贬谪还是秦法的遗制，称为“迁”。《史记》说是商鞅所创，初见“迁”字，正是“法家”的杰作。
“卫鞅初下令，有言不便者。及刑太子师傅，有来言令不便者。卫鞅曰：‘此皆乱法之人。’尽迁于边城。”又：“昭襄王五十年十月，武安君有罪为士伍，迁阴密。”(《史记》)
武安君是白起，为士伍，即贬为普通一兵，阴密地方名，后来白起就在迁所被杀。
这里《史记》的引文分别引自《商君列传》和《秦本纪》，与原文有出入。卫鞅并非因为“有来言令不便”才“尽迁于边城”的，倒是因为变法生效以后，“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来拍马屁的。但谁要你七嘴八舌地议定国家大法，于是，便说这些人是“乱化之民”，应予惩处。意思是，政策法令好不好，你们小百姓管不着。所以“其后民莫敢议令”了。这点出入关系不算太大，错还错在这“迁”的发明权并不该归于“法家”的名下，偏偏却是“儒家”尊为制礼作乐的祖师周公的杰作。也可从《史记》查到：
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诛武庚，杀管叔，而放蔡叔，迁之，与车十乘，徒七十人从。(《管蔡世家》)
同一件事，《尚书》却不叫“放”和“迁”，干脆称“囚”。《书·蔡仲之命》说：“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邻，以车七乘。”旧注说：“囚，谓制其出入。郭邻，中国之外地名。从车七乘，言少。”(《史记》说“车十乘”，还多报了三乘)孔颖达对这段的“疏”：“囚蔡叔，迁之于郭邻之地。”看来还是据《史记·管蔡世家》的文字为张本的。
同一篇《蔡仲之命》中，还记有另一件事：
成王既践奄，将迁其君于蒲姑。(旧注：已灭奄，而徙其君及人臣之恶者于蒲姑。)
这也是周公干的事。当然再早还有汤放桀于南巢，纣囚文王于<SPS=1415>里之先例，文献可征，商鞅并非“迁”的首创者。
高旅此文还将唐朝贬谪制度和古代的“迁”、“放”视为同例，也不尽然。贬官只是降级外任，即使处置严重点，如宋代的“不得愈事公事”，某州安置，也大小还是个官身。迁和放完全不同，那是流犯待遇，有如清朝的发往乌鲁木齐军前效力(即武安君白起式地被革为“普通一兵”)或简直是“与披甲人为奴”；国外的例子是沙俄的把政治犯流放西伯利亚。要举唐代文人的事例，则李白的流放夜郎庶乎近焉。韩愈、柳宗元、刘禹锡之辈的贬官南服，即使发解出京时不免<SPS=0380><SPS=0380>惶惶，不很好受，但到了任所，官虽然小一点，也还有另一番风味，还可以“日啖荔枝三百颗”，更不必受军宣队、工宣队、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比起“文革”时期的下放干校来，都还只能说是人间天上哩。
唐代京官的外贬，不是由于触法犯罪，而只是犯过；大抵是政派倾轧或触怒了最高当局。那时用劳动处罚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的办法似乎还没有想出来，更不必说因思想问题而给人戴上一顶帽子。所以高旅慨乎言之地说：“比较起来，唐代总算是‘文明’的了。”
这篇杂文从张籍描写元和间京兆尹杨凭贬谪出京情形的一首诗，委婉曲折地议论唐朝的贬官，颇近于鲁迅的“学匪派考古”，很有味道。但如果要以杂文必须是时代的“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且介亭杂文·序言》)来要求，未免少嫌温雅含蓄。幸亏以后的六十九篇不全是如此，大部分都引古例今，深刻隽永，既发人思索，又令人解颐，在近年来所出现的杂文中，都应该数得上是妙品的。但杂文都是短短的篇幅，要阐释而发明其妙处，所费的文字反而要超过原文，所以还不如不赞一词，让读者自己去领受的好。
读书献疑
何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