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看待和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问题，至少就近年来说，已是一个不限于史学界关注的课题，很多同志做了大量工作。但如果把这一“长期延续”称作一个历史之谜，那么可以说，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哪怕大体上能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答案。要揭开这个至今还在困惑我们的历史之谜，就需要把它看作是一项需要多种研究方法和多学科参加的史学工程，而研究方法首先就必须有所革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金观涛、刘青峰近年来运用控制论、系统论原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值得重视。从年前出版的《兴盛与危机》一书看，他们的探索的确给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
三位－体与－体化：王朝的体系与运转
这一探索的最大特点，就是把社会看成是一个有机的系统，从整体的角度考察各个子系统的相互关系及其内部结构。但在我看来，这－历史之谜也可以分解为这样三个问题：一是王朝史，即一个具体的封建王朝具有怎样的体系又怎样运转的；二是封建史，即王朝的更迭与制度的更新是怎样统一的；三是社会发展史，即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未能实现向更高一级的社会形态的革命性转化。在这本书中，作者的分析以封建社会的结构为起点，并且认为它和西欧的封建领主社会有着明显的不同。但是归纳起来，仍然不外是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这三个方面。应该说，粗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创见。但是这三个子系统是怎样成为一体的，又派生出哪些特殊的功能，这才正是他们这一新说的真谛所在。
作者在这里首先列举了两个生动的比喻：马铃薯与混凝土。前者源于马克思分析法国小农经济时的用语，后者则出自控制论创始人维纳的一句话，“社会通讯是社会这个建筑物得以粘合在一起的混凝土。”作者援引此喻大意是说，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封建社会，一般难以形成统一的大一统局面，只有这个社会有了稳定可靠的内部通讯系统，才可能形成一个大一统的局面。换言之，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能够长期保持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关键就在于“混凝土”有效地统治了“马铃薯”。
作者指出，社会通讯是“混凝土”的主要功能，但通讯本身却是广义的，“包括区域之间的经济交往、政治联系和文化联系，是指各地区之间的信息、能量和物质交换的总过程。”(第21页)在这个总过程中，不仅需要人来承担，而且还需要相应的物质技术方面的保证。作者为此考察并比较了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儒生与西欧封建社会中的教士各自在其总人口中占的比重，指出二者大体都在千分之五上下，但教士未能从庄园经济中脱离出来，文化程度又普遍低下，因而不足以承担社会通讯的职能。而中国的儒生却凭借优越的经济地位，既可从小饱读诗书，又可日后云游天下。一旦从政，他们又能立刻有效地转化为封建国家机器的一个合格部件。作者说：“历代王朝就是依靠官僚搭成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机构的骨架，由各级官僚指挥军队和带领办事人员(吏)，从而组成巨大的官僚机器，维护封建大国的统一。”(第25—26页)
作者在与樊洪业合写的一篇论文中还曾就维护封建大一统局面的物质技术手段方面的问题作过探讨。指出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不是直接为人们衣食住行服务的，而“是为社会在广阔地域上组成强大、统一的国家机构服务的。”(《科学传统与文化》第24页)因此，在中国的封建社会，政治统治不仅呈现出高度的成熟性，而且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这三个子系统中，政治结构也得到了畸型的发展。
但是，中国封建社会同样是建立在自然经济或小生产的基础上的，虽然它的政治结构占踞了社会结构的主体部位，但要维持这一结构的平衡及其正常运转，却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作者论述这一问题时，导出一个重要概念：一体化，认为它“体现了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对经济结构的强大调节作用，保持着地主经济的稳定。同时，地主经济又是大一统的基础。”(第43页)这里，我们可以避开“一体化”这个比较陌生的概念，而把它看作政治和意识形态如何以地主制经济为基础，同时又如何有效地控制它的运动方向的问题。当然这也就是我们惯常所说的社会结构的三位一体及其相互作用问题。
