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哲学思辨的刻刀把“自由”雕琢得似乎已相当完美，可是事实上，与其说“自由”概念属于思辨的理性，莫如说它更属于实践的理性。用现代观点来说，它应当是高度自组织化的人类的信息功能系统的绝对属性。否定这种属性，人为地压制这种属性，对于发挥人的创造力而言，显然是极其有害的。按照人类历史的教训，或许可以更直截了当地说，学术自由本来就应当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和发展的不可缺少的历史前提。
关于上述论点，我们从现代社会系统理论的信息观点，是完全可以给出比较充分的论证的。不妨让我们先反问一句：
如果学术不自由，会如何？
好有一比，英武矫健的雄鹰被限定只用单翅飞行，生活在信息时代却迫使人们用烽火台报警，在现代战争中放着先进武器不用，硬驱使战士挥舞长矛大刀上阵。
或许，人们会指责我夸大其辞，故做惊人之句。其实令人担心的倒恰恰相反，恐怕上述比喻的份量，还远不足以当之。
一个社会，如果学术不自由，实质上就等于自缚手足，自己破坏自己的文明进步。且不说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两千多年来进步滞缓的故事，就拿近现代世界科学发展史来说，有多少新学术思想产生在中国呢？自然科学的新思想又且不说，社会科学的新思想又如何呢？更有甚者，新的学术思想东渐，首先遭遇的命运即被迎头痛击和诋毁一番，接着却又可能被视为神圣，当作教条，顶礼膜拜。别的不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站稳脚跟就很不易，整整花了几十年风风火火的艰苦岁月。解放以后，特别是在所谓“文化大革命”时期，据有人统计，自然科学界发起的学术思想批判有名的就有过二十四次。什么基因论、优生学、共振论、控制论……，甚至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全都成了资产阶级的异端邪说，今天回顾起来，何止让人啼笑皆非！谈到社会科学界，命运就更不济。学科被取消，学者坐冷板凳，有的索性就成了罪犯。“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SPS=1161>究可哀。”可以说，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人才真算清醒过来。
究竟错于何处？
人类的思想，实际上是不断对周围世界的自然信息和文化信息进行多层次选择，并进而创造新文化信息的一种过程；正是这种不断发生的信息选择过程，构成了人类区别于其它一切动物的创造性机制，而这也是人类社会文明进化的最根本的动力所在。这种过程只有在开放的自组织系统中才可能发生，而人类社会正应是这样一种开放的自组织系统。
按照社会控制系统理论，人类社会可划分为如图所示的三个不可截然分立的子系统。
<IMG=BB85604501>
图中1表示实物资料生产系统，亦即广义的经济系统。它生产、流通供社会中人类生存的实物资料。处于这个系统中的人(如工人、农民等等)面临选择的信息集合基本上以环境中非人类的自然信息为主。他们除生产实物资料之外还向全社会提供文化信息的粗坯，比如种种经验知识。
图中2表示社会智能信息生产系统，亦即社会中科学研究、文化教育、文艺创作等部门。他们的生产向社会提供科学技术知识、社会调节知识、文化风尚知识等等。这个系统中的人们面临选择的信息集合以系统1提供的文化信息粗坯和外部环境流入的文化信息为主。
图中3表示社会权能信息生产系统，亦即社会中的各种权力机构，他们生产、流通供调节社会全生产过程的权力指令信息，如法律条文、政令、指示等等。这个系统中的人们面临选择的信息集合以系统2提供的智能文化信息为主，其中又尤以社会调节知识为主。
图中空心双向箭头表示智能信息(即除权能信息之外的其它一切文化信息)的流通，其流通是自由的不具有特定的方向。实心箭头表示权能信息的流动方向，其方向是代表由位势高处流向位势低处。实心汇聚箭头则表示反馈的权能信息，具体代表社会其它系统对权能信息生产系统的监督等。按社会控制论，权能信息流的闭环(即具有反馈的合法存在)，乃是社会政治稳定的必要条件。上述所有三个系统供选择的信息集合，实际上都可以看作是各该系统的生产者用于生产过程的“材料、工具或武器仓库”。按照前面所述，我们现在可以大致把“学术不自由”的实质归纳成如下三条：
1.权能信息生产者利用权力指令强使智能信息生产者停产，或者只生产顺从他们心意的产品；
2.权能信息生产者压缩自己的“仓库”，拒绝接收社会的信息反馈，或者只接收顺从自己心意的文化信息；
3.权能信息生产者禁绝社会中非权能信息的自由流通，而只让自己的指令信息畅通无阻。
