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这个月推出三本关于经济管理的名著译本：《科学管理原理》(泰罗)、《组织与管理——系统方法与权变方法》(卡斯特等)、《工业管理与组织》(西斯克)。这套《国外经济管理名著丛书》，共有三、四十种，从泰罗一直介绍到当代西方最新的管理思想，对我国管理思想的形成无疑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列宁十分重视泰罗制，他一方面指出它剥削工人的实质，但是仍然主张要努力学习其中的积极方面，并且对这些成就作出高度评价。可惜的是，我们多年来有着一种“中非洲居民心理”，拒绝汲取西方管理学的成果。在泰罗的著作出版半个多世纪后、建国三十多年后，总算看到这些译本，为时虽晚，仍然令人欣幸。类似的书，还有浙江人民版《管理咨询》(国际劳工局著)。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月出现不少中国人自己编著的经济管理书籍，说明我们并没有停留在单纯引进外国理论上，而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正在逐步形成自己的理论。这方面的书籍有：蒋一苇等主编《工业企业管理学》(经济管理)、吴家骏等选编《企业领导制度研究》(经济科学)、东礼《市场预测与管理决策》(中国人民大学版)、易济林主编《现代企业管理基础工作》(湖北人民)、刘树成等《经济计划·管理·预测·决策的现代化》(经济科学)、吴稼荣《质量管理人员必读》(经济科学)、孙钱章等主编《国民经济管理学题解》(中国经济)、何国栋等《市场预测和经营决策》(浙江人民)、徐荣安主编《乡镇企业经济管理》(湖北人民)。短短一个月里，单单经营管理的著译即达十好几种，还不包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翻印海外的如《创业十诫》《饭店经营管理》等书在内，这不能不说是前所未见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是清高淡泊，不甚主张过问经济实务。在现代化的号召下，这种情况显然已经有所转变，其影响是深远的。
经济论著而外，在历史学领域也有很多创获。为了迎接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关于抗日战争史的书籍一个月里出了好几种。龚古今等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史稿》(湖北人民)，精装两册，长达六十万言。此书以及另一本《新四军第五师抗战历程》(湖北人民)，着重写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的史实。四川人民版的两本同类著作：《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重要战役介绍》《川军抗战亲历记》，则从另一方面介绍中国抗战的经过。聂荣臻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重要战役介绍》的序言中指出，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正面战场和解放区战场相互配合、相互支援”，“许多为民族独立而英勇殉国的国民党爱国将士的精神，与在抗战期间为抗击日本侵略军而壮烈牺牲的无数共产党员、我军将士和人民群众一样，仍然令人崇敬不已”，这些话十分发人深省。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两种有份量的回族史论著：《回族史论集》《回族人物志(元代)》。中国少数民族史多年来人们关注甚多，现在正逐步结出硕果。
在历史学领域，我们不能不提到传记、回忆录这一分支的收获。几乎每个月的新书里，都能发现几本传记、回忆录著作。这个月三联书店出版两本有份量的回忆录：夏衍著《懒寻旧梦录》和侯外庐著《韧的追求》。这两位老人，毕生都在自己专业的领域里为马克思主义而奋斗，执着，坚忍，可以说得上是虽九死而无悔。这两本回忆录，既可当信史读，又是很好的思想教育读物。三联书店有一个组写文化、学术界老人回忆录和问学记(门生故旧的回忆)的计划，希望它能早日实现。传记专著中，值得注意的是天津百花版的《第一个总统》(黄继树等著)，全书三卷(已出二卷)，百余万字。这是一部文艺性传记，写孙中山的一生，涉及的面很广，若非多年辛勤耕耘，不能臻此。很凑巧，这个月还出版了尚明轩《廖仲恺传》(北京)、李润苍《论章太炎》(四川人民)和田子渝等《恽代英传记》(湖北人民)，这几位人物，或属同时，或先后衔接，合在一起来看，比较各书所写的异同，当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说到中国历史学著述，必须一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剑桥中国晚清史》(费正清主编)两大卷。中国史的研究，似乎可以较少引进，其实不然。海外对中国史的研究，尽管由于立场、观点的不同，往往得出同我们不同的看法。但是，为了中外学术交流，西方的研究成果仍然值得借鉴、参考。要是谈到中国近代史，中国的历史与西方各国密不可分，更应当看看他们的研究成果。人民大学出版社这个月出了一本《清代西人见闻录》(杜文凯编)，也是可读之书。
我们在这个月的新书中没看到多少哲学论著，但也发现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一月之内，出了三本伦理学史专著：《中国伦理学说史》(沈善洪等著，浙江人民版)、中国伦理思想史》(陈瑛等著，贵州人民版)、《西方伦理思想史》(罗国杰等著，人民大学版)。为了建设中国的精神文明，伦理学显然有其特殊的地位。对学者们来说，精神文明建设不应当成为一句单纯的口号，而应当追本溯源，进行深入的研究，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这么多伦理学著作的出现，说明人们对此的重视。
我们不想逐一介绍每个月照例很多的文学论著，但有一本书不能不提，这就是曾小逸主编的《走向世界文学———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这是五四以来第一部全面研究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关系的比较文学专题论集。自从执行开政策放以来，比较文学深受人们重视，成果迭见。这本书的作者，大多是中青年学者，他们写作本书，在他们之间和他们及编者之间，“并不强求观点的完全一致。‘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包并主义”’，这是很可取的。
从这个月的新书看，很显然，很多出版社都注意了装帧质量。硬面精装书，塑料面书，都比过去增加，样式也在逐步改进。所感不足的，是有的出版社只注意外部装帧，而较少在内文版式上下功夫。有的书内文版式寒蠢已极，却套上一个不坏的精装外壳，非常不调和。四川人民版的《晚清洋务运动研究》(夏东元著)及上述湖南人民版《走向世界文学》，内、外部装帧都很用心，“出版文化”水平较高，但是这种情况并不多见。早在解放初期，胡愈之、向达同志就曾在报刊讨论过“书籍形态学”，要求重视书的外形问题。几十年来，这方面虽有进步，但不显著。从许多地方出版社的选题看，显然十分重视书的内容、方向，希望今后能同样注意一下书的外形系统，使每一本书更加朝着内容、形式完美的方向发展。
除此以外，我们的出版家似乎还没有充分重视书的附件——序、跋、注、索引……。一位老出版家说过，一本书的附件(aparatus)才是编辑的真正用武之地。内容精彩的书而没有足够精彩的配件，照样令人不快。现在不少书的序、跋往往是敷衍的，对作者的介绍往往缺如，而索引十九不见。说到这里，我们想起上个月陈列新书中的一本《社会语言学译文集》。这本平平常常的资料书，而卷首有许国璋教授的代序，顿然生色不少。一位语言学家看完本书后写信给记者说：“我以为国内介绍一门学科时象许公这样写，既深入浅出，同时又能概括地给人一个十分明确的印象，是难得的。读书》有志于介绍新学科，似可以此文为一种‘模式’”。许先生此文实际上是一篇扎实的学术论文，不能只作“附件”看。但从编辑角度说，如果我们能在编书时都能组写到这样的序言，又有多好呢！
《读书》服务日之页
金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