人们知道，自然经济的分散性必然导致政治统治的离心性，而土地买卖的兼并性又日益加剧个体农民的依附性，因而分封制或分裂割据总是一种不断抬头的倾向和隐患，农奴化也总是在不断地向个体农民招手。封建国家要维护的当然是以皇室为代表的国家利益，所以它既要不断地遏制这一倾向，同时由于它的国库收入建立在地主制的基础上，因而也要不断地限制人身依附关系的发展，以防地主制转变为领主制，从而防止国库财源的枯竭。当然，作者在书中对“一体化”论述的本意，与我们这里所说的不尽一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都是基于对恩格斯晚年那几封著名书信的理解，才得出并非仅仅是经济决定政治，在很多情况下，二者(或三者)的关系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只不过需要一定的社会环境，例如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就可以是这样。
马克思说过，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对秦汉以来大一统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研究，使我们经常想起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特征。例如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控制以及以官僚统治为基础等。当然，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早熟性。但我们由此也想起了现代学者关于社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可塑性的论点。例如，有人在研究比较经济体制时就提出，社会毕竟是人为的，而且“现代社会越来越被看作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种选择，是一系列安排中一种可能的安排。”(《比较经济体制》第6页，商务版)回顾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我们也会看到，秦皇、汉武分别于公元前二二一年和公元前一四○年在御前会议上作出的决定，实际上也是一种安排，并且对这一社会的发展起了导向性的影响。所以我认为，三位一体结构与一体化调节功能，既反映和维护了历代统治阶级的利益要求，同时也是这一阶级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的一种选择。
更迭与更新：儒生、农民战争与发人深省的“模板说”
中国封建社会虽然长达两千余年，但王朝的寿命却象有生命的个体一样，周期性地走向死亡。这种封建王朝的不时更迭与封建制度的不断更新，作者认为它极类似于控制论中的超稳定系统，因为“这种系统的巨大的稳定性，是依靠它本身具有周期性振荡的调节机制得以实现的。”(第13页)但是，长期停滞与改朝换代或者说更迭与更新究竟是怎样统一的，这还是个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
大家知道，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危机突出表现在这样两个方面：吏治腐败与土地兼并。解决这个问题也有两条途径，一是来自封建统治的自身方面：变法。二是通过动乱，在农民起义的烈火中将危机与王朝本身一齐烧掉。一般地说，变法的措施当然优于动乱的途径。但封建王朝晚期的变法，不仅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同时也难以取得统治阶层的赞同。这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是代不乏例的。
在本书中，作者既分析了封建统治危机的由来和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又指出了儒生与农民战争的结合对恢复封建统治的意义，并且借用遗传学的一个概念，提出了发人深省的“模板”说。
关于封建统治危机产生的原因，作者除了从政治结构中的吏治方面着眼外，还特别注重经济结构中的土地兼并问题。并为此引入一个十分重要概念：无组织力量。照作者的解释，就是“某种社会结构在维系自身稳定的调节过程中所释放出来的对原有结构起瓦解作用，其本身又不代表新结构的那种力量”(第78页)。例如土地兼并势力，它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不可逆性和自繁殖性。因而它的增长不仅必然与王朝的历史成正比，并且还会成为危害封建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一个强大的干扰源。这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表现，就是封建剥削中的可控(如田赋)与不可控(如地租)比例的失调，而不可控部分的增大乃至膨胀，首先当然是加深了农民被剥削的程度，但这同时也突破了封建统治的安全线，从而使农民反抗压迫、反抗剥削的斗争有可能转变为大规模的起义或战争。封建统治者之所以把“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引为殷鉴，就是因为他们也认识到，封建剥削从而封建统治存在一个临界点。虽然皇帝贵为天子，至尊至上，但弄的不好也可能被茫茫人海所吞没。因此，无组织力量、特别是封建剥削的可控与不可控问题的提出，对于我们认识农民战争的缘起确有很大的方法论意义上的启示，同时也为对这个问题进行量化研究提供了可能。
是什么原因或力量使农民战争从否定旧王朝出发，而后又回到重建旧制度的老路上去的呢？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特殊结构。
