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G=BB86110201>
我第一次到罗马时，是从佛罗伦萨乘火车而至。罗马火车站位于城中心偏东，而我在罗马寄住的加州大学美术史教授帕特利奇的公寓，在城中心偏西的老省长街，因此，从罗马火车站至帕氏寓所，就有点象我们从北京站到西单，其间正好走过那横穿市中心的东西大街。在东西两街交接处，就是古罗马城的心脏——卡庇托尔山和罗马广场之所在，正好和我们的天安门广场相比。我到罗马既知道罗马广场恰好顺路而过，怎可放弃这“先睹为快”的机会，于是我便和帕特利奇教授约好，不必麻烦他们到车站相接，我将漫步西行，先在罗马广场消磨一个黄昏。帕教授是美术史专家，对我这个计划果然十分欣赏，并事先给我寄来好几套街道详图和导游手册，使我自信虽非老马识途，却可按图索骥。
我从罗马火车站往西，经民族大街，浏览了近代美术馆、意大利银行等富丽堂皇的十九世纪西式建筑，在大街的拐角处，车道回旋而北，行人却可循梯直下，这奇特的地势似乎告诉你：现在你已脚踏今日罗马和古代罗马的交界线，因为阶梯前方就巍然屹立着古罗马皇帝图拉真的纪功柱，柱子周围的废墟，当然就是那个历代罗马皇帝所建造的最为宏大的图拉真广场了。不过，这些以皇帝命名的广场虽然豪华，其历史意义却远不能和它们如星拱月般围绕着的一切广场之母——罗马广场相比。但由此而去瞻仰罗马广场，还有一段不寻常的路。从图拉真纪功柱而西而南，你首先看到的是一座白得耀眼的十九世纪建筑，它就是标志着意大利民族统一完成的国王爱麦虞勒的纪念堂，它那高大的、象蛾眉般弯成曲线的柱廊有如小山挡住了你的视线。为了搜求古迹，你就得绕到它的身后，而且还要再绕过一座更为著名的文艺复兴的巨人米开朗琪罗设计的卡庇托利奥广场和它的元老院宫，从元老院宫东侧的梯道再往下看，你才真正见到了罗马广场的废墟——这地方我早就从图片上见识过了，可是今日第一次身临其境，仍不禁倒抽一口冷气：这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废墟，我就象站在一个死火山塌毁的峰巅，俯视着那个昔日熔岩汹涌，今则冷如死灰的火山口。触目所见的残垣断壁，碎石破砖，无不暗示着昔日帝国的繁华。使游客不免油然而生一种人世沧桑之感……
实际上，罗马广场本身只不过是一块长不足四十米，宽略过二十米的空地，由于它联络着组成罗马城的各个山丘(罗马古称七丘之城，广场联其六丘)，从远古以来就是居民聚会的中心，经过五百年的共和国时代，到帝国盛世的公元一、二世纪时，广场更成为帝国首都的心脏，四周的神庙、会堂、凯旋门、纪念柱不计其数，一直延伸到各丘坡面，使这一大片废墟看来如凹陷的火山口般。我从元老院宫侧的梯道拾级而下，首先来到的就是广场西北端，著名的“帝国演讲坛”所在之地(其实这个演讲坛共和时代就出了名，后人冠以帝国之称，不过溢美而已)。由于从文艺复兴以来就不断进行考古发掘和整理工作，现在我们在广场上已经可以一直接触到古罗马的地面，千百年的尘积脏土都清除净尽；不过这讲坛如今也是空无一物，只散堆着几块不可名状的石头。我选了一块比较平整的石头坐了下来，环顾斜阳下的废墟，丘坡顶上的建筑物还映着金色的余辉，广场上的残迹却已罩上冷暗的暮色；游人渐渐稀少，我却满意地对自己说：“就是这地方了。”从这个讲坛上，发出了多少慷慨激昂的演说，促成了多少影响世界历史的事件，历时千年，兴衰几见，英雄恶徒此起彼伏，真是史不绝书。可是，置身于这片阴冷的废墟，使我想得最多的还是罗马史家塔西佗在他的《历史》里描述的那段一年之内连死三个皇帝的血腥历史，而这段历史的许多核心事件，就发生在我脚下的这片斑斓石砌之上！
