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两通绝命书始刊于一八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旧历十月十四日)的日本《东京报》上，《知新报》是据该报译载的。但此两书当系伪作，不可不辩。两条有力的证据是：
(一)王照《小航文存》卷三：《复江翊云兼谢丁文江书》，于梁氏“立即于横滨创办《清议报》，大放厥词，实多巧为附会”下注曰：“如制造谭复生血书一事，余所居仅与隔一纸<SPS=0567>扇，夜中梁与唐才常、毕永年三人谋之，余属耳闻之甚悉，然佯为睡熟，不管他。”
(二)唐才质《戊戍闻见录》：“复生身陷囹圄，其始二仆尚得近，后防范密，知不免，故题诗于壁以寄志，而无一字贻亲知，盖搜查綦严，无由寄还，且恐亲知受株连也。后报载其血书二，予读之，疑不类，询之伯兄，盖出卓如手，欲借以图勤王，诛奸贼耳。”
这两条证据，一为亲闻，一是得自参与密谋者之口，都可以说是第一手材料；两条材料来源不同，而所证明的问题却是一致的，如果作伪，恐难有如此巧合者。所以，我以为这两条证据是可靠的、难以驳倒的。
汤志钧先生作《戊戍变法人物传稿》，征引了上述全部材料，并一一驳斥，谓“故《遗书》尚难定为赝品” (增订本上册112—114页)。但是，汤先生的驳论仅就常理而言，没有注意到当时复杂的政治背景和人事关系，故难令人心折。
现将汤先生的驳论列出，并略申鄙见如下：
(一)“查《清议报》创于戊戌十一月十一日，而遗书刊于十月十四日，斯时《清议报》尚未创刊，此后《清议报》亦未载《遗书》。”
按：《清议报》固创于十一月十一日，但筹备《清议报》却在十月。梁启超在《三十自述》里说：“戊戌九月至日本，十月与横滨商界诸同志谋设《清议报》。”当年十月二十七日与夫人李蕙仙书更明确地说：“吾在此创报馆已成，下月十一日出版。”一报之设，非旬日可成，故在十四日以前议论筹办报事兼及伪造遗书，并非不可能。为了抓紧时间，扩大宣传，在《清议报》未出版前，先在日本报纸上发表遗书；既已发表，宣传目的达到，《清议报》不再重载，也是可以理解的。退一步说，即使王照对此事背景的记述有误，即并非在筹办《清议报》时议论伪造遗书，也不能否定伪造遗书事件本身。
(二)“作伪而由三人合谋，合谋而不顾<SPS=0567>扇之耳闻，耳闻而‘保密’者垂三十年，亦事理之难解者。”
按：按梁启超之伪造遗书，“欲借以图勤王、诛奸贼”，纯粹出于政治目的，虽不算光明正大，但在自己营垒内部，也不必鬼鬼祟祟，尤其是在自己队伍的核心人物中是不需要保密的，而且事实上也不能绝对保密。唐才质见到遗书就询问来源，唐才常也毫不隐瞒，直言相告，就是明证。至于王照，他与梁启超同船至日本，而且住在一起，梁启超自然把他视为同志。他明知王照就在<SPS=0567>扇那边，但并没有派人查看一下他是否睡熟，说明他根本就没有打算对他保密。王照虽然后来同康梁有些矛盾，但在这时候他们的目的还是一致的，次年元旦日，王照还同康、梁、罗普等在东京明夷阁“望阙行礼”。所以，当时王照即使不同意伪造遗书的作法，但在既成事实面前，他也是决不会当即揭发出来的。而在三十年之后，事过境迁，或为保存历史的真实，把真象披露出来，或因意见不合，做为把柄揭发出来，都是毫不奇怪的。这种历史上的秘密在几十年之后才揭晓的事，怕是不绝如缕的。
(三)“查遗书‘无使死者徒死而生者徒生’，‘同兴义愤，剪除国贼’，与谭嗣同思想行谊相合”。
按：凡作伪者总要有几分把握，否则也就不敢作伪了。以梁启超与谭嗣同的关系而论，伪造出“与谭嗣同思想行谊相合”的东西并不困难。汤先生又谓：“《清国殉难六君子传》发刊，早于梁启超：《谭嗣同传》，(梁启超于《清议报》第四册登载《谭嗣同传》，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初十日出版，晚于《东京报》近两月，晚于《知新报》一月。)所载六君子遇难特详……”我怀疑连这《清国殉难六士传》亦出自梁氏手笔。不过后来有了更详尽的著作《戊戌政变记》和六君子传的计划，便把这“急就章”弃而不用了。这里有一个现象特别值得注意：遗书之刊发既早于《戊戌政变记》及《谭嗣同传》近两月，举世既已知之矣(参看下条)，梁氏两文为何不予著录，甚至连提都未提到？