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在当今时代，从事各门学科的研究工作者都面临着知识结构的更新问题。这一问题对于史学工作者也同样存在。例如，有人曾经指出，近五千年来，“出现过四个寒冷时期，其最低温度大体在公元前一○○○年、公元四○○年、一二○○年和一七○○年。这几个时期恰与北方游牧民族几次南下中原吻合。”这并非偶然的巧合，因为“在寒冷期内，我国宜农区与宜牧区的分界——长城线被实际推到了黄河以南，这又与游牧民族的南下幅度大体吻合。”(《新华文摘》一九八三年第三期)这说明自然科学知识与史学密切相关。建国以来我们的史学研究总是围绕着几个有限的专题转。向达先生五十年代曾把它讥称为“五朵金花”，话虽尖刻了些，并且近年来确实有所变化，但应该看到，即使在今天，史学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也有待进一步形成。这种现象一方面表现在各种专史还有一大片空白有待填补，另一方面，近年虽然出版了不少断代史、通史之类，但还需要充实、丰富。导致这些情况的原因，我以为还是众所周知的两条：思想保守和方法陈旧。因此，实现知识结构的调整、更新或重新组合，应成为我们史学工作者的当务之急。
　　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放弃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学习和研究。事实上，学习和研究经典作家关于历史科学特别是封建社会的有关论述，也是亟待加强和深入的。而作这样思考的，也并不限于我们这样涉世未深的年轻人。胡寄窗先生近期就从史与论以及中西封建社会差异的角度提出八个问题。涉及面相当广，也相当重要。这里不妨引出一条：“我国在秦汉以后已不存在领主土地制及其劳役地租剥削形式。因此，在分析我国封建地主经济时，应根据什么经典指示以为指导思想？从而又产生另一个问题：封建地主经济的特征是什么？或根据什么特征来肯定秦汉以后的经济为‘封建’经济？”胡先生还认为，经典作家之所以常只提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特别是封建生产力与封建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处在争取实现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前夜，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总是将论述的重点集中到各新旧生产关系的急剧变革时期的剖析，借以指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然要被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代替。”(《新华文摘》一九八五年第一期)我认为，胡先生的这一大胆假设，应该引起重视。因为马克思主义本来就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同时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社会的了解也很不够。因此，我们既不应在某些具体问题上过多地依赖他们，而且还要有这样的雄心壮志，认真研究中国的封建社会，以充实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中的封建主义社会的理论。
　　为此，我们首先当然要深化和更新我们知识结构中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同时也应了解和研究西方近现代的史学流派及其观点。然而奇怪的是，不仅我们至今还在纠缠那几个史论关系的提法，结构主义史学也仍然是一顶政治帽子。其实，从史学研究方法的角度看，论从史出或史论结合是可行的，以论带史也未尝不可行。因为任何一种史学研究不仅有指导思想的不同，而且借以研究的方法也有区别。金观涛、刘青峰就是发现了中国封建社会结构极类似于控制论中的超稳定结构，才从此入手并依据控制论原理结合具体的历史事实加以研究的。所以简单地说，研究或怎样研究应是研究者自己的事，就象怎样创作是作家的事一样，应该有充分的自由。更何况恩格斯早就说过：“只要自然科学在思维着，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一个新的事实被观察到了，它使得过去用来说明和它同类的事实的方式不中用了。从这一瞬间起，就需要新的说明方式了。”(《马恩选集》第三卷，第561页)自然科学如此，社会——人文科学就更不应例外。
　　此外还想一提的是，比之于哲学、经济学和文学之类的学科，我们史学研究的大门关的实在是太紧了。例如，汤因比的文明兴衰论或马克斯·维贝尔的经济史观，就很值得我们重新认识、深入研究。要使历史科学现代化，我们就要把门打开，扩大或拓宽与外部世界交往的信息通道。换言之，开放政策同样适用于史学领域，也应当是没有疑问的。
读书小札
孙小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