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书信选集》的读者不知其详，猜想它大约在冯友兰“十月五日来函”中是有一个交待的吧。“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这是平实精当的意见。可是措语坦率，接受它需要些儿基础——在相知有素的听来，会感到它包涵了恳切的情意；不然，读到“若果”，已意味信任不足，再责以“老实”，更觉得刺耳，未免有点咄咄逼人的味道了。
冯友兰先生的新著《三松堂自序》中写他接读这封复信时的情形道：“心中有一点反感，我当时想，什么是老实态度，我有什么不老实。”冯先生“当时想”的，要等过了三十几年，才如实写到书中，这就帮助读者回过味来：真的，“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只能这样子来啊。
冯先生说他这本新著，“忆往思，述旧闻，怀古人，望来者。……非一书之序，乃余以前著作之总序也。”冯先生已是九十高年，治哲学的旅程逾六十年。冯先生说：这是“一个长期的旅程。这个旅程充满了希望和失望，成功和失败，被人理解和被人误解，有时居然受到赞扬和往往受到谴责。”如今矜平躁释，恩仇一笑，我们听他娓娓而道，仿佛有点豆棚瓜架的情趣，感情荡漾，却只是微波涟漪，觅得了研读冯先生哲学著作的梯航。如果在哲学观点上跟冯先生不同，读了此书，大概也会获致理解和同情的平静，所谓“哀矜而勿喜”，从而产生一种自由探讨的良好气氛。
冯先生九十年的生涯自然也是一篇大文字，是笼括在这部“以前著作之总序”下面的，所以此书还有助于人们去了解这样一个时代，这样一个社会，这样一代学者。在“忆往思，述旧闻，怀古人”中间，我们读到好些感情浓挚的小故事，例如记光绪二十七年张百熙以刑部尚书充管学大臣后，马上奏请以冀州知州吴汝纶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一事时说：
“张百熙当了管学大臣以后，亲自到吴汝纶家里去请他出来，吴汝纶都不见。有一天，张百熙在大清早上，穿着管学大臣的公服，站在吴汝纶的卧房门外，(有的说是跪在房门外，)等吴汝纶起床相见。吴汝纶只好答应他的邀请，但是附带了一个条件，就是他要先到日本去考察几个月，回来后才能到任。张百熙答应了这个条件。”
此事也见于《清史稿》列传二百三十，大概是可信的。只是《清史稿》记之甚略，而且写得不连贯、不生动。读《自序》重述，印象深多了。冯先生说：“当时我们学生听了，也都很感动。感动的是，一方面，张百熙礼贤下士，为学校聘请名师的精神；一方面，吴汝纶对于职务负责，认真学习的精神。”张百熙这个名字，现在已经湮没不彰。由于清末国势不振，政治腐败，提到他是当朝大臣，恐怕还不免分受谤<SPS=1626>。但是，看来即使在这些当时的大臣中间，也还是很有几个人曾经尽力而为，做过有益于天下后世的事。正因为他们所处环境恶劣，这些努力加倍的艰难。历史文化的层积，自有不绝如缕的前贤往哲在。冯先生有诗说：“智山慧海传真火，愿随前薪作后薪”，正是追诵前辈的嘉言懿行，令人兴发如何才能无愧于父祖之念。《自序》中的联翩怀忆，使此书的可读性大为增强，使它又有兴味，又有教益。
冯先生在哲学问题上，“犯过错误”，“准备改正”，践履如何，这部《自序》是一份总结性的答卷。其中有所申辩，有所保留。我欣赏这个态度，认为这正是可贵的“老实态度”。只是有些申辩来得迟了些，例如对一九五七年和一九五八年陈伯达所加给的两次批评的“申辩”。自然也可说这种迟延正是对历史面貌的曲折反映。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二十多年的抑郁！现在可以想见冯先生心情的舒坦宁静了。为了探求真理、发扬学术，但愿人们都能长此保持那样的舒坦和宁静。
(《三松堂自序》，冯友兰著，三联书店一九八四年十二月第一版，1.7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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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