我以为原因很简单：《戊戌政变记》和六君子传虽亦偶有歪曲事实的地方，但多由思想认识上的局限所造成，并非有意作伪，故仍堪称信史，而所谓遗书是他伪造，故而不便采用，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四)“政变不久，日本深山虎太郎：《与康有为书》：‘一旦事败，辄奔出国境，以为自全计，不复问君安危，视诸拜住殉难正学死节，宁无惭色耶？为足下回护者，谓谭、杨诸子为其易，而足下为其难，引复生诀别书为据。’(《亚东时报》，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日)言‘诀别书’，言‘为易’、‘为难’，既与遗书相泐。为有为‘回护’者，且援遗书以为言，则知者决非一人。深山函责有为而未有辨诘遗书，是有为亦未遑言遗书之为伪。又康有为：《奉诏求救文》末附《遗书》，见《日本外交文书》第三一卷第一册第七一四页，是康亦知有遗书。”
按：深山虎太郎函发表于十二月二十日，距遗书刊载已两月有余，自然“知者决非一人”，只是大多数人不知其为伪而已，所以才有人援引遗书为康有为辩护。深山虎太郎是否知道遗书的真伪，从这封信中是看不出来的。他也许信以为真；也许明知为伪，而只是说出了有人引伪书为康回护的事实。至于康有为本人，当梁启超伪造遗书时，他已在日本，这么重要的事，梁启超是不会不向老师请示的。所以，康有为即使不是幕后指挥者，至少也与闻其事，最起码的条件也需得到他的默许。这两通遗书对他本人和他所欲进行的事业都有利，他利用之尚且不遑，又怎会“言遗书之为伪”呢？至于《奉诏求救文》末附遗书，既见于《日本外交文书》，则系康氏自附，抑或日人编辑时据《东京报》所附，殊难断定。即使康氏自附，也不过欲达“借以图勤王、诛奸贼”的政治目的而已，不足凭为信史。
(五)“唐才常《论戊戌政变大有益于支那》尝借洞冥子之言曰：‘子不见谭嗣同之慷慨就死，怡然涣然乎？彼谓自吾死而中国始有变法之机也。……前仆继兴，先难后易，死机既烈，生气斯萌。’(《亚东时报》第八号，光绪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五日出版)则唐才常亦援遗书而言。”
按：说唐氏此文“亦援遗书而言”，实在有些勉强——“自吾死后中国始有变法之机也”，显然化自“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中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此语见于梁启超之《谭嗣同传》，而不见于所谓遗书。此其一。“前仆继兴”前面(汤先生引文删节号处)尚有一百一十五字，历述西乡、大久保、木户诸人，东方至今尸祝哀慕之弗衰；李续宾誓师奋往，致命三河，人人怀必死心，说者谓为中兴第一转机云云，然后始谓：“由斯以<SPS=0376>，前仆继兴，先难后易，死机既烈，生气斯萌，乃万世五洲举事建义之公例，毋容以病支那也。”这句话显然是承上所述而作的结论，是作者自己的意思，并非引谭氏之言，况且“先难后易”，不同于“为难”、“为易”，甚至意思正好相反。此其二。再者，唐才常原是参与伪造者，他即使确是援遗书而言，也不过是实现伪造遗书的初衷而已，不足为怪。
(六)“至谓‘后防范密’云云，则杨深秀狱中诗晚至十三日，亦见传出，故《遗书》尚难定为赝品……”
按：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卷一云：六君子一案，以案情重大，奉旨著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会同刑部严行审讯，嗣复命御前大臣督同审讯。定例御前班次，在军机、内阁之前，故众推御前大臣庆邸领衔。庆邸邀陈及铁良参与会审，并对二人交代说：“同案六人，情形亦复不同。闻杨君锐、刘君光第，均系有学问之人，品行亦好，罗织一庭，殊非公道，须分别办理。”由此可见，在行刑之前，当权者对六人的态度是不一样的。谭嗣同因有与袁世凯密谋兵变一节，所受防范自当更严。且杨深秀托人带出的只是诗稿，与这两通火药味极浓的遗书大不相同，这样的东西一般人是不敢带出来的。事实上谭嗣同入狱后除在初期给罗升、胡理臣的三封信外，以后确“无一字贻亲知”，连那首有名的绝命诗，也是用炭屑写在墙壁上，就义后才由狱卒传出的。
总之，王照和唐才质提供的这两条材料是不容易驳倒的。在没有可靠材料证明确实有人从狱中带出遗书之前，把这两通遗书定为伪作是较为恰当的。
读书献疑
连燕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