作者论述这个问题是颇费神思的，他们借用遗传学中的模板概念，指出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国家与个人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强大而稳固的中间层次：宗法的家族、家庭。”(第46页)并认为在封建社会处于常态时，“法律往往要借助于宗法组织力量来管束个人的行为，甚至家庭有着一定的执法权。”(第49页)而在动乱时期，由于宗法家庭保存了国家组织结构的信息，因而“能够成为新王朝重建的第一块模板。”(第133页)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人们看到，在中国的历代农民战争中，真正成气候或成为一种政治力量的队伍，都离不开军师谋士之类的人物。他们一旦参加进来，首先确定的一个大目标就是重建一个封建王朝，并为此矫正队伍的前进方向。这就是第二块模板。也正是这两块模板的拼合，封建王朝才得以重建。所谓模板，就是说它象生物的分子结构在合成或转化为一种新结构时，前者对后者的遗传性规定一样。
须知这并不是简单的推论。以明朝为例，正是由于朱元璋听从了刘基的引导，才既推翻了元朝的统治，又建立了朱明一统天下。而在明末，也正是由于李自成拒绝了李岩重建一体化结构的重要建议，才使到手的江山毁于一旦。由此也就不难看出，农民战争并不完全反映农民阶级的意志，而且往往还是在重新搭盖或修复自己被奴役被剥削的社会结构。这当然不是农民阶级本身的愿望，但同时也是不以农民阶级自己的愿望为转移的中国封建社会演变的历史规律。
因此，如何正确认识中国封建的结构以及儒生在这一结构中的作用，实在是探索这一历史之谜的关键所在。马克思在谈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的价值问题时曾说过：“一个统治阶级越能把被统治阶级中最杰出的人物吸收进来，它的统治就越巩固，越险恶。”(《马恩全集》第二十五卷，第679页)儒生的出身当然以地主阶级为主，但也有出身贫寒者，并且布衣卿相历来就传为佳话，所以，儒生的作用应该重视，而这一社会何以能够网罗广大的知识阶层，以致有效地防止它产生异己力量，同样也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萌芽”，为何总是一棵萌芽
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之所以在今天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其原因并不完全在于这一历史过程本身。可以说，更主要的倒是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所唤醒的巨大的社会生产力所致。因此，研究这个问题，搞清楚存在于这个社会的新生产方式的萌芽或新经济因素，为什么难以发展壮大、为什么总是一棵永恒的萌芽，既应为其中心，同时也是这一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
在《兴盛与危机》一书中，作者指出西欧资本主义从孕育、发展到取代封建制度的发展历程是：萌芽阶段；资本主义互相结合壮大阶段；取代封建制度，确定资本主义结构阶段。并且认为这一发展过程符合系统演化的一般规律(第152页)。但在中国封建社会，阻碍资本主义萌芽成长壮大的因素，一有强控制和郡县城市；二是“缺乏中介”。因而一方面社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积累一再随着王朝的周期性更迭而中断，另一方面在王朝的末期，一般又呈现出商业的病态繁荣，即所谓假资本主义现象。
这里问题的关键是对“萌芽”作何理解。如果“萌芽”指的是有异于自然经济的一种新经济因素，或者径称为商业的发达，那么“萌芽”就有着很长的历史。不过我们这里谈论的“萌芽”，是指封建社会结构向更高一级的形态转化的问题，所以“萌芽”就应被理解为资本主义结构的潜形态。这样，仅仅有较发达的商业或再加上初步的货币金融体系是不够的，还需要一系列相应的社会条件。可我们有些同志却有意无意地把资本主义萌芽理解为试管中的萌芽。社会当然不可能具备这样的试管，因而我们的探索也就不能脱离中国封建社会的独特的社会结构。
《兴盛与危机》的作者并不认为汉代就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为了说明“萌芽”何以是永恒的萌芽这个问题，也曾以《荀子》中蒙鸠筑巢的故事为喻，说“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并不是因为它内部没有资本主义因素”，但这些资本主义因素，却象蒙鸠用发丝精细编织的巢一样，是托在芦苇上的，随着王朝的崩溃，它也将落得一个雏死蛋打的下场(第149页)。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作者还比较了明代的流民与英国的圈地运动的异同，并且绘出两幅醒目的示意图，用以指出，同是破产的自耕农，在英国是通过流民的中介，最后转移到并形成了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力市场；但在中国的明代，由于政府的安置性政策，流民则又恢复到自耕农和佃农地位。他们还认为，对待圈地和流民的不同办法，说明了英国王权与中国封建政权具有不同的性质，因而结果也是不同的(第167—168页)。
