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书评》与《纽约时报书评周刊》是美国书评刊物中的两个台柱，我前曾在《读书》杂志为文介绍。办这样的书评刊物能够盈利，在美国文坛是一件不平常的事，因此我很想在这里将它的成功史详述一下。
《纽约书评》半月刊于一九六三年出世。当时纽约报纸大罢工历时一百十四天之久，时报书评周刊的被迫长期停刊，引起纽约文化界的精神饥荒。出版界无处登广告宣扬新书，读书界无处读到书评，作家们受到忽视，而书评家没有地方来发挥他们的高见，《纽约书评》应时而起。但创办者决未梦想他们的刊物在报纸复刊后仍能继续维持，不但如此，而且最终赚了一笔巨款。
《书评》的新老板名里亚·海德门(Rea Hedeman)，是位年仅四十岁的报纸编辑。他虽然来自南方，可是一向以思想开明见称。他给《书评》编辑们的最大礼物是他们可以坚持独立立场，做老板的决不干涉。
由于这份权威刊物不亏本，对它觊觎者早已有人，可是没有一个象海德门那样具有尊重与恭敬《纽约书评》的态度。刊物的主编人是罗伯特·西尔威斯(Robert Silvers)。新老板说，西尔威斯可以安然守职，他决不借故换人。其他创办人是副主编白蓓拉·埃普斯坦(Bar－bara Epstein)，顾问编辑哈威克，以及白蓓拉的前夫杰逊·埃普斯坦(Jason)。后者曾是兰登书屋的总主编，现在已不直接参预《纽约书评》的编务。
这本刊物虽然不亏本，每年盈利不超二十五万美元，那末海德门为何甘愿化资五百万元买它呢？我的猜想是，他不是为利而投资。他既富有，又爱好文艺，此举不过是满足他长期的奢想。我想我们爱读书的人都有这类奢想，只是没有钱来实现出刊物的幻梦而已。
《纽约书评》的文学价值与声望在美国一向是很高的。六十年代的社会与政治动荡时期已过，因此它所选用的作者与主题也已失去了当时火气十足、爱辩善论的风采。当时的几位经常写稿的左翼作家现已不再出现。最近的一位经常撰稿人竟是纽约市金融巨子菲立克斯·鲁哈丁(Felix Rohatyn)，令人啧有烦言。这位先生是因在七十年代将纽约市政府从破产边缘拯救出险而成名的。
越南战争的结束是促成《纽约书评》态度转为温和的原因。激烈反战的读者、编辑、作者们突然失去了一面号召大众义愤的旗帜。在过去，几乎每篇书评都是长篇大论讨论时势的论文。而现在呢？书评注重了学术性的书籍，而且很多是牛津大学出版社所出版的。编辑们并不否认他们对英国文化有偏爱。他们相信英国作家特别善于写取悦于高级知识分子读者的文章。
《纽约书评》的成功，主要是因它已达到了美国最杰出的高级知识分子杂志的地位。一般自认为高级知识分子的人物都要订阅一份，在家中咖啡桌上陈列。至于他们是否将每份每篇皆读，则是疑问，可是又不敢不订，免得被人讪笑。这类态度可以说是“文化势利”。
已故的著名文学家爱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 曾说过：“《纽约时报星期日书评周刊》因为报纸罢工而消逝，这只能使我们认清，实际上它从未存在过。”这句话发表在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二日的一期《纽约书评》上。他的话代表了当时纽约一般作家、评论家的意见。他们一向以为时报《书评周刊》太商业化，内容标准不如《伦敦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在出版界影响较大(按，时报《书评周刊》目前有销路一百六十余万份)。他们认为应该另有一个权威书评刊物打对台。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三年之间的报纸大罢工终于来了一个机会。创刊者向银行借来区区的四千元钱作资本，于一九六三年二月出刊了第一期。编者与作者都是尽义务，不收报酬。
当时最着力者乃是埃普斯坦夫妇。杰逊是兰登书屋的副总裁，白蓓拉替各书局做按件取酬的编辑工作，都有相当不错的进益。第一期系在他们的公寓中编成，共印了十万本，其中四万三千本立即卖完。新杂志首期能如此畅销，(特别是一份文学刊物)乃是前所未闻之事。第一期最著名的书评乃F.W杜披(Dupee)所作，所评者是黑人作家詹姆斯·鲍德温的名作《下次的火》(The Fire Next Time)。那篇书评的题目用大字印在封面上，引人注意，我至今还有很清晰的印象。
第一期引起如此良好的反应后，创刊者立即向外募款，希望能把这份原是暂时性的刊物继续下去。到一九六三年年底，他们找到了十三名投资者，集款十四万金。到了一九六五年又加了两名投资者。从此以后，这个杂志就可自立，不必再需外援。
在这期间，名家著作如J·D·萨林格的《木匠们，抬高顶梁》(RaiseHigh The Roof Beams，Carpenters)，约翰·厄普代克的《半人半马神》(The centaur)，玛丽·麦卡塞的《群像》(The Group)等，都受过辛辣讥刺的批评，读者胃口大增。
