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
记者同志，读了您在八月号《读书》写的《新书录》，很同意您提出的支持“‘服务日’文化”的呼吁。所谓“‘服务日’文化”，我想指的大概是相对于娱乐文化的“严肃文化”。现在我们这些从事“严肃文化”的编辑、出版工作者，日子真难过……
W.
可不是，我们这个出版社，上个月连发工资也勉强。我听说搞严肃音乐的同志也在呼吁，要进行“垂死挣扎”。
J.
困难是真困难。不过，走进这个陈列场所，看到每个月出版了这么些供“知识精英”读的书——虽然还很不齐全，心头还是热呼呼的。您瞧，这本中华书局的《大唐西域记校注》，这可是中西交通史研究的丰硕成果。原书十余万字，校注本共达六十余万字，季羡林、朱杰勤等著名学者为此奋斗多年，不可不谓是一项学术文化方面的盛举。一本样专门的书印八千册，说明海内外关心学术文化人数之多。当然不必拿这去同某本武侠小说印几百万册相比。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通俗文化最占据市场的。
W.
看到这本中华版的《康熙起居注，也十分兴奋。这种研究清史的基本史籍，过去是很难想象有出版机会的。这部书装帧典雅，也值得称道。我翻了一下，只有一个遗憾：一部分起居注藏在台北，不能合印成书。由这想到，海峡两岸除了“三通”之外，还可以增加一“通”：互通学术资料。(大笑)
B.
读了八月号《读书》上的《服务日新书录》后，我有一个意见：记者对地方出版社的出版物注意不够。就以所谓“严肃文化”来论，有的地方出版社实在做了不少工作。这里陈列的齐鲁书社的书即为一例。我每个月来这里，都注意它所出的书。在我印象中，它出的书都很有份量，很少是片面迎合市场需要的。这里这本《李贺诗索引》，就是难得之作。提倡索引，早在三、四十年代就开始了，但是一直很少有人做这费力的工作，以致哈佛燕京学社的某些索引至今仍为学人艳羡，有时我们还得使用日本学人所作的索引。将李贺诗编成单字索引，本非难事，但是有几个人肯耐下心来“为他人作嫁衣裳”，也很少有出版社要出。我们要支持这些学术工作者！
J.
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说起索引，人们有一误解，以为有了电脑，以后索引可以不要了。事实上恰巧相反。听电脑专家说，电脑可以帮助做人、地名之类索引，可是象事项索引，还得人费脑力来做。而且要电脑检索方便，首先得输入进去信息才行。索引一事还得好好提倡。
B.
既然谈起地方出版社，就索性让我再多说几句。我是搞文学的，关于外国文学著作，我很注意漓江出版社的书。听说他们那里搞外国文学的编辑不多，但是出书魄力很大。这个月他们陈列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中的几种书，都是值得注意的。象莱蒙特的《福地》，组织人力直接从波兰文译出，很不容易。另外，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的《罗丹论》(里尔克著，梁宗岱译)，浙江文艺出版社的《拜伦传》(莫洛亚著，裘小龙等译)，都可一读。我很想向《读书》建议，以后可以组织某些地方出版社在“服务日”中作专门的陈列，并展销某些图书。
J.
我个人是很赞成这个提议的。
W.
除了地方出版社之外，我想提一下大学出版社。大学出版社这几年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是一枝不可忽视的出版新秀。大学办出版社好处很多，当然我们由于印刷生产力不足，不能多办，但是还应尽力去办。北京大学办出版社较早，想必人力、资力也雄厚，所以出书较多。过去我很注意他们出的中年教师的论著，往往很有新意。这个月我们读到冯友兰先生的两种著作：《中国哲学简史》和《三松堂学术文集》，都是读书界十分需要的。冯先生解放后的论著我们读过不少，但解放前的著作已很难找。《中国哲学简史》是他一九四七年用英文写的，在欧美很有影响，现在回译过来。冯先生自序中的第一句话说得很对：“小史者，非徒巨著之节略，姓名、学派之清单也。譬犹画图，小景之中，形神自足。非全史在胸，易克臻此。”这本简史，价值也在此。《三松堂学术文集》是他的旧论文选集。我们想读冯先生的这些旧著，不是为了别的什么，而是因为冯先生多年来致力于东西文化的沟通。现在这个问题重新提出，我们这些青年人自然关心前辈在这方面已经走过的路。
J.
听说河南人民出版社快要出冯先生的多卷专集《三松堂文集》，内容很丰富——唷，我这可又说到地方出版社去了。
B.
那咱们就再谈谈另一些地方出版社的书。我以为，地方出版社出书，还得有地方特色，这是他们的优胜之处。宁夏人民出版社出书不多，过去我读到过的，印象较深的，有李健吾先生的文学评论集。这个月我看到他们出的《开拓者之歌》，是近年来反映西北五省(区)科技人员先进事迹的报告文学和通讯，这就有地方特色。
J.
