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性格由一整套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构成，它一旦形成便具有超越历史时间段落的稳定性和固定在某个空间位置的局限性。传统文化性格有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表现，对不同的人群也有不同的组合方式。谈论文化传统必须分清经典中的文化和社会潜文化或隐文化的概念，讨论文化性格也须分别不同的人群。中国知识分子传统文化性格的局限性大致有四个方面：一、对自己民族传统的文化价值系统抱着信仰主义的态度，述而不作，缺乏深刻的自我反省、自我批判的意识；二、虽然号称中庸，却往往持有理论观念、理想信仰的绝对主义价值标准，排斥相对的、多元化的价值标准；三、以入世、载道为其表现形式的消极的文化参预意识，只有对某个社会政治实体的依附性，而不具有社会独立实体的自我感觉，缺少积极的文化参预意识。四、重义不重利，在自身社会功能的发挥上过于注重文化阐释功能而忽视或有意避开理论——实践的文化转换功能。主张自我麻醉式的退思独善，不知个体与时代俱进。正是这种文化性格造成了从古代作家到现代作家经常能感受到的内心痛苦，即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矛盾痛苦；能言不能行，只能阐释而无转换的被动软弱所带来的无力回天的悲哀；进与退、仕与隐、兼济天下还是独善其身的道德良心上的两难处境；以及由民族优越感和民族自卑感的奇妙混合产生的各种类型的心理错觉。
　　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作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文化痛觉点。例如，先是一八四○年前后，他们从地理学的意义上确认了西洋文化的存在，编著了《四洲志》、《海国图志》等书，第一次睁开眼睛看本民族以外的文化，体察到传统文化表面层次的痼疾。于是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学来西方的船坚炮利，洋务运动是从物理学的意义上承认了西洋文明的优越。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时期人们要从西方学习政治、经济、法律、军事等制度，改良传统文化，以拯救或轰毁积贫积弱的老大帝国，这是从社会政治学的意义上承认了西洋文明的优越。但当时“中体西用”的思想仍弥漫在知识分子群体中，仍然不肯丢弃已负载了几千年的文明。五四时代提出更为彻底的口号，对传统文化不遗余力地抨击、批判乃至否定。这才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全面、彻底否定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开启了新时代思维模式的变化。不论他们是否自觉，也不管当时各家的主张是否深刻、公允，它毕竟开始对传统做深刻的反省，具有不容低估的意义。对传统文化自我认识、自我批判的历史发展序列，与文化构成所决定的文化变迁应有的逻辑序列恰好吻合。如果对民族文化传统的构造层次作一粗线条的勾勒。大体上说，文化的变迁发展有着以下的逻辑序列：当两种文化类型相互接触、撞击时，它所引起的振荡首先发生在最基础的文化层次上，即物质文明的变化。一般说来这个层次的变化最为容易。其次是从生产关系到上层建筑的各种制度、组织结构(包括家庭组织)的变化，相对而言这个层次的文明实体也算是比较容易变的。从鸦片战争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我们用了一百年的时间初步完成了这个层次的部分变化，尽管还不十分彻底。再次是社会潜文化或隐文化层次，即日常生活中的风俗习惯和身处其中却又不能自觉意识到的各种社会行为模式、标准及心理积淀。这个层次最为复杂混乱，迷蒙混沌，它是人们从新石器时代积淀至今的各种模式、标准的大杂烩，它的改变极为困难。最后是经典文化层次，即社会存在的各种思想观念、价值标准，它们在传统文化的经典文献中有着最为典型的表现。它们与潜文化层次具有同样顽强的惰性和脱离于前两个层次变化的独立地位，依靠历史的惯性维持自身的稳定。所谓文化性格，主要就是这后两个层次的不同成分在个体身上的特殊组合，它贯穿于个体的社会行为和精神活动的始终。中国的作家、知识分子对自身文化性格的矛盾与局限，很早就有认识，但只是到了五四时期才真正达到了现代意识的水平，才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口号。
　　鲁迅是最早对这个问题进行探索的思想先驱之一，他曾说不仅中国的历史是一部吃人史，而且被吃的人包括他自己也曾吃过人。他将自己灵魂中的几分“鬼气”和“冷气”搜寻出来，认为自己实际属于旧时代，并不能和青年们携手进入新的社会，希望自己的文章与时弊一同灭亡。他严于解剖自己，承认他受过古人很深的影响，因而性格显得有时峻急，有时颓唐。但鲁迅毕竟在中西文化冲突中最先完成了性格的裂变，他“不读中国书”的呐喊和匕首投枪般的杂文显示出他对传统文化所做的否定性的价值判断。他以《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揭示国民灵魂的小说和大量系统抨击传统文化的杂文完成了裂变的进程，站到了具有现代文化性格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前列。虽然他从未向任何活的个体开过一枪，却向整个传统文化价值系统放了一阵排炮，震惊了我们民族麻木的神经。闻一多从另一个角度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也达到了相当的深度，他的探讨从纯文学的领域进入了历史，又穿透了史前社会来到了文化人类学的领域。经过十余年故纸堆里的生活，他说“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我比任何人还恨那故纸堆”。①他认为传统文化性格有一种心理上的自卫机能，以及带有报复性的自尊心理与自卑心理、复古倾向。他说“文化是有惰性的，而愈老的文化，惰性也愈大”。②这些话体现出闻一多气度恢宏的历史胸襟和博大的文化视野，从中可以看出他寻根的结论是要刨根和鞭尸。他一生经历了从诗人——学者——战士的过程，证明他在性格裂变中已扬弃了旧我，获得了新质，成为具有现代文化性格的代表性人物。
　　比较心理学已经证明，作为高级灵长目的人类，在本能中潜伏着两种根深蒂固、相互制约的倾向，即墨守陈规的保守性和冒险探寻的好奇性，这两种本能在低等动物身上也普遍存在。这种本能的复杂表现影响到文化发展的特征：一方面，文化的任何新发展，总是离不开首创者的发明创造、标新立异，不论其成果以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形式表现出来；另一方面人类本身的保守因循的惰性又阻碍、扼制创新，而在阶级社会中，甚至搬一张桌子也要流血(鲁迅语)，更不用说认真严肃的改革了。人类文化的发展变化，就是人们在和外在形成的、内心固有的种种束缚作斗争暂时克服障碍后迈出新的一步带来的结果。从心理本能的角度看，改造传统文化性格对文学家、理论家所具有迫切性和重要性就不证自明了。文化发展的另一特征是不同文化实体相互间的模仿，从古至今它依靠各种原始的大众传播工具把种种发明互相传送交流，促进了各个文化实体的发展。引入其他民族文化性格中好的成分，促进自身文化基因的突变，也就成为改造传统文化性格的题中应有之义。一个民族现代化的过程，也是它文化性格(指群体的)的改造更新过程，文学描写这个裂变过程并从文化学的层次上揭示其深层社会心理积淀，我以为是当代作家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初
　　　
　　①②分见《闻一多全集》“书信”第53、54页；戊集第11页。

靳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