然后来了越战。当时美国学术界、文化界反战情绪高涨，《纽约书评》抓住时机，发表了许多以书评形式来讨论越战的文章。读者对这类文章的热烈反应似乎替主编劳勃·西尔伐斯定了编辑方针。书评不但越来越着重政治的讨论，而且立场越来越左倾(六十年代文化、知识、学术界人士的左倾乃是自然现象)。许多文章都是攻击约翰逊总统的政策的。约翰逊总统的被迫放弃连选未始与此无关。创刊后最“臭名昭著”的是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四日的一期，封面大字是“暴力行为与黑人”，下面的图是一个制造“莫洛托夫鸡尾酒”(Molotov Cocktail，用空瓶装火油的土制炸弹)的蓝图，含意好似是鼓励黑人人权运动的激烈份子暴动(其实这种姿态只是书生的纸上谈兵，据闻有一暴动者确曾按照这个蓝图制造，但没有成功)。
这期有两篇文章好象是故意来刺激读者的。一是学生运动领袖汤姆·黑登(Tom Harden，后来成为左派女影星简·芳达的丈夫，男星亨利·芳达的女婿)所写，为黑人伸冤。一是左翼作家安德鲁·考普坎德(Andrew Copkind)所写，也是用介绍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的新书《从此向何方？》(Where Do We Go from Here？)的书评，来替黑人暴行作辩护(但是其实这些暴动者已违反了金博士的“非暴力主义”的旨义)。这类文章终于引起知识界的反感。有的作家在其他刊物讥刺《纽约书评》为“时髦激烈派(Radical Chic)的主要理论喉舌。”(黑登娶了简·芳达后，现在循规蹈矩，竞选加里福尼亚州议员成功。考普坎德近来发表不多，仅在《民族》周刊写写影评而已。
亚尔伐斯又是何许人也？一九六三年时他是《哈泼氏》(Harper’s)杂志的一位青年编辑，原出身于文学杂志《巴黎评论》编辑部。当时他在出版界名气响亮，被公认为——“神童”天才。埃普斯坦夫妇前来挖角把他请到新创的《纽约书评》担任编务。
在名义上，西尔伐斯与白蓓拉·埃普斯坦共任主编，杂志的报头如是注明，其实负总责的是西尔伐斯。二人都有自己的作者群，前者着重于政治，后者着重于文学。可是西尔伐斯有时也借重文学作家来评论国际政治。近来一期中有著名女作家琼·狄地恩(Joan Didion)评论萨尔瓦多的文章极受注意(结果狄地恩以此文为根据完成了一本书，立即成为畅销书)。以狄地恩的地位，她的稿费如由文学代理人交涉，每篇文字的稿费高达五千元至一万元。可是因为她是西尔伐斯的好友，直接交稿。《纽约书评》稿费不高，通常是每字五分或一角。西尔伐斯给她最高的每字一角，一篇五千字的文章稿酬不过五百元而已。
《纽约书评》的取稿标准一般却高于《纽约时报书评周刊》。后者的主编密切尔·勒维塔斯(Mitchel Levitas)这么说：说我们两个刊物有相似处，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当然，二者都注意市上的重要新书。一般而言，《纽约书评》很少评论通俗流行小说，而《时报书评周刊》因为比较商业性，也评介侦探、间谍、惊险、言情、科幻小说等诸方面的畅销书。
读者们已注意，由于时势的改变(政治气氛趋向右倾保守)，西尔伐斯近年来的编务方针也有转变。左倾的文章越来越少，关于文化与文学的书评占了次位。在政治上的论文正自左偏中，而他对经济学却发生了兴趣。近来几篇评论经济书的作者是上述的菲立克斯·鲁哈丁。鲁哈丁是位道地的金融界的资本家，可是他的思想比较开通，并不是里根总统式的保守派。另一自由派刊物《新共和》周刊近曾载文指出，西尔伐斯将一名银行家(鲁哈丁)抬举为一位“重要的经济学家”，似乎有损《纽约书评》在学术界的地位。
诸位编辑中，以顾问编辑伊丽莎白·哈威克的凭空得了一笔五十万金巨款，最为惊喜。哈威克是已故诗人罗伯特·罗威尔(RobertLowele)的遗孀，虽然名闻文坛，下笔成金，还是觉得能一次分得如此巨款，真好似中了彩票头奖。其他分得五十万金者，除了西尔伐斯，已离婚的埃普斯坦夫妇以外，还有一个是书刊发行经理。对他们这五人来说，这个刊物在经济上可以算是大成功。
《纽约书评》本钱不大，开支也低。比如说，一九八三年全年度所发的稿费不过是二十万元。通常每字五分至一角的稿费，真不能与大型畅销的杂志稿费相比。而且，此刊所用的是白报纸，二十余年来从无意采用较贵的道林纸。它的优点是它的长期订户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很少会中途辍订。
《纽约书评》的惟一奇特点是它的分类广告中的男女征友栏。这些广告并不含蓄，男女高级知识分子公然夸张地形容自己的英俊(或美貌)与多学多才。广告多半不是征婚，而是征求异性伴侣。这类广告如此受人欢迎，竟可使杂志每期增加广告费收入四千五百元！《纽约书评》读者的公然表扬性爱自由，往往令人吃惊。
至于新老板海德门呢？他并无抽去这类广告的计划。海德门出身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逊城，是当地报纸的世家，自他父亲手中接手后，把一份主张黑白种族隔离的地方报，一改而为呼吁黑人人权的开明报纸，乃在新闻业界享了名。他的购买《纽约书评》显然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他对此份高级刊物的信心。他如不换编辑人员，《纽约书评》内容不会大变，倒是它的撰稿者也许有希望提高稿费的收入。海德门如是富有的开明人物，便不应剥削可怜的作家们。
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三日于纽约
西窗漫笔
董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