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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们，朝着太阳奋进吧，
为的是使人类的幸福早日成熟！
遮蔽太阳的树叶能够怎样？
树枝又能怎样？
穿过它们，
冲向太阳，
……”
这是青年黑格尔最喜爱的一首诗，它虽然出自诗人提奥多尔·哥特罗布·封·希坡尔(Theodor Cottlobvon Hippel)的手笔，但早已化为青年哲学家的心声和血肉。这震撼人心的诗句显示了青年黑格尔锐意进取的革命激情和宽广、深邃的胸臆。
张世英先生翻译的库诺·费舍尔(Kuno Fischer一八二四——一九○七)的著作《青年黑格尔的哲学思想》①也处处洋溢着青年黑格尔“朝着太阳奋进”的革命激情。这本兼有传记色彩的小册子叙事生动、细腻，议论深刻、诙谐，读来令人感奋，也为我们研究黑格尔青年时期的经历与思想，提供了丰富、生动的资料。如果说黑格尔后来在柏林大学的讲坛前把哲学比作黄昏到来时才起飞的密纳发的猫头鹰，那么这种迟暮之气在青年黑格尔的身上却丝毫也不存在。在库诺·费舍尔的笔下，青年黑格尔的性格是乐观的，奔放的，他的哲学思想也显示出青春的活力和强烈的进取心。
天赋与平庸
在人们的想象中，天才与平庸，智慧与愚黯总是水火不相容的。可是，在有些伟人的身上，却同时可以见到这两者，它们水乳交融，相互映衬，犹如不同的音调构成的和声。在黑格尔的身上就存在着这种现象。
还在少年时期，黑格尔就显露出极高的天赋和资质。他的论文、日记和演讲常常显示出成年人般的深思熟虑，以致库诺·费舍尔干脆写道：“他在学生时期就已经是一个思想家了。”(第6页)黑格尔的天赋和才华是令人瞩目的，有趣的是，黑格尔的天赋注定要由某些方面的平庸来补充。当他在斯图亚特求学的时期，德国文学的兴起正揭开序幕。莱辛的《智者纳旦》、歌德的《爱弥丽亚·迦绿蒂》、《葛慈·封·白尔利星根》、《少年维特之烦恼》、席勒的《强盗》、《阴谋与爱情》等先后问世。奇怪的是，所有这些具有不朽意义和永恒魅力的艺术珍品都未引起这位斯图亚特中学生的注意。但他却对一部描写一个少女冒险行为和命运的贫乏无聊的小说——《索菲从默墨尔到萨克森的旅行记》，爱不释手，以致当叔本华在罗森克朗茨写的黑格尔传记中读到这段记载时，以不容置疑的高傲态度写道：我最心爱的作品是荷马，而黑格尔最心爱的作品却是《索菲从默墨尔到萨克森的旅行记》。库诺·费舍尔在谈到青年黑格尔的这件轶事时，也感叹道：“当时谁也没有预料到，这个沉醉于如此贫乏无聊小说的平庸青年，竟能一变而为深刻的思想家，竟能有朝一日成为当代最大的哲学家。”(第8页)
谈到黑格尔的这件轶事，不禁使人联想到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提出的“双重焦点的原则”(thedouble-focus Principle)。根据这个原则，在研究哲学家的思想时，既要注意他和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关系，又要注意他本人的行动，包括他生活中的轶事。我国的哲学史研究往往注重前者而轻视后者。其实，忽视对后者的研究，是不可能全面地揭示出一个哲学家的思想实质的。
理想与现实
黑格尔十八岁那年，考入了图宾根神学院。这里的生活方式枯燥、刻板，然而，图宾根神学院的高高的围墙并没有束缚住这个青年学生的心。入学的第二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了。七月十四日的炮声不仅攻溃了巴士底狱这个封建统治的支柱和堡垒，也攻溃了这个青年学生的美好的理想。青年黑格尔原先向往已极的牧师的职位突然在他眼前褪色了，失去感召力了，他的目光开始投向现实，投向宗教势力千方百计加以压抑的理性、自由、人权。黑格尔不仅和谢林等同窗好友一起种植了自由树，表达了对法国革命充满向往的<SPS=0384><SPS=0384>之情，也不仅在日记本上写下了卢梭的名句：“如果天使有个政府，那么这个政府也会实行民主管理的”，而且还踊跃地参加了当地的政治俱乐部的活动，阅读法国报纸，和别人交流有关法国革命的新闻，谈论德国的现实和命运。黑格尔在俱乐部的演说受到了朋友们的喝采。