以上三条总的又可以归结为：行政部门对社会中其它一切部门的文化信息的创生和流通进行不合理的干预和阻挠。这样做的结果，明显的是使处于社会子系统1、2中的人们的创造性思维受到了禁锢，然而潜在的即权能信息生产者自己的创造性思维也同样受到了束缚。他们同样创造不出更新的社会调节信息，除了老调重弹，走复古的道路，不可能有新的选择。这一来全社会系统终将回到民族的古老模式：无政府状态<SPS=2413>专制状态的恶性循环。按照控制论理论，如果“控制器”的变异度不能大于或至少等于被控系统的变异度，它就不可能具有控制的可靠性。权能信息生产者拒绝接收社会信息反馈，主动压缩自己的可供选择的信息集合，实际上就等于自动减少自己的变异度，自己损害自己的控制、调节社会全生产过程的能力。这种后果与前面的几个比喻有什么本质区别呢？实际上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它造成的灾难范围更大，影响更长久、更深远。一方面中国人是极富于聪明智慧的，另一方面中国人却又创造不出多少新的有价值的学术思想，文明进步滞缓。究其原因，除了自己拆自己的台以外，哪种外部力量可以有这样的能耐呢？
关于学术自由的问题，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也早就有过精辟的论断。恩格斯明确指出，没有这种自由，“一切都是空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428页)。马克思更是尖锐地指出，如果没有这种自由，政府将“只听见自己的声音，但是它却欺骗自己，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而且要求人民拥护这种自我欺骗。至于人民本身，他们不是在政治上有时陷入迷信有时又什么都不信，就是完全离开国家生活，变成一群只管私人生活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78页)马克思的这些预言，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中尤其得到了充分的证实。
根据马、恩的论断，我们当然可以深信，马、恩是在确认学术自由的基础上创立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的。如果学术不能自由，社会主义社会决不可能成为理想，当然更不可能成为现实。因此我们可以确证，保障学术自由，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必要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前提。
保障学术自由的三段论
学术自由意味着既无少数服从多数的义务，亦无低贱服从高贵的法则，更无附和权势、充当文学侍从的职责。学术自由既要求有合理的外部环境，更强调学者自身有独立的人格。然而，中国人从来有唯上、唯书、唯权威的传统，更有维护人治的社会体制。尽管在这种体制之中并不乏善良的个人，甚至善良的个人还可能是最高的权威，掌握有崇高的社会权力，可惜仅仅有这种善良的个人却保障不了学术工作者应有的自由权利。因为只有：
“法律是自由的守护神”人类社会是由千千万万高度自组织的个人构成的巨大系统，然而个人行政权力的有效控制范围，不过是靠权能信息的流通来达到的。事实证明，信息在流通过程中，其信息量和有效性是随时间推移、流程加大(经人传递的次数增多)而几乎呈指数规律下降的，因此，任何拥有权力的个人，即使再英明、再善良，他也只能保护他周围的极少数人，这里还暂且不说，如果当权者个人品质不行又将如何。总之，有一点是明确的，即仅靠人治，仅靠个人的权力，是绝对保障不了社会中广大学术工作者应有的自由权利的。个人终归只是一个点，从这个点发出的权能信息的有效控制范围是很有限的，更加上个人发出的指令带有极大的随机性(如个人情绪的波动，时机、场合的偶然性等等)，因此，在人治的体制中，个人的思想自由、进而学术的持续繁荣、进而社会的稳定进步是无论如何得不到可靠保障的。
法律不然，它是以整个社会的权威为后盾的，它提供的不是一个点，而是一张网；它不是随机的，而是相对稳定的，谚云“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无法”则“无天”，即此谓也；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更是提供了对社会中一切滥用权力者以一定限度的约束。可见，只有法律才是人们学术自由的守护神。现代社会控制理论可以证明，法律制度的完善程度实际上是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的三大指标之一(另外两大指标是国民总产值指标和社会学术思想创新率指标)。然而法律制度的有效性，却只有在合理的社会信息结构即社会体制之中，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因为：
