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从事这项工作的基本条件便是学贯中西，他的工作要经得起专攻中国文化或西方文化的两方面的行家的挑剔。其次，无论中国还是西方文化事实上都是多元的，而在进行比较时往往只能把中国(或西方)作为一个整体才便于同另一种文化相比，这样在技术上很难顾及文化的多元性。例如，当你在比较中国古代和古希腊对科学的不同态度时，你可能会就最一般的特征说，中国人是为人生而求知识，而古希腊人则是为智慧而求知识，但这时也许会有个非常博学的专家对你说，并不尽然，古希腊也有类似中国的科技伦理观的。文化比较研究中的问题，往往可以多角度地去理解，结论也会多样化。对比较者来说，从技术上考虑，常需要模糊细节，但这一模糊却往往经不起挑剔，所以，不容易被认可是研究者遇到的一个真实困难。
第三便是单一文化背景给绝大多数研究者带来的局限性。不论中国学者还是西方学者都是从自身文化出发去感受、理解对方的文化，因而彼此常常不能准确地理解对方的文化。比如，有的西方史学家对于中国史学家划定的某些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标准就大不以为然，其理由是，办教育、办工厂以及去国外留学并不能使人成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把那些从小受到感情压制、受到父亲严厉管教而长大后又以这一套管束子女的人叫作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未免太过火了。西方史家着重一个人在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中成长，以及由此而来的情感、趣味和对生活的态度和方式，而中国史家则取历史人物成人后所选择的政治理想与立场。应当说双方都有道理，在近代中国，民主这个概念是舶来品，以西方标准去看待在中国文化背景中生活的政治上的民主主义者，自然不会很合乎西人的要求；而对中国历史学家来说，那些希望中国进步，力求改革现状的人们的确与恪守传统、拒绝变革的保守派不同(虽然他们生活在同一文化背景之中，他们之间也有许多相同之处)，如果不是以政治立场去划分就太不公平了，除非根本不承认中国近代有过资产阶级，这是中国学者不能接受的。这个例子并不出现在比较研究中，但却可以用来证明文化间的隔阂是很难逾越和摆脱的。现在西方对东方文明的倾慕和东方(或者说中国)对西方更加倍的热情，实在都是由自身文化感受出发的，是由自身文化的苦恼而来的。虽然这是那么自然，但为了对民族前途作长远考虑计，研究者应当站得高些，尽可能摆脱单一文化背景的局限性，这局限不仅表现在知识缺陷上，更表现在选择的偏激情绪中。
就一般意义而言，对中国问题最有发言权的是中国人，但也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西方人的某些议论很新鲜，说到了我们自己平时从不注意的事，令我们新鲜的是看问题的视角不同，视角的不同来自各自文化背景的不同，那些我们太习以为常的事，太熟视无睹而不再发生感想的事，其实也并不是当然如此的事，而我们因着文化的力量而并不觉得，这正是自身文化的独特之处。文化背景的难以摆脱就在于此。一个想摆脱或有意无意认为自己正在摆脱或已经摆脱自身文化背景的人，他的言辞可以是激烈的——在他也以为是真实的，但他仍会不自觉地流露出所反对的东西。当近代民主思想传入我国后，中国人对此的接受更多出自理论上的选择，这种选择多半出自于对中国现状的忧患、出自由此而来的理智的权衡，甚至也可能出自纯属个人的偶然因素，如某些人激烈的反封建的言论和行动，往往出于一桩不如意的婚姻，象这些选择由于缺乏相应文化背景的支持，重新退回去也很容易，许多近代人物的趋新趋旧前后迥异似乎使人难于理解——其实正是很自然的事。说这些并非悲观到认为进步无望，建设新文化的无望，只因为听到一些同志认为自己可以不受传统文化背景影响才产生了上述感想。我们大家都认识到封建传统观念的有害，但又并不是所有有害的传统都那么容易被自己所认识、所驱逐，如果冷静一点，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找到这样的经验，我们常说因循守旧、墨守成规的习惯势力太讨厌，但我们自己何尝不受影响，何尝不曾下意识地用这些去挑剔过别人。我绝对不否认同时代人之中的差别，就象我上面说的应该对近代中国的各色人等作公平划分一样，我只是想说要摆脱有害的传统观念，首先要意识到传统文化背景对每个人的影响。不过说这些似乎离开了文化比较研究作为学术的主题，但我们也应看到，比较研究当前在中国之开始为人们所重视，本不单是出于纯学术上的原因。
读书小札
叶晓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