法国大革命对黑格尔的影响是巨大的，但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不能把它作为解释黑格尔全部思想的“点金术”(touchstone)(参见S.罗森：《黑格尔：智慧科学的导论》，耶鲁大学一九七四年英文版，第4页)。我觉得，法国大革命对黑格尔的最大的触动，并不象一般教科书或有些论文所认为的，是理性、自由这些口号，而是一种巨大的现实感，实践感。它使黑格尔确立了这样一个信念：脱离现实的理论是毫无意义的，理论必须面对现实，关心现实，并在实践中转化为现实。法国大革命是理论、思想转化为现实、行动的典范。思想走在行动之前，犹如闪电走在雷鸣之前一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涅把罗伯斯庇尔称作“卢梭的手”。黑格尔早在海涅之前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明确地写道：“每一个勤恳努力的人都被赋予去尝试和探讨现实和当代问题的责任”(《黑格尔通信百封》，第199页)，并确立了“为塑造我们的时代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同上，第52页)的新的理想和目标。
正是这种新的理想驱使黑格尔以后去研究经济学，探讨德国的政治现状和法制，也正是这种新的理想使黑格尔以后建立的庞大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包含着深刻的现实的内容。这样也就不难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什么称他的学说为“倒置的唯物主义”了。
热情与冷漠
一七九三年秋，黑格尔从图宾根神学院毕业了。他没有选择牧师的道路，而是和康德、费希特一样，开始了家庭教师的生涯。不久，黑格尔来到了瑞士的伯尔尼，给当地有名望的贵族卡尔·弗里德里希·施泰格尔家的孩子当教师。施泰格尔家有大量的藏书可供随意选读，黑格尔没有白白地放过这个机会。在教学之余，他开始潜心研究宗教和哲学，尤其是康德这方面的思想。尽管伯尔尼的环境是幽雅而宁静的，然而，法国革命的触媒使黑格尔再也不可能成为在书斋里安然度日的学者了，黑格尔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本世纪沸腾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这特别表现在他对伯尔尼的政治现状的调查和思考中。
伯尔尼建于一一九一年，到十七、十八世纪形成了贵族专制制度。这种专制寡头政府不仅残酷地镇压反贵族统治的起义，而且把整个司法制度视作手中的玩物，充分体现了封建暴政的野蛮和黑暗。黑格尔到伯尔尼后，深入考察了当地的风俗习惯、礼节制度，研究了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现状，甚至连公路税这样的问题也没有放过。黑格尔特别感兴趣的是伯尔尼的司法制度。伯尔尼的司法制度还同许多野蛮的习惯法连在一起，那里的贵族不仅有种种不合理的特权，而且他们有一种特别的嗜好，判刑爱判死刑，并且采取极端野蛮的行刑方式，如辗刑、斩首、焚身等。反理性、反人道的暴行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黑格尔在深入了解伯尔尼政治现状的基础上，通过给揭露伯尔尼黑暗政治的卡特密信翻译和注释的方式，猛烈地抨击了这种封建专制的政治。这部书于一七九八年匿名出版于法兰克福。伯尔尼的黑暗政治使黑格尔进一步认识到法国革命的必要性，认识到近代哲学提出的自由、理性、人权的重要性。当时，黑格尔在致谢林的信中满怀激情地写道：“为甚么，到这样晚的时候，人的尊严才受到尊重？为甚么，到这样晚的时候，人的自由禀赋才得到承认？……哲学家们论证了这种尊严，人们学会感到这种尊严，并且把他们被践踏的权利夺回来，不是去祈求，而是把它牢牢地夺到自己手里。”(《黑格尔通信百封》第43页)
