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德的哲学贡献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精彩、最丰富、最有影响的无疑是他的历史哲学理论，正基于此，《赫尔德》一书以评介他的历史哲学理论为全书重心。
赫尔德是怎样进行“历史学中的哥白尼式革命”(卡西尔语)呢！首先，赫尔德揭示了文化在人类历史中的作用。在赫尔德之前，维科已经指出了社会生活中的变化是合乎规律的。那么，历史变动的原因何在呢？在赫尔德看来，社会发展的原因是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交互作用。他承认自然环境对人类的影响，但更认为社会内部的有机力量起着决定的作用。他认为：“生气勃勃的人的力量，这就是人类历史的推动力；历史是不以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的人类能力的自然产物。”(第65页)而人之所以能形成社会有机力量，就在于文化。“文化是人们活动的产物，同时又是人们活动的刺激物。”(第69页)“文化的进步乃是历史的规律。”(第66页)
进一步，赫尔德探讨了文化进步的动力问题。在这里，“赫尔德企图用诸事件的自然进程，首先是用满足迫切需要来解释文化的形成。”(第81页)在他看来，“需要、情势、机会”，就是推动人们沿着文明大道前进的动力。他在研究古代罗马文明时，指出罗马帝国的衰败和崩溃，不是由于道德败坏，而是由于帝国内部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至于“帝国时期罗马人的奢侈、浪费行为，他认为这些并不是国家衰落的原因，而是国家衰落的结果”(第84—85页)。赫尔德的这些思想，透过社会结构的诸层面，比较深刻地触及到历史—文化变迁的根本动因。
在这个基础上，“赫尔德第一次提出了关于文化发展中的继承性问题”(第40—41页)。在他看来，人类历史是一些完全确定的依次相继的文化发展阶段。“各族人民的发展仿佛构成一个统一的链条，在这个链条上每一个环节都必然是与前一个环节和后一个环节相联系着的。每一个民族都利用自己前辈的成就并且为继承者准备基础。”(第66页)正是这样，在评价中世纪文化的问题上，赫尔德比其他的启蒙学者要站得高些。在那些启蒙学者看来，中世纪不过是人类历史的退步和文化发展的中断，是一片黑暗和野蛮。而赫尔德却认为，“中世纪是人类文化进步中的一个必然的、重要的环节”(第88页)。尽管在中世纪教会占据了支配地位，但正是在教会的庇护下产生了商人的组织——同业公会，科学中的联合导致了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大学的创立，到处都有城市——新文化发祥地的兴起和发展。这一切都为文艺复兴准备了条件。不仅如此，赫尔德还认为：“文化传统从一个民族传到另一个民族。一切时代的一切民族都为建立人类文化大厦而进行过劳动。”(第41页)他特别强调抛弃文化史研究中的欧洲中心论，指出亚洲人民对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赫尔德的文化哲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注意到了文化发展的辩证性质。赫尔德坚信历史过程的前进性质，然而他却与某些启蒙学者的肤浅的乐观主义迥然不同。那些启蒙学者认为，社会的发展是一条通向美好未来的笔直的大道，地球上所发生的一切都充满着理性精神。与之不同，“赫尔德预告自己的读者不要幼稚地相信每日都在进步，并力图引导他们去理解社会发展的一定的矛盾性”(第73页)。他把现代的“人为的”人同原始时代的“自然的”人进行比较，得出一个结论：文化使人发展，同时又把人安置在娇生惯养的条件之中，使人软弱无力，使人的能力受到限制。每一种机器都能节省人力，但科学技术发展的任何一个新阶段都创造着新的社会条件和新的需要，不满足这些需要，“人为的”人们就无法生活。而且，人们不能预见科学技术发展的后果，如火药的发明者就并未考虑到黑色矿粉的爆燃将在政治和肉体方面带来怎样的破坏。生活在资本主义上升期的赫尔德，能敏锐地看到文化发展的辩证性质，是难能可贵的。他的这些思想对今天探讨文化发展与“人类困境”问题仍富有启发性。
(《赫尔德》，〔苏〕阿·符·古留加著，侯鸿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十月第一版，1.15元)
品书录
李维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