塔西佗的《历史》约写于公元一○四——一○九年间，全书共十二卷(或十四卷)，但今存者只有一——四卷和五卷的一部分，而在传世的近三十万言的史书上，他竟用了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集中记述公元六九年接二连三发生的血腥丑史。当时塔西佗已有十四、五岁，可能仍在外省读书，对首都发生的帝位之争时有所闻；再经过几十年宦海生涯，当他在晚年执笔著史时，对这段少年时代曾感到惊心动魄的历史就更能写得有声有色，以至于在其形象的鲜明、心理的刻划和戏剧性的穿插等方面在古代史家中皆可谓出人头地。原来，在六九年一月十五日，刚到罗马就任皇帝不几天的伽尔巴，一个七十三岁的老头，就被叛变的亲信奥托和近卫军打死在广场上。奥托做了皇帝，但日耳曼的驻军却拥立了另一个名叫维提里乌斯的将军为帝，两派交战于北意大利，奥托失败自杀，这是六九年的夏天，可是维提里乌斯也是短命的，他的劣迹普遍引起不满，在叙利亚率领好几个军团的维斯帕西亚努斯称帝相抗，两派军队再度交锋于意大利，维提里乌斯失败后，又于这年十二月二十日(或二十一日)被杀于同一个广场——就是我脚踏其地的这个罗马广场。因此，我在这个令人难忘的黄昏(以及日后的几次参观中)，除了要和帕特利奇教授交换意见的美术史问题外，时常萦回脑际的就是塔氏的这部可称为“血腥的六九年”的史书。
当然，这接二连三丧命的罗马皇帝都不是什么英雄人物。老朽的伽尔巴“才能中常，缺点不多，但也没有什么德行可言”(《历史》卷一，四十九章)，实际上是个不堪重任的庸才。阴谋篡位的奥托和在伽尔巴之前因荒淫无耻之极而被迫自杀的皇帝尼禄乃是一丘之貉。他“少年时代无人照管，青年时代行为放荡。他是由于仿效尼禄的放纵才取得尼禄的欢心的”(卷一，十三章)。后来又出于私怨站在伽尔巴一边反对尼禄，接着同样出于私怨(因未被选为伽的继承人)而策动兵变，不仅使伽尔巴惨死，也把罗马全城抛入浩劫，士兵们“放开手脚，逢人就杀。家家户户都把门关得紧紧的，整个城市就好象已被敌人占领了一样。”(卷一，八十二章)继奥托做了几个月皇帝的维提里乌斯则是一个十足的酒徒恶棍，“他的行径使那些最坏的人感到高兴，却使最好的公民深感愤慨……人们估计，就在短短几个月中间，他挥霍掉的钱总共有九亿谢司退斯罗马币①。”(卷二，九十五章)就在他这样穷奢极欲花天酒地之时，整个意大利又备受他手下的蹂躏。既然如此，这些昏君之死可说罪有应得，即或血污广场，又何值一提！？
可是，丑恶的历史也自有其发人深省之处；更何况“丑恶”又往往与“伟大”为邻，出此入彼，辩证关连。罗马帝国的第一个皇帝屋大维·奥古斯都曾夸口说：“我把一个砖头瓦片的罗马，变成了大理石的罗马！”继他之后，历代皇帝也无不是倾全帝国之人力物力以装扮这个世界之都，因此罗马广场及其周围的建筑，其富丽堂皇即使不是绝后，也是空前。然而，能够打点首都如此华丽的帝国权力，同时也是能够制造无比丑闻与罪行的独裁权力，帝国之治与帝位之争，实为一物两面，外隔内联。塔氏所述史事之耐人寻味，恐怕也就在于此吧。试看他在一开头就说：“我正要写的这段历史，是充满了灾难的历史，在这里面有恐怖的战争，激烈的内哄，这些内哄即使没有大动干戈也是恐怖的。有四个皇帝被杀；发生了三次内战，更多的对外战争，常常是国内与国外的战争同时进行。神圣的仪节遭人亵渎；名门大族常常发生奸情，海上到处是亡命者，临海的悬崖上沾满了死者的血迹。在罗马则是更加可怕的罪行。高贵的出身、财富，拒绝或是担任官职，这一切都会成为进行控诉的理由，而德行则会引起货真价实的毁灭。那些没有仇人的人，结果却毁在自己朋友的手里。”(卷一，二章)罗马人回顾历年的灾难时说：“取得皇帝大权的，即使是正直的人，世界上差不多也要搞得天翻地覆，”六九年则是恶性循环到了极点，“世界上两个最无耻、懒惰和放荡的坏蛋显然是被命运挑选出来毁灭帝国”，“因为在这两个人之间的斗争中，人们所能肯定的只是，胜利者会是两人中间最坏的一个。”