作者的这些看法是值得重视的。我们知道，近代的西欧(例如英国)，资本主义的潜结构取代封建主义旧结构，之所以呈现出一帆风顺、浩浩荡荡的形势，除了这一社会的结构本身方面的原因外，还因为象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对英国幸运的是，旧封建诸侯已经在蔷薇战争中自相残杀殆尽。”(《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第350页)其次是随着美洲的发现而出现的世界市场的突然扩大。这样，既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扫除了国内障碍，同时又为它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此同时，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求利思想或为追求私利行为所作的辩护，也伴随着重商主义的出现而成为社会的时髦。英国学者埃里克·罗尔就此写道：“经济的发展不仅加强了商人的实力地位，也摧毁了那些可能阻挡商业扩张的制度与传统观念，特别是那些可能阻挡商业扩张的制度与传统观念，特别是那些仍旧以宗教信条为基础的社会思想的残余，其所经历的变化尤为显著。”(罗尔：《经济思想史》第57页)然而，在大体同一时期的明末清初，情况却根本不同。首先，虽然明王朝已经老朽不堪并最终灭亡了，但入关的满洲贵族却又捡起了封建制度的接力棒，社会依然在原地踏步。而在航海方面，虽然有郑和的壮举，但发现外部世界这个机会最终还是失掉了。在思想文化领域，虽然出现了例如象黄宗羲这样猛烈批判君权的杰出人物，但他们的理想仍然以落后的小农经济为寄托，而且不论黄宗羲、顾炎武还是王夫之，都无例外地站在当时兴起的货币白银化趋势的对立面(参阅胡寄窗著《中国经济思想史》下册)。这不论动机如何，客观上只能起到抑制商品经济、从而阻碍例如象求利精神之类的新观念、新思想出现的效果。因此，这不仅告诉我们十六、十七世纪的东西方社会具有完全不同的结构，同时也使我们看到，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有着不同的活动空间。因而我们探讨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就不应把视野仅限于东方这块古老的大陆，好象有了萌芽就一定会成长，一定会结果，而是也要看到它的外部条件或影响。否则我们就仍然不能理解，“萌芽”为什么总是一棵永恒的萌芽。
亚稳态与文明的非线性演化
人们可能有一种错觉，以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一经形成，就从未发生过变异或脱轨的现象。然而众所周知，魏晋南北朝就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期。作者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社会是一种亚稳态结构，即“它是一种缓慢过渡的状态，最终还是通过排除干扰、重建一体化，回到超稳定系统结构的。”(第199页)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少数民族的内迁；二是玄学、佛教的兴起。而这种现象的主要表现及其后果则是：在政治结构方面，国家由统一转为分裂，传统的选官体制被九品中正制所取代，从而使官僚贵族化；在经济结构方面，以坞堡组织和农民人身依附关系加强为标志，使地主－自耕农经济逐步被领主庄园经济所取代；而在意识形态领域，儒学不仅面临道家玄学和外来佛教的挑战，同时还出现了崇尚法术、复兴墨学的局面。
很明显，这与秦汉大一统为代表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典型形态确有着根本的不同。但是很奇怪，长达几个世纪的脱轨(即脱超稳定结构之轨)运行，并没有使它为自己辟出一条新路。它最终还是重建了超稳定结构并回到了这一结构的固有运行轨道。作者于此的一个重要发现，就是“巨大的历史惯性”。并认为，不论我们怎样看待这一惯性，它作为几千年形成并至今制约着我们历史发展的一个因素，仍然是不能回避的。因此，作为一个有科学精神的改革者，不仅不能忽略这些惯性来考察中华民族的未来，而且需要有极大的毅力和耐力，科学地理解这一历史惯性。
人类社会的发展并非都是刻板地由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更高一级形态的演进。它可能分叉，也可能在原地滞留。如果把社会由一种形态向另一高级形态的自然演进称之为文明的线性演化，那么这就是文明的非线性演化。所谓非线性演化，一是说它时空不成比例，二是说它有可能在某个环节中断。作者在书中提出的文明分叉的假说，尤其是关于文明演化四种类型的论述，实际上也表明他们已明确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关于前者，我们知道，人类的社会活动不可能脱离相应的环境，而在生产力十分低下的古代，自然环境对人类的活动则具有更大的强制力。王亚南先生在四十年代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形态时曾指出：“愈往过去，社会生产力愈不发展，它克服自然障碍，打破地域限制，使各国道一风同、比肩前进的可能性也就相对愈小。”(《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第4页)如果说这是导致文明自成体系的一个原因，那么在文明的初始阶段，封闭性、甚至文明的自生自灭就是一种普遍的内在倾向。马克思说过：“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马恩全集》第四十六卷上册，第48页)因此，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生产力的进步，各个民族或地域文明之能否避免停滞和灭绝，关键在它能否迈进人类文明的演进常轨，而且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产生真正的世界史。意大利学者翁贝托·梅洛蒂的《马克思与第三世界》认为，正是由于中国历史的发展受到自然环境的限制，才使“中国文明尽管具有相当大的扩张能力，但却总是限制在那个辽阔的领土之内。”(第117页)实际情况当然不完全是这样，但文明的波及面实在也是相去国界不远。考虑到这一文明的烂熟程度，这确是很不相称的。因此，这不仅告诉我们它仍然是一种区域文明，而且还使人们看到它有两个特征：高度成熟与高度内向，即所谓时空不成比例。