合理的社会体制是学术自由的基本框架 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不自由，实质上是因为中国社会具有传统的单一化的社会信息结构。中华民族的国，实质上是家的扩大，故有国家之谓。几千年来中国的社会基本上就是这种国即是家的状态。家是按照天然父子长幼之序形成的。自秦创郡县制以来，这种金字塔型的信息结构从小范围政治体制扩展为全社会的体制，士农工商、三教九流莫不贯穿于这单一的结构之中。可以说，自公元前的时代起，中国同西方就有着非常不同的供选择的信息结构集合。由于地理环境、周围文明信息的交流等等多种原因，古代希腊的城邦社会实际上成了古代西方人大量进行政治实验的场所，创造了多样化的社会体制，而与此差不多同时的我国春秋战国，虽然也出现过学术繁荣的兴旺景象，但社会体制却是单一的。自汉朝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单一的金字塔型社会体制更是从哲学的伦理、心理观念上得到了空前的固化。经过数千年的社会心理的认同，金字塔型体制终于不仅成了社会的基本体制，而且成了民族心理的基本构型。正是由于这种民族社会心理构型的顽固的认同作用，使得我国虽然可以在形式上建立起任何新型的的社会制度，但社会的信息结构亦即体制，却终究有逐渐回复到单一的金字塔型的危险。这种体制对外是严格封闭的，对内则是垂直控制、横向割断的。这种体制的逐渐僵化，无疑正是近期仍存在于我国社会中的学术思想不自由的根源。邓小平同志指出，要有一场“对体制的革命”(《邓小平文选》，352页)。依笔者个人的理解，小平同志这里所强调的“对体制的革命”，就是要革去体制的单一性，按不同社会职能系统必须适应以不同信息结构的原理引入多样化体制(前不久中央关于香港问题的一国两制的对策即是运用了这种原理)，使我国社会的经济体制、科研体制、教育体制、文化体制等等逐步脱离行政体制的直接干预，按照各自的社会职能特征重新创立自己的文化信息结构；这也正是我国当前社会体制改革的要点所在。可以期望，按照上述原理改革后的社会体制，一定可以给予人民的学术思想自由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切实的信息结构上的保证，使法律真正成为人民“自由的守护神”，从而为中华民族的思维创造力的巨大解放，奠下泽及后世千秋万代的根基。
十八世纪的法国思想家爱尔维修早就正确地指出，人类青年期的主要教导者是社会体制，以及由此而生的种种风俗习惯。移风易俗的关键是改革体制，而改革体制的更深远的作用还在于教育我们今后的每一代青少年，在于变换他们的心理构型。当代一切有眼光的社会改革家都不能不特别正视这一点，从而矢志不渝地把改造中华民族(尤其是下一代人)的社会心理构型当作自己终生追求的目标；而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必须首先走出的关键的一步，即改革中华民族传统的社会信息结构，也即体制。如果不从根本的社会心理构型上彻底翻动陈旧的社会信息结构、旧体制的基础，终有一天新设立的体制又会重新恢复到传统的旧形式。为此，不能不有保障学术自由的第三段论述：
全社会的文化教育普及，是真正推行学术自由的不可或缺的前提 只有具备独立人格的人才会有要求自由思想的愿望，而只有具备自由思想愿望的人才会追求思想自由。只有一国的人民均能自觉地要求思想自由，这个国家的社会创造力才会真正有可能与世界上一切先进的国家一比雄长。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启蒙思想家福泽渝吉曾倾全力呼号：文明的精神即“人民独立的精神”；只有“人人独立，才有国家的独立”，而个人谋求独立的最根本的一步，即求学；只有学习，受教育，才可能消除社会中的愚民，而只有消除了社会中的愚民，才可能真正根除它的影子——恶政，因为愚民与恶政实在是一对同来同往的双胞怪胎。且不说福泽渝吉的上述论证是否全面，有一点却是必须绝对肯定的，即一国人民文化教育的普及对于该国的文明进步确实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也是培养独立思考，进而真正推行学术自由的不可或缺的前提。日本前首相吉田茂说，“日本在一九一二年时就学率就已达95％”。