(卷一，五十章)当然，物极必反，在六九年最后几天取得帝国大权的维斯帕西亚努斯带来了比较稳定的统治，并得到了史家一句极妙的评语：“与先前的所有皇帝不同，他是在做了皇帝之后变得好起来的唯一的一个皇帝。”(同上，五十章)维斯帕西亚努斯在位十年，他的大儿子提图斯继任三年，政绩尚佳；但到他的小儿子多米提安做皇帝时，又是一个和尼禄一样荒淫无耻的暴君，搞得罗马天昏地暗，民怨沸腾，终于在九六年政变中被杀(因此塔氏上述引文中说有四个皇帝被杀，可惜他的《历史》五卷以后记述这一时期的篇章全部散失，只字无存)。痛定思痛，塔西佗对独裁统治造成的罪恶固然是深恶痛绝，却也在他心中引出一个大问号。当六九年的血腥丑剧闹得最凶的时候，罗马最神圣的庙宇、广场西南面卡庇托尔山上的卡庇托里乌姆神庙也被付之一炬，史家写到此时义愤达于极点：
“这是罗马建城以来所犯下的最可悲的、也是最可耻的罪行。连罗马对之投降的敌人都不敢破坏的这座神殿，却毁在发疯的皇帝们的手里！在先前的内战里，它确实被焚烧过，但那不过是私人的罪行。但现在它却公然被包围起来，人们明目张胆地焚烧它，而且发动战争的原因是什么呢？为这一巨大灾难所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卷三，七十二章，引文略删节)
对这些问题他没有作出回答，也可说他没有找到满意的答案。但就在同一章里，他有句话却多少表明他对此并非毫无所悟，他说：“罗马没有外部的敌人；只要是我们的风习不越轨，诸神对我们是慈祥的。”既无外敌，岂不是咎由自取吗？
六九年还处在帝国的初期，以后罗马帝国还存在了四个多世纪，其间也还出现过图拉真等等的太平盛世，罗马广场及首都全城也大有修复、扩建，荣光繁华持续多年。因此，广场之成为废墟，还在此几百年后，不可混为一谈。然而，举一可以反三，何况日后的罗马史家并无一人能在才智文笔上与塔氏相比，所以置身广场废墟的我，想得最多的仍是他……
塔西佗大约生于公元五六年，家乡是那尔滂高卢行省(今法国南部)，出身富裕家庭，受过良好教育。自青年时代起，大半时间居留罗马，历仕维斯帕西安努斯以来各朝，宦途比较顺利，九七年荣任执政官，达到罗马官阶顶点，后又出任亚细亚行省总督等要职。但他同时又致力于文学、法律、修辞、演讲诸学，享有盛誉。因此晚年从事历史著述时，政治经验和文学修养皆极丰富，《历史》和《编年史》虽已残缺不全，却被推崇为有关初期罗马帝国的主要史书。他认为著史应以文笔雄辩有力，内容真实坦率为佳，也时时以忠于真理，不存个人爱憎之见自许(卷一，一章)，但实际上他是站在奴隶主上层的立场，对平民百姓偏见颇深，更不必说对一般奴隶群众了。不过，作为上层人物，他应属于“力持清议”的一派，跟那些逢迎谄媚的无耻之徒有别。他对罗马五百年共和政治的传统极为景仰，而对帝制(严格地说应是“元首制”)独裁的罪恶腐败则深恶痛绝；因此他对那些昏君暴主的残忍、荒淫、无耻和愚蠢所作的揭露与讽刺，堪称直笔；恩格斯说他是罗马旧贵族共和派的最后一个代表人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332页)，当是指此而言。