黑格尔对政治生活怀着极大的热情和兴趣，相反，对瑞士美丽壮观的自然景色却异乎寻常地冷漠。一七九六年七月，他和三个萨克森的家庭教师一起，以大部分徒步的方式游览了阿尔卑斯山。在谈到格林德瓦尔德冰河时，他这样写道：“凝视这些，兴致索然。我们只能把它叫做雪的新种，但它全然没有经过精神的进一步加工制作。”(第23页)
黑格尔对自然美的漠视奠定了他的美学思想的基本格调。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阿尔卑斯山的旅行印象是他整个美学体系的“导论”。黑格尔的美学实际上是艺术理论，美作为理念的感性显现只驻目于灿烂的精神的峰巅。亚历山大·冯·洪堡有一次提到黑格尔的一件轶事，说他曾断言，最平庸的柏林人的才智作为精神产品也胜过太阳，这使听者无不相顾愕然。其实，这并不值得奇怪，黑格尔的美学思想不过是他的客观唯心主义的逻辑结果罢了。
思索与顿悟
一七九七年初，黑格尔在他的同窗好友荷尔德林的帮助下，从伯尔尼迁居到法兰克福，在商人戈格尔家任家庭教师。当时的谢林已是正丽中天的明星，而黑格尔依然默默无闻，继续磨着他的精神之剑。这时，黑格尔思索得最多的是宗教问题。黑格尔对宗教的研究早在图宾根就起步了，在伯尔尼时他继续探讨这个问题，到法兰克福时，他的书桌上已放着三部手稿：《民间宗教和基督教》、《耶酥传》和《基督教的实证性》。
当时，黑格尔的宗教观总的说来还处在康德伦理和宗教思想的影响下，特别是《耶稣传》，几乎把耶稣基督描绘成康德伦理思想的说教者，但黑格尔对宗教的探索一开始就具有自己的特点。在康德那里，宗教不过是伦理的一种扩张或变形。他是从个人出发来阐述伦理思想的，因而他的宗教、伦理学说在很大程度上是流于幻想的，直到一七九七年出版的《道德形而上学》中，他才认识到应把个人放在一定的社会、法的背景下来考察，但这个认识仍然是不够清楚的。相反，黑格尔一开头就注重从社会和历史发展的高度来探索宗教的本质，因而他的出发点高于康德，尤其是通过对基督教的实证性的批判，黑格尔揭示了宗教的反理性、反自由、反人道的立场。黑格尔的收获还不止此，法兰克福时期的深入思考使他终于摆脱了康德伦理、宗教思想的影响。这一长期思索的结晶就是《基督教的精神和它的命运》。在这部著作中，黑格尔顿悟了。康德的伦理和宗教学说可以概括为Sollen(应当)这个词，而这个词本身就表明，康德的全部主张都停留在幻想的、无法实现的云雾中。黑格尔主张用Sein(存在)来取代Sol-len，那就是说，必须从客观存在的现实出发来阐述伦理、宗教学说。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黑格尔在以后进一步从哲学上扬弃了康德的二元论，达到了以思维和存在的和解为基础的客观唯心主义。
《基督教的精神和它的命运》是黑格尔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但我国哲学界对这部著作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即使是专门论述青年黑格尔神学思想的论文也很少提到它。这表明，青年黑格尔的思想，特别是他的伦理、宗教思想仍然是一块未经开垦的处女地，有待于研究者们进一步的开发和耕耘。
攀登与失足
