不同表现形式。例如高度集权的体制会把决策者的目标作为组织的总目标，而分散的体制却不可能这样。从动力的具体类型看，也是多种多样的。既可以直接规定当事人的行动系列(计划经济往往有这种特征)，也可以对行为后果施加影响(如税收和补贴)，还可以靠改变人们的观念来影响人们的活动。作者指出，不同经济体制运用刺激的方式和侧重点是不同的。
“DIM”方法的采用，在西方比较经济学中造成这样的状况：不同“主义”之间的原有区别变得不太重要，而“主义”内部的差异却引人注目。即便在同一“主义”内，也形成了多种多样的“模式”。《比较经济体制》一书拿“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为例，通过对二者决策、信息和动力结构的分析表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概念是非常广泛的，包括着许多不同类型的经济体制。
“DIM”方法的出现和广泛应用，标志着现代西方比较经济学的形成。经过七十年代以来的发展，比较经济学已成为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科中一个独立的和极为重要的分支。由“ISM”方法到“DIM”方法的转变至此基本完成。
三
《比较经济体制》一书的作者认为：“比较经济体制的研究……帮助我们了解和我们共居在这个小小星球上的各国的经济体制，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自己的体制，并且使我们看到各种分析技术和体制上的假定(各种分析技术的有用性是以体制上的假定为基础的)的局限性，从而使我们更完善地掌握各种工具”(第7页)。我觉得，这句话是值得我们思索和回味的。
从西方比较经济学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由“ISM”到“DIM”的转变，并不单单是这门学科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的变化，它也折射出时代的变迁和历史的进步。可以说，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力量消长，反映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之外各种新的经济组织形式和经济力量的崛起，反映出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和工业进步的深刻影响，反映出当代西方社会人们思想方式和思想内容的某种改变。资产阶级学者由轻视诋毁社会主义制度到重视研究它，由宣扬资本主义制度的“唯一性”到比较包括许多亚非拉小国在内的各种经济体制的优劣，由简单的肯定一否定判断到复杂的综合分析，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在他们的大量的、精细的比较研究成果中，体现了上述变化和进步，包含了不少有价值的东西。
当然，我们首先应当看到西方比较经济学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科的一门分支所固有的局限性。从根本上讲，西方比较经济学家并不赞成而是反对马克思的历史观，不承认人类社会必然会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他们对现实社会主义存在和发展的某种肯定，是以这种体制会与资本主义体制“趋同”为前提的。在他们的所谓“纯经济学”的分析中，放弃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模糊了不同“主义”之间实际存在的原则界限，把不同世界观的对立和不同社会制度的区别降到微不足道的位置。这是导致西方比较经济学在宏观分析上得出错误结论的致命原因。连一些西方比较经济学家自己都承认：“当代世界毕竟如众所周知的是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体系划分为不同的经济与政治集团的。……任何试图避开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问题而孤立地依据技术特征来给经济体制下定义是肯定要使读者失望的。”(P·格雷哥莱、R·斯图亚特：《比较经济体制》，英文版，一九八○，第11页)按照某种“纯技术”的分析(《比较经济体制》一书亦有此弱点)，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不同甚至会远远超过其中一个国家同某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差别。这不仅在理论上站不住脚，而且在实际上也是不可能被人接受的。历史的和阶级的限制，使西方学者不可能在总体上、在根本性问题上作出不带偏见的结论和判断。这一点，是我们应当加以注意的。
然而，另一方面，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西方比较经济学无论是在概念的选择和体系的构造上，还是在研究方法和具体的论证方式上，或是在对不同经济体制的细致观察和分析上，都确实可以为我们提供许多有益的、有参考价值的东西。这门学科在西方经过长期的发展，已形成了独立而完整的概念、体系和方法，具有丰富的内容。对比之下，我们以往的为数不多的比较研究中，最大的弱点就是不深、不细，笼而统之，缺乏专门的范畴、周密的体系和独立的方法。不少研究者囿于传统的框框，满足于一般性的分析和结论，给人以极其空泛不切实际的感觉。比如，在说明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时，总是拿出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等那么几条，在这上面做文章。我并不是说不要这些大的、原则性的标准，但光凭这几点是绝不足以认识和理解我们自己的体制和我们周围的世界的。譬如，在看待社会主义各国的不同体制和我国近年来经济改革中出现的各种现象时，大家都深切感到了分析和认识工具的缺乏。我想，是不是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比较研究也有一个从“传统”的方法向“现代”的方法的转变过渡的问题，即有一个由简单的是非判断到复杂的综合分析变化的问题。倘若如此，不妨借他山之石以攻玉。西方比较经济学者从组织社会化生产的技术特征的角度所概括出的比较经济体制的“现代”方法——“DIM”方法，就可以为我所借鉴。我们应汲取这一方法的长处，弥补分析手段的不足，进而创造出有鲜明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比较经济学。
我国的比较经济体制研究刚刚起步。目前，研究内容大致有三个方面，它们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的比较、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经济体制的比较、我国的经济体制建立三十五年来发展的不同阶段的比较。在所有这些方面，我们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利用“DIM”方法，改进和充实原有的研究。
