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东壁遗书》的最大特点是不受传统的束缚，敢于打破当时“离经叛道，非圣无法”的禁锢，来推翻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歪曲捏造的虚假历史，追寻历史的真实面目。就当时的历史条件言，他所使用的方法可说是比较科学的，因而也是比较先进的。
然而崔述的著述并不见重于当世，甚至连他自己也认为只是一个“薄皮茧”，因而一直没有刊刻的机会。直到公元一八二四年，也就是崔述死后的第八年，才由他忠实的弟子陈履和在浙江金华府东阳县知县任上，竭尽财力将这部著作付梓刻印。就在书板刻成的次年，陈履和尽萃心力而死，死时“宦囊萧然，且有负累；一子甫五龄，并无以为归计”(萧元桂：《东壁遗书序》)。这显然是因为刻书耗用资财过甚造成的。幸亏当时陈履和的上司金华府知府萧元桂仗义纾难，以陈氏所刻《东壁遗书》板木二十箱留存金华府学交兑官物，并邀集金华府各县陈氏同僚，捐助刻资六百两，才付清陈氏欠债，并把陈的家眷送回了本籍云南石屏。这真可以说是我国出版史上一段令人下泪的轶事。
崔述的《东壁遗书》刻印之后，在当时以及以后的近八十年间，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最先发现这部奇书的重要价值的，却是一位远在东瀛的日本学者那珂通世，他把陈履和刻本的《东壁遗书》加上标点后排印出来，才引起日本汉学界的普遍重视。崔述的治学方法，在本世纪初的日本曾经产生过不小的影响，然而在他的故乡中国却还很少为人赏识。
在中国最早介绍崔述的，可能要算是由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先锋转向整理国故的著名学者刘师培了。他在《国粹学报》第三十四期中撰文介绍崔述的生平，同时也指出他在考辨古史的方法上，所谓“折衷至当，以去伪而存诚”(《崔述传》)。随后，胡适和赵贞信又为崔述作了十分详尽的年谱，顾颉刚先生则开始系统搜集崔述的著述以编集卷帙浩繁的《崔东壁遗书》。现在新版的这部十六开双栏排印，多达一千多页的《崔东壁遗书》，就是顾颉刚先生在曾经耗费过十五年心血编订的亚东旧版基础上再加增删而成的。
顾先生是一位极端认真的学者，在新版的这部《崔东壁遗书》中，不仅对过去亚东版所收的附录材料有所删补，而且对全书进行了全面校订，并在王煦华先生的协助下，撰写了一篇八万多字的长篇序言。在这篇序言中，顾先生对中国学术史中的辨伪源流进行了系统的说明，对每一个时代的辨伪工作的得失优劣作了全面的总结，这实在是一篇具有极高学术价值的煌煌大文，其意义自不下于当年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和梁任公先生的《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
顾先生编订《崔东壁遗书》，在许多方面是远远超过崔述最忠实的弟子陈履和的。例如，他不仅将有关崔述的存世著述网罗殆尽，而且把他亲到山西大名崔氏故乡所搜集到的崔述的胞弟崔迈、胞妹崔幼兰直至妻子成静兰等人的诗文也汇为附编，刊印出来，这对于研究崔述的生平思想，无疑也是很有价值的。不宁唯是，顾先生还将有关崔述的传状、年谱、故里访问记述和有关崔氏著述的评论，一一编述，作为附录，附于卷末。这使现在的这部《崔东壁遗书》成为一部研究崔述的全面资料汇编。这无论对于学术界还是对于已经谢世一百六十多年的崔述本人，都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业。
崔述曾写过一首题为《惆怅》的七绝：
“惆怅明珠几暗投，
世无知己便应休。
龙泉宝剑埋尘土，
自有寒光射斗牛。”
他苦心著述一生所成的明珠，经过陈履和的整理刊刻已经算不得暗投，现在又经顾先生的全面编订，重新刊印，不仅“龙泉宝剑”不会再久埋于“尘土”之中了，而且完全使它自身固有的照人“寒光”直射中国文化宝库中优秀遗产的“斗牛”。
(《崔东壁遗书》，〔清〕崔述著，顾颉刚编订，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六月第一版，〔精〕9.20元)
品书录
范毓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