让我们还是回到塔氏笔下的“血腥的六九年”来吧。《历史》对这一年间发生的阴谋、叛乱、屠杀、掳掠固然直书不讳，但作为一个共和派，最使他痛心疾首，也是他着墨最重的，却是这一系列动乱中表现出来并愈演愈烈的公民精神的堕落。当谈到年初一月十五日发生伽尔巴惨死于广场上、同时罗马全城备遭蹂躏的事件时，他写道：“这一天是在罪行中度过的，罪行中最坏的是人们对于罪行所感到的喜悦。”(卷一，四十七章)。一方面是叛乱的士兵杀红了眼，血洗全城；另一方面却是公民大众看风使舵，朝秦暮楚。当事件初起，伽尔巴还在台上时，民众对他前呼后拥，可谓慷慨激昂，但骨子里却缺乏真诚，因此他写道：“宫殿里挤满了大群的民众，要求处死阴谋者，情况就完全和人们在赛马场里或是在剧场里要求表演节目时一样。他们提出这种要求，并不是由于他们有什么是非之心，也不是出于他们的真诚，因为就在这一天里，他们也曾同样热心地提出过相反的要求。他们只不过是按照以令人作呕的喝彩和毫无意义的热情来阿谀皇帝的传统习惯行事，不管这皇帝是什么人。”(卷一，三十二章)而当形势急转直下，伽尔巴被杀，元老、长官以及各色人等又都一窝蜂地涌向奥托，竞相献媚。奥托战败自杀，维提里乌斯上台时，这样的丑剧当然再演一次；但最不堪的是年底，维提里乌斯和维斯帕西安努斯两派在罗马大打出手时，这类表演更变本加厉，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
“民众站在一旁观看双方的战斗人员，就仿佛他们在赛马场观看比赛似的。他们时而向一方，时而向另一方呼号喝彩，以示鼓励。如果一方后退了，而士兵们藏到店铺里或是到某个私人住宅里去逃避，旁观的人便要求把这些人拖出来杀死；这样他们可以取得较大部分的战利品，因为军队完全醉心于对敌人的屠杀，而战利品便落到乱民的手里去了。城市到处都可以看到可怕而又可憎恶的景象。这里在进行战斗和负伤流血，那里的浴场和酒馆还在开门营业；这边是鲜血和大堆的尸首，那边却是妓女及与她们同样堕落的人。这里有在放荡的承平时代人们可以遇到的一切放荡和淫行，还有在最野蛮的征服中人们可以犯下的各种罪行，因此人们就很可能会相信，这座城市既愤怒到疯狂的程度，同时又沉醉在欢乐之中。士兵在这座城里以前也打过仗，当时的残酷程度并不比今天差。但是现在人们却表现了不人道的漠不关心的态度，他们一刻也不曾放松寻欢作乐的机会。就仿佛这是他们祭日的一项新的开心项目似的，他们完全沉浸在狂欢和喜悦里，对双方完全不关心，却只是为国家的灾难感到高兴。”(卷三，八十三章，引文略有删节)
这段文章历来被认为是塔氏最精彩的段落，他以民心的沉沦反衬时代的黑暗，既显出史家非同凡响的妙笔，又寄托着共和派愤于人心不古，“风习越轨”的深情。我国常有的“商女不知亡国恨”的感叹，和它可谓异曲同工，但我们的东方式的哀怨与婉约，又是发自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了。爱伦堡也曾借用其意描写二次大战初起时的巴黎社会，留下了那句“一边是激烈的战斗，一边是荒淫与无耻”的名言，也可算是古史今用的一个佳例吧。
“春秋无义战”，罗马这类血洗国都的帝位之争，更只能遭人唾弃。就这一点而言，民众漠不关心也是情有可原。无论追究责任和寻求原因，作为共和派的塔西佗都会把这笔账记在帝国统治本身；这也就是上面所说，他对，心中的大问号并非毫无所悟的意思。但是，具有悲剧意义的却是，作为一个共和派，他又已认识到帝国统治是历史的必然。在《历史》一开卷，他就指明“和平的利益要求把全部权力集中到一人之手”，后来他又借伽尔巴之口，说明帝制绝对必需：“如果帝国的庞大机构在没有一个统治者的情况下仍然能够维持下去的话，那末从我这时起，就可以把共和国重新建立起来了。但实际的情况却是，长期以来，我们处于这样一种状态：我老年时除了一个好的继承人之外，不能给罗马人民更多的东西，或者说，你在青年时代除了做一个好的皇帝之外，也不能给罗马人民更多的东西。”(卷一，十六章)塔氏本人因此也是历仕各朝，位居卿相，他这种共和派并不搞什么政治上的敌对活动，只对帝制的黑暗面抱批判态度而已。景慕共和而又不得不接受帝制的现实，就是塔氏一类帝国初期上层知名人士的共同心理。其实，这个必然(或说矛盾)，塔氏也是只能感知而不能详其究竟，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因为它实际上就是奴隶制发展规律的反映，作为奴隶主阶级的古人，自然跳不出这个历史局限而洞察之了。