他还自豪地宣称：“直到今天，人们到乡村旅行时仍然可以看到，小学校的校舍大多是村中最好的建筑物……”相比之下，我国广大农村的文化教育状况则不能不令人忧虑。乡村中最好的建筑物多数为各级权力机关所拥有且不说，仅近几年报刊中披露的某些党政干部大量鲸吞、挪用本来就不多的一点农村教育经费的事件，就足以使人震惊、愤慨、羞耻。不知这些人良心何在，他们将以何颜面对中华民族的后代子孙！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要以最快的速度普及文化教育，仅靠官办教育是决不可能的。经费有限，官僚主义的办事作风，平均主义气氛中的雇员教师的事业心等等之外，仅仅统一教材内容的老化、教条化一项，也就足成为我国目前教育状况中的一大病症(这种病症尤以哲学、社会科学等文科教材为甚)，这种病症的巨大恶果之一，是严重损害了我国青年一代的独立思考能力。俄国大教育家乌申斯基早就精辟地指出过：我们的教育目标不是要培养聪明的猴子，而是要培养会勇敢地独立思考的人。我们不需要只会学舌的鹦鹉，更不需要只善于随风使舵的两面人。事实证明，以前我国曾推行的教育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方针，实际上是为极左思潮培养社会的“顺民”基础效劳，是为熄灭青年人的自由思想的创造火花而浇泼凉水。只有到今天，当人们真心实意要为振兴中华、为推进四个现代化做一些踏踏实实的工作的时候，这才会严重体味到从前留下来的恶果竟是多么苦涩。
以上关于教育的论述如果按系统信息的观点表述或许更为直观。
人其实可以看作是世界上自组织化程度最高的“智能机”，而人的脑更是一台无以伦比的“信息处理机”。不同于一般人造的信息处理机的是，人脑这台信息处理机是自主的，是不受任何外部力量直接控制的。然而，它又不是天生自主的，它必须在人类的社会文化信息环境中并在不断地自适应和自学习的过程中才能逐步培养起这种自主的能力。作为一个极端相反的例子，狼孩在狼的信息环境中成长就不可能培殖人的文化意识；天然的信息处理机雏型因为缺乏人类的文化信息环境而失去了培养自主调节能力的条件，从而也就失去了成功“人”的可能。质言之，人而失去了自主意识，实际上已不是人，不过徒具人形而已。学校是以向人们(特别是青少年)提供最有效的文化信息(输送率、产生率等的)环境为职业的社会机构。教育的主要目的不是向诸“信息处理机”雏型灌输特定的软件(各种在历史上已成型的知识)，而是通过这些有限的软件(知识)培训、引导诸“信息处理机”雏型，使之在不断的自适应、自学习的过程中逐渐获得几乎是无限的自主调谐的能力，也就是独立思维创新的能力。这才是人类教育的宗旨。人类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他们的大脑的创造力，而大脑创造力的大小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即它的自主特性的强弱，从人的外部表象上看也即其人格的独立性的强弱。一个社会的信息结构的合理性，也即体制的合理性，基本上要以它发掘人们大脑的创造力的期望(平均)值来衡量，这实质上也体现为它所能提供给一切社会成员以思想自由的自由度，二者的关系基本上是正线性相关；一个社会对人的尊重首先表现在它对人们的创造性思维的尊重，而一个人的自尊同样首先表现在他对自己独立思维权利的维护，这两点与前面说过的学术思想自由要求合理的外部环境和要求学者本人应具有独立的个人人格是完全一致的。
学术思想自由的问题不应当是个思辨的问题，而是一个非常具体地涉及到人的生理、心理以及社会等等多方面因素的系统问题。思想失去自由(特别是学术思想失去自由)的实质，是人类社会中文化信息的创生和流通失去了自由。按照J.S.密尔的说法，这是对整个人类，特别是对整个人类后代的掠夺。几千年来，中国古代的封建统治者对中华民族思想的传统钳制，实际上已经夺去了炎黄子孙在近现代科学史上应有的光荣，我们今天当然不能继续干这种遗患后人的事情。中华民族不应当总是在内耗中丧失自己的创造力。
学术应当自由，学术思想的异彩奇葩应当在中国的文化原野上自由开放。因为思想之花的自由开放本质上是人类的社会创造力、生产力的自由解放，是人类文明精神的自由奔放。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种种迹象表明，中华民族的历史正在翻开几千年来新的一章。可以坚信，随着国家法律的不断完善，随着社会体制的逐步革新，随着文化教育在整个社会迅速、切实地普及，一个蕴含有十亿颗智慧之脑的伟大中华，必将以崭新的风貌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八日于北京
黎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