经过长达七年的漫游、思索和潜心的研究之后，黑格尔于一八○一年初到达了耶拿。这个知识渊博、思想深刻的青年人急不可待地摘下了面罩，拔出了利剑，投入了耶拿的学术角逐。实际上，他的挑战书在法兰克福时期就已经宣读了，他在当时致谢林的信中这样写道：“我不能满足于开始于人类低级需要的科学教育，我必须攀登科学的高峰。我必须把青年时期的理想转变为反思的形式，也就是化为一个体系。”(《黑格尔通信百封》，第58页)
黑格尔的攀登是沿着两条道路进行的。一方面，他和谢林一起创办了《哲学评论杂志》，撰写了一系列文章来清算他同时代的哲学，尤其是康德和费希特的哲学；另一方面，他写下了一系列讲稿，系统地阐发了自己的见解。如果说，路德让圣经说了德语，约翰·海因里希·沃斯使荷马史诗说了德语，那么黑格尔的雄心就是使哲学说德语。
上述两方面努力的结果是《精神现象学》。单是《精神现象学》这个书名就已蕴涵着对康德二元论的超越。在康德那里，现象和本体之间横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而黑格尔的现象学正是把现象导向本体的阶梯或桥梁。《现象学》也是对谢林的无差别论和非理性主义的超越。总之，这部可以和《浮士德》媲美的巨著廓清了周围的迷雾，使黑格尔成了德国哲学界的一个中心人物。正如海涅说的：“这人是谢林的一个学生，这个学生在哲学领域中逐渐掌握了老师的权力，野心勃勃地超过了老师，并终于把老师推入黑暗之中。”(《海涅选集》第332页)
然而，任何一个徽章都有它的反面。黑格尔在耶拿开始其学术生涯的时候，已埋下了迷误和失足的钉子。在用拉丁文写的《论行星轨道》(一八O一)一文中，黑格尔提出，火星与木星之间是找不到任何行星的。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半年多前，巴勒摩的皮亚齐已在火星和木星之间发现了谷神星。尽管黑格尔的主张是以假说的方式提出来的，但这毕竟是一个失误。它预示了黑格尔哲学中包含着的某种武断的、反科学的成分。在以后的《自然哲学》中，黑格尔虽然提出了许多天才的思想，但也杂有一些荒诞离奇的东西。这使他遭受了同时代以及以后的自然科学家们的无穷无尽的责难，也许这也是他终生未能成为普鲁士科学院院士的一个原因。
中国有句古语：“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其原意是强调错误的不可避免，但同时又蕴涵着相反的一层意思，即圣贤是不会犯错误的。其实，凡是人，都会犯错误，无论是圣贤也好，伟人也好，都不能例外。我们应当本着这样的精神去理解黑格尔。
回到本文的标题，那么，黑格尔所追求的“太阳”究竟是什么？其实，这个问题黑格尔本人已作了回答。在历史哲学中，他把法国革命称之为“一次灿烂光辉的日出”。这就告诉我们，黑格尔心目中的“太阳”就是资产阶级革命。恩格斯在评价黑格尔的法哲学时，就认为它预言了德国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时刻的到来。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黑格尔的哲学并不是太阳西落后才起飞的密纳发的猫头鹰，而是预言革命，搏击风暴的雄鹰，正如雪莱在一首题为《大鹰》的诗中所写的：
“雄伟的鹰！你翩翩飞翔，
在那迷雾笼罩的山间森林之
上，
你疾驰在朝暾的光芒里，
象一朵祥云飘飞，
当夜幕降临，暴风雨快来到，
你傲然蔑视那乌云的警告！”
(《青年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德〕库诺·费舍尔著，张世英译，吉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二月第一版，0.35元)
(本文黑格尔像，丁聪画)
① 本书选译自库诺·费舍尔《近代哲学史》第八卷，这里的书名是张世英先生拟定的。
于文/丁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