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赏文存》荟萃了五四以来诸多名家谈鉴赏理论的重要文章。其中不少文章所谈及的鉴赏学理论问题，具有权威性的理论价值和不容忽略的代表性，建立起了一个鉴赏学理论的构架。一些文章，孤立地读或许不大能看清其理论价值，然而一旦由编者总汇成书，就构成了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一些富于个性的理论阐述，也就愈发引人注目了。
全书在编排方面颇具匠心。编者打破了通常的按时代和作者顺序简单罗列文章的惯例，根据鉴赏学理论所涉及到的问题的内在逻辑编排成：一、什么叫鉴赏？它与创作、批评、研究的关系；二、鉴赏活动的规律和特点；三、鉴赏力的培养和提高三辑。这样的编排，对读者形成系统的鉴赏学理论的知识结构是大有裨益的。编者在编后记里直述这样编选排列的目的是：“使读者不但能从单篇文章中获得教益，而且通观全书后，对整个鉴赏理论问题又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系统的认识，对五四以来一些重要鉴赏观点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又有一个历史的了解。”前一个目的，可望达到预期的效果。但“对五四以来一些重要鉴赏观点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又有一个历史的了解，”这一目的，恐怕由于上述的编排，反而不易达到了。
本书三个专辑的编排，都能符合标题所限定的内容特点。第一辑里，编者采用循序渐进而又有所侧重的方法选文。譬如在鉴赏与批评、研究的关系问题上，编者收入文章就相对多些。这方面权威性的文章，当首推毛星的《形象、感受和批评》和朱光潜的《“灵魂在杰作中的冒险”》。其它如钱歌川的《什么是鉴赏的批评》也很具特色，读者对文中的观点，或各有自己的见解而不必完全苟同，但它所独有的那种深刻的启发价值，却是不容抹杀的。文艺鉴赏，是人们对鉴赏对象(主要是文学和艺术)的感受、体验、品鉴和艺术再创造，是一种积极的渗透着审美意识和情感享受的精神活动。从系统论的观点看，它又表现为一种认识活动的循环过程。其中的理性色彩是显而易见的，但问题是如何看待它。这种理性色彩是否构成了文艺鉴赏活动的本质特点？它在文艺鉴赏活动中的地位怎样？过于强调它对文艺鉴赏活动的影响和作用是不是恰当？这些问题都可从《什么是鉴赏的批评》一文中得到某些意味深长的启发。第二辑里，编者挖掘出了一些论及了鉴赏学理论的核心问题、但长期被束之高阁的重要文章。如鉴赏学理论中的直觉说，由于人们历来贬斥西方文艺理论中的直觉主义，故对直觉说的价值长期以来认识不足。收入本辑的朱光潜先生的《从“距离说”辩护中国艺术》一文，则对直觉说作了清澈而透辟的阐释，指出文艺鉴赏的真谛“就在能跳出习惯的圈套，把事物摆在适当的距离以外去看，丢开它们的习惯的联想，聚精会神地观照它们的本来面目。”这是从美学意义上对鉴赏学理论中主观性和客观性的关系所作的论断。目前出版的文艺理论和美学著作中，有的把鉴赏学理论中的直觉说，例列在谬说存照的位置上，所以重阅朱先生的旧文，是应该能起到拓展人们的思路的作用的。再如，鉴赏学理论中的移情说，这也是一个长期以来为人们所漠然视之的重要问题。朱光潜先生的《“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一文就谈到了它，不过朱先生似乎并未很明确地把“移情作用”与文艺鉴赏当成一个理论问题来阐述，故还不能称之为专论。西方文艺理论中的移情说类似于我们的通感说。六十年代钱钟书先生的《通感》问世，但又把着眼点放在修辞学上。直到近年，才有人从鉴赏学自身的规律和特点出发，自觉地用理论语言概括了通感与文艺鉴赏的关系，如金开诚的《通感与艺术欣赏答问》和李丕显的《谈“移情”与“共鸣”》。这两篇文章同谈鉴赏学理论中的移情或通感问题，而观点则不尽相同，却又都能自圆其说。对比来看，定会获益。第三辑将一些论述鉴赏力问题的通论性质的文章置于前半部分，而后半部分的文章，诸如俞平伯的《略谈诗词的欣赏》和杨晦的《怎样阅读世界文学名著》等，则都是就某一专题而论的，有其专门性。此两部分文章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鉴赏文存》，龙协涛编，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十二月第一版，2.0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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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力/黄心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