关于后者，我以为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卡尔·毕雪(Karl Bücher)的国民经济体系起源学说值得注意。按照他的观点，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从家庭经济、地区经济和城市经济，再到国民经济体系建立这样几个阶段(参阅傅筑夫著《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二卷第七章)。在这里，分工的扩大、进而生产力的提高是与经济活动的区域成正比的，而且这几种经济形态的演变也呈现递进和加速的趋势。毕雪所论当然基于欧洲的史实，因而我们既可以按金观涛刘青峰的意见，称它为结构取代型的文明演化，也可以说它是文明线性演化的一个典型，因为这一演化没有发生中断，也没有缺环现象。但是在中国的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萌芽虽然可以追溯到秦汉之际，然而近代的新式企业，却总是找不到它和传统的中国旧式工场手工业之间的联系。对此，汪敬虞先生曾明确指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不可能完全沿着中国封建社会中原有的资本主义萌芽向前发展的途径。”(《历史研究》一九八三年第五期第4页)虽然汪先生为其论点有过严格限制和详尽说明，但我以为，中国封建社会中的“萌芽”与近代的资本主义生产之间存在一个缺环，是没有疑义的。而这也正好告诉我们，文明在演化过程中确有可能发生中断，即所谓非线性演化现象。
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文明演化或历史前进借以推动的某种“力”总是存在的，总是要释放出来的，就是说它滑出常轨在叉道上也能有所发展。但是，这种发展总是呈现畸型、呈现病态，总是与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不发生直接的联系。例如在中国的封建社会，灿烂的文化除了有数的几项发明外，实在也只限于诗词歌赋或浩如烟海的经史古籍之类。对于这种现象，人们往往用物质和精神生产的不平衡加以解释，并且津津乐道以为有什么了不起。的确，从遗产承继者的角度看，这不可谓不可观。但一个民族就象一个人一样，也不能以遗产的多寡为荣。更何况我们这个民族为累积这份遗产又付出了多么巨大的代价，从大尺度看，在历史上又造成了一种多么巨大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因此，不仅文明的非线性演化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而且由这一演化所促成的某些在今天看来有积极意义的成果，也应当引起我们的思考和警惕。否则，民族的内向——保守性或社会生产的不平衡，从而历史在叉道中滑行的现象也仍然有可能对我们重新构成威胁。正是从这个意义说，我们的史学研究不仅不应随波逐流，而且也不能冬烘气十足，我们应当把文明演化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作为首要的任务。
中国要走向现代化的未来，有志于从事史学研究的青年也要走向未来。要做到这一点，解放思想、更新知识应是我们的当务之急。我们看到，在这两个方面，《兴盛与危机》的作者们的确走在了我们的前头。在这本书中，无论是在研究层次还是得出的某些带有定理性质的结论上，他们都很好地借鉴了现代科学的一些研究方法和概念术语，因而很富于科学性。可以说，由中国人自己，借助现代科学来研究这个古老的问题，他们的确开了一代之先。
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认为他们这本书已经尽善尽美。比如，作者一方面认为，“西欧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演化，是符合系统结构演化的一般规律的。”(第152页)这无疑是说，西欧的这两种社会形态都是典型的。但作者同时又指出：“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来看，中国的道路和欧洲的道路都是人类社会对自己存在方式的探索，它们都有着不可取代的意义。”(第235页)我们提醒作者，是否意识到这两个结论之间已潜藏着某种相互抵牾之处或怎样加以统一呢？再如，这本书中援引的材料，尤其是他人的研究成果，还缺乏必要的背景说明，因而容易使读者产生这些援引是否符合他人原意的疑问。最后，我想还应提及，作者在书中将中国封建社会与古埃及奴隶制社会相类比，这在西方近现代已有前例。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不乏其辞，前述翁贝托·梅洛蒂的《马克思与第三世界》一书，也有某些与作者相近的表述，但在本书中却未能评介这些必要的思想资料。此外，这样一本学术专著，作者没有编出一个参考书目附后，也未尝不是一个美中不足。所有这些，如果作者能够给予进一步的研究和完善，那就不仅有助于更好地充实这一史学工程，而且能更好促进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从而使社会科学本身进一步现代化。
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七日写于安徽六安
(《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金观涛、刘青峰著，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四月第一版，1.50元)
孙小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