拙文《关于古代奴隶社会发展规律的一个探讨》(载北大《世界史研究》一九八四年第一期)，提到了我酝酿多年(其中也包括这次罗马广场上的“偶得”)、但实际上是老生常谈的一个想法，即奴隶社会的国家，随着奴隶制的发展至于繁荣，都要经过由小国到大国以至帝国的过程。古代东方遍行君主制，国无论大小皆属君王统治，帝国则称皇帝；希腊罗马却有个共和民主阶段，但在共和制下奴隶制取得大发展，这个奴隶制的由大国到帝国的规律就仍起作用，一定要把共和制变为帝制。当然实际情况极其复杂，我这里说得过于简单。以罗马而论，共和国的五百年，特别是其后期，罗马东征西讨，所战多胜，实际上已发展成包括整个地中海的广土众民的大帝国。要统治这个帝国，原来的城邦共和制就完全不能适应，共和必然让位于帝制。这个奴隶制客观发展规律的作用，自然不是塔氏所谓的“和平需要”和“人心不古”等能概括的。既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共和志士也只有默认现实。帝制既不能以他物代，那末好坏就只能在帝制之内求其调节。好的，就象伽尔巴所说，老人选个好继承人，年青人做个好皇帝(这里所说的“选”是罗马元首制的特点，即我国《后汉书》所谓“王无有常人，皆简立贤者”)，但实际上皇帝所选必是自己的子、侄、婿、甥或义子之类。不仅选个好继承人很难，即使选中者尚好，坏人也会谋反，而斗争中“胜利者必会是两人中间最坏的一个”；要居帝位之尊的年青人做个好皇帝，就更难了。所以帝制之下，昏君庸人十居八九，难得有什么“好皇帝”。罗马帝国初期，除了第一个皇帝屋大维外，可获较高评价的就只有塔氏晚年所遇的图拉真及其后的哈德良等人。塔氏拿他晚年的太平时代和其他昏天黑地的日子相比，也说过一句公道话：“这是一段内容比较丰富而且危险性较小的时期，因为在这段时期里，我们享有这样一种稀有的幸福：我们在这一时期里可以按照愿望去想，按照心里想的去说。”(卷一，一章)实际上，这恐怕也是在帝制独裁之下一个正直人能享到的最大幸福了。
置身罗马广场之上，回顾塔氏笔下的帝国人们是不难获得丰富的“历史灵感”的。吉本不就是在这片废墟之上，痛感于帝国的兴亡，而立志穷毕生之力，写下那洋洋数百万言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么？当年广场建筑的富丽堂皇，无疑表明帝国财力武功皆臻巅峰，可是丑剧层出不穷，精神堕落沉沦，能不启人深思？吉本有意续塔氏之笔，承其“血腥的六九年”的余绪，一直写到帝国烟消云散，广场终成废墟。吉本距今又已两百年，西方文明虽未成废墟，但自施本格勒以来，已有不少人在大谈“西方的没落”了；爱伦堡也曾以塔氏的语言形容二十世纪某个时期的西方，现在看来仍不失其效。可是，对比塔氏甚至吉本，西方又有几人对他们自己的“历史”提出过更清醒的答案？这不禁使我想起：“人类黯于知己”，这个挑战古已有之，于今尤烈。现在无论中外，学术界不都有人在大声疾呼“社会科学远远落后于自然科学”么？
在那次“罗马东西长安街”的旅行实践中，我在广场废墟上一直逗留到夜幕完全降临，沿着喧嚣的大街迈步而西，我的心情是沉重的……
一九八五年春于蔚秀园
① 折合本世纪二十年代的美元约当四千多万，今日所值当在三亿——四亿美元。
游踪读史偶得
朱龙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