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的序跋，可以使我们了解不同时代对某一书籍的评价，可以了解刊印的底本。有的刻本还特地汇集了历代公私目录著录时的附识或提要，这些都是我国木刻古籍的优良传统，应该继承发展。例如看了宋末刘应登写的《世说新语》序，就知道他曾删削过刘孝标的注。读了萧统的《文选》序，就知道他取舍的标准。对于近代的人，即使此人政治上落后甚至反动，也不必因此删去他写的学术著作的序跋。例如上海古籍出版据思贤讲舍刻本影印的《世说新语》，还影印了宋江藻的《叙录》，唐写本残卷。这是一个很好的本子。但翻遍全书却不见王先谦为思贤讲舍本写的序，这使我感到奇怪。既然翻印的是思贤讲舍本，为什么独独删去王先谦的序呢？是不是因为他是“长沙劣绅”之故呢？那末叶德辉编的《世说新语注引用书目》、《校勘小识》、王先谦的《校勘小识补》依然保存。而且王先谦的序文中并无反动观点，他对明人刻书任意删削还提出了批评。日本翻印中国古籍，对于原有的序跋总是保留的。这一点是从我国传过去的，而我们自己却忽视了这一传统。
补白
晓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