上海文艺出版社也出版了一本类似的书：《大西北的开拓者》。支援西北，人人有责，西北的出版社当然更应宣传这个思想。
W.
上海是全国出版业的重要发源地，不属于我们常说的地方出版社之列。这个月我们看到的上海出版物不少。首先引起我重视的，是闻名已久的两种美学、文学理论著作：伍蠡甫教授主编的《山水与美学》和美国芬克斯坦的著作《艺术中的现实主义》。《山水与美学》开辟了美学的新领域——景观美学，是大有发展前途的。
J.
景观美学？我倒没听说过。“景观”同“美学”怎么联在一起呢？
W.
有人说过，科学的发展就是要把看来没有联系的东西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审美离不开自然美。伍蠡甫教授在序言里说得好，“读者手此一册，将有助于树立正确的审美观，从各方面丰富自然美的感受，对我国的壮丽河山，源远流长的山水诗、山水画(包括花鸟画)，以及名胜古迹、园林景物等这一大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获得更深的领会和欣赏”。伍教授还特别提到，从美学的原理出发，在旅游事业方面应当“旅速、游缓”，可见开展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很大的实用价值。
J.
我在上个月《新书录》里提到国内读书界中的“美学热”，从这个月陈列的新书看，此“热”仍在继续。谈到美学，商务印书馆这个月陈列的鲍桑葵《美学史》是不能不一读的。这可以说是美学的经典之作，早就听说要出版了，十年浩劫中断了这个工作。现在我们得见译本，真是难得之至。
B.
美学这么吃香，我个人以为不单是什么“趋时”，而同我们国家的精神文明建设有关。事实上，美学的有些领域我们还没出书哩！例如技术美学，对于“四化”是很有意义的。听说李泽厚同志正在主编这方面的书籍，很希望早日问世。又如信息美学，金克木教授等为文介绍过，我们也还未见专书。
J.
关于美学中的新流派，我知道金克木教授有本专著《艺术科学丛谈》正在三联书店排印，其中有详细的介绍。这本书不知今年下半年能不能让大家见到。
W.
事情总得慢慢来，开了个头，以后就好办了。美学现在已经开头，还有一个心理学，也正在开头。商务印书馆这个月陈列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引论》，我想大家是一定感兴趣的。弗洛伊德谈了这么久，他的影响这么大，可是我们长期读不到弗氏原著的译本，总不是办法。这么做的结果，不但不能阻止人们盲目崇拜弗洛伊德学说中某些错误的东西，反而有可能助长这个倾向。因为人们无由读到原著，只能靠道听途说办事，把人家的原意歪曲得一塌胡涂。现在商务印书馆请高觉敷教授把他的旧译修正发表，就很有必要。高教授在序言中对精神分析学作了全面的介绍，指出“必须正确认识弗洛伊德”，对我们很有启发。
B.
在这方面，我是一直佩服商务印书馆的。他们每个月都能推出一大批这方面的专著。这个月除了《精神分析学引论》外，还有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琼·罗宾逊《经济学论文集》等好几种。他们编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现在已经编到第四辑了。
W.
我很奇怪，这个月怎么三联书店的新书很少。
J.
这可能是个偶然现象。他们出书不多，一年才四、五十种，一个月平均不过三、四种。上个月多些，这个月就少了。
B.
不过三联书店香港分店这个月有不少书陈列。就中我特别欣赏梁丽芳的《柳永及其词之研究》。我第一次见到这书，马上被吸引住了，在这里站读半日，而不觉其累。柳词在我们这里评价不高，无非因为他善写男女艳情，然而人们对于他对整个词学发展的贡献，注意较少，偶有谈及，不免苛刻。我以为这本书独辟蹊径，作了较全面的分析。我还特别欣赏这本书的附录和参考资料，它们说明作者在这方面是做了大量工作的。我们研究古典诗词，有悠久的传统，这是长处，但是在方法上汲取国外研究的特点不够，于是分析往往不能十分细致深入。这里，我是很希望引进一些海外学人的成果的。我们都很爱读叶嘉莹教授的研究著作，也是这个原因。当然，我个人之特别爱读，还因为她们是女词人，作为一个女编辑，看到女性作者的成就特别高兴。
W.
很凑巧，梁丽芳女士就是叶嘉莹女士的学生！
J.
我们谈了不少时候，可是要谈的书还多得很。时间所限，只能打住。我这里只最后说一句：我在上月《新书录》里说，希望《读书》今后多同有关出版社联系，多陈列些书。刚才编辑部的负责人对我说，他们已约聘了几位同志帮忙，专门同出版社联系，增加陈列新书。估计七月份的“服务日”还难改变，八、九月起或将展现新貌。原有《读书》编辑部的五、六个人只靠业余时间做这工作，所以照顾不过来。
B.
只五、六个人，既编杂志，又要业余搞服务，原也太辛苦些，真是难为他们了。
《读书》服务日之页
本刊特约记者 金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