比如，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比较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最先建立计划经济(苏联在一九二八年就实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资本主义则在利用市场机制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亚当·斯密早在一七七六年出版的《国富论》中就已严密论证了在“看不见的手”作用下的市场机制的功能)。但是，是不是只有社会主义才可以有计划，资本主义则拥有市场的“专利权”呢？现实已经作了否定的回答。在理论上，我们现在已经弄清楚了社会主义同商品经济的关系，知道商品经济并不是资本主义的特征而是任何社会经济发展必经的阶段，因而市场的各种范畴也是可以为社会主义经济所用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利用市场机制弥补我们计划经济的不足。“DIM”方法为我们提供了这种结合的一条线索。我们计划体制中决策的特点是事前调节，现在需要加强事后调节(即建立各种反馈机构和信号)；以往我们经济体制中各种信息流主要是纵向的，现在需要增加横向信息渠道(即部门之间、地区之间、企业之间和个人之间的联系)；过去我们的体制过多地依靠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现在需要更多地通过各种经济杠杆、尤其是价格这个“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我们的计划以前侧重于宏观平衡和长期效益，现在需要的是着重加强微观活力和灵活性；……如此等等。“DIM”方法帮助我们了解不同经济体制运行的原则、方式和特点，为我们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提供根据。
又如，在社会主义制度史上，曾经有过(现在仍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某种“大一统”的观念，它把社会主义规定为只能有一种模式，其判别标准就是前面提过的那几条。而当我们用“DIM”方法衡量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体制时，这种观点就站不住脚了；因为很显然，由于各国国情和历史条件的不同，它们有着不同的管理体制、决策结构、信息传递方式、动力和协调机制。这种差别就是经济体制的差别，是不同模式的差别。在理论上“DIM”方法也区分出不同的思想倾向和观念，比如，有一种观念认为，全民所有制是社会、集体、个人利益结合的首要基础，集中的行政管理和决策是这种结合的基本手段，指令性计划是沟通联系上下左右的主要形式，国家利益是集体和个人利益实现的重要保证；与此相对立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社会主义国有制只是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发挥职能的基础，它在发挥其积极的历史作用的同时也包含着生产者和生产资料以新的形式相分离的基本矛盾的萌芽，它阻塞了横向的信息和商品交换，妨碍了生产者积极性的发挥，因此国有制必定要向更高级的社会所有制形式过渡。这又是理论模式的区别。实际上，靠“DIM”方法得出的社会主义有多种模式的结论，是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相一致的。列宁曾经指出：“由于开始建立社会主义时所处的条件不同，这种过渡的具体条件和形式必然是而且应当是多种多样的。地方差别、经济结构的特点、生活方式、居民的觉悟程度和实现这种或那种计划的尝试等等，都一定会在……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特点中反映出来。”(《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191页)
再如，我国经济建设三十五年来的发展，走的是一条“之”字形的曲折行进道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呢？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也和人们对于社会主义条件下权力的性质和作用、实施权力的条件与方法、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源泉和动力等问题的认识分不开。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们把阶级矛盾作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把阶级斗争作为推动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因而不适当地夸大了党在各个领域中的作用，在经济领域它表现为国家对于经济事务的过分干预。结果，造成了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的局面，极大地限制了地方和企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束缚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终造成了经济体制僵化、生产停滞不前的严重状况。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逐渐纠正了“左”的思想倾向，自觉而谨慎地探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性，大胆实行政企分工和简政放权，用经济的、物质的手段调动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尤其在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放手让农民去干，短短几年内农业就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惊人成就。历史的回顾使我们深深地体会到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权、责、利关系的重要性，而对未来的展望又使我们深深感到深入研究如何使决策、信息和动力结构协调一致地发展以保障经济体制有更出色的表现的问题的必要性。经济结构愈复杂，经济生活愈是多样化，就愈不可能仅凭着情感的力量去左右经济，而必须愈来愈靠科学的手段去驾驭它。从这个意义上说，“DIM”方法所包含的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等现代科学管理因素，不仅可以成为我们衡量过去的标准之一，而且可以成为我们探索未来的工具之一。
《比较经济体制》一书的作者认为：“研究经济体制的最终目的是：在一定环境和借以评价经济活动各方面的标准是既定的条件下，发现不同体制的相对优点。”(第20页)这对我们研读此书也是适用的。
(《比较经济体制——从决策角度进行的比较》，〔美〕埃冈·纽伯格、威廉·达菲等著，荣敬本、吴敬琏、陈国雄等译校，商务印书馆一九八四年三月第一版，1.5元)
王逸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