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王魏译本很出色，只是Post-Industrial Society一词他们译作“后工业社会”，恐易在中国读者中引起误解，以为指的是工业化社会的后期。对贝尔的这个概念如何译，涉及到如何理解他所探讨的这种社会的性质。这种社会只是初露端倪，尚未成熟到能够给它明确命名(即定义)的程度。因此贝尔称之为Post-industrial Society，“是为着强调这些变化的间隙性(interstitial——在裂缝之间)、过渡性”(见下面的序)，意即他所讨论的那些趋势已经超过了工业化社会的界线，但还没有完全地成形为边界清晰的一种社会形态(因此，在布莱克的《比较现代化文献概览》里，贝尔的这本书列类为“高级现代化”)。
贝尔此书的新版序在许多地方很尖锐，有些观点是与我们不同的。我曾告诉他，中国报刊上必然会有对他观点的批判性反应，他开朗地一笑：“批评比沉默好。”我希望趁在国外的机会多向国内提供一些信息资料，使中国思想界在与外界各种思想流派的持续不断的接触和真正学术性的批判中，使自己丰富、坚实、博大起来。
下面是该书新版序。
“工业化后社会”这个术语已经迅速地进入社会学文献，是好是坏尚待观察。在一个意义上，这个术语被大家接受是合逻辑的和易于理解的。许多社会制度相异的国家可以被统称为“工业化社会”，一旦这一点清楚了，那么，某些社会由于以采掘业为主而不是以加工业为主而被定义为“工业化前社会”就是必然的了。同理，另一些社会由于其技术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就可以定义它们为“工业化后社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既然谈论“未来的花样”颇具有时髦的意味——谈论这个话题时，平铺直叙的格调是不合适的，因为社会的变化如此迅疾——那么，关于一种新的社会的轮廓的假设就肯定会刺激起大家的兴趣。如果我一直受惠于这种“时尚”的话，我感到遗憾。
就象我在本书中所指出的，工业化后社会的观念并不是对未来的时间确定的预言，而是一个理论的构造，是一个以现实中正在显现的一系列特征为基础的“仿佛”(as if)。针对这些特征，可以对社会学的现实作出数十年时间跨度的测量。因此，对比这些特征和社会学的现实，可以试图去确定那些影响着社会变化的作用因素。我在本书中同样也拒绝对这些正在显现的特征贴上诸如“服务社会”或“信息社会”或“知识社会”的标签，尽管所有这些成份都正在出现。因为这些术语只表现了部分性的东西，或不过是试图去抓住时尚风行的线，搓拈它以为赶时髦。①
我使用“工业化后社会”这个术语有两个缘故。首先是为着强调这些变化的间隙性、过渡性。第二是为着设置一个轴线原则——这乃是一种智能技术。不过这样强调并不意味着技术是一切其他社会变化的原始决定因。没有一种概念图式可以穷尽一切社会现实。每种概念图式都是一个棱镜，作者通过它选择这些而不是那些特征，以便突出历史的变化，或更具体地说，为着回答特定的一些问题。
如果把“工业化后社会”这个概念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读者就能够理解这一点了。有些批评家争辩工业化后社会将不会取代资本主义。然而这不过是在两种不同的概念图式之间设置错误的对立面。这两种图式是沿着两条不同的轴线构建起来的。“工业化后”图式针对的是社会的技术方面，而“资本主义”针对的是社会一经济方面。
产生这种混淆首先是由于马克思认为生产方式(社会的基础结构)决定、包容着社会的所有其他方面。既然资本主义是西方社会主导的生产方式，马克思主义者就力图运用这个概念去解释社会活动的所有领域——从经济到政治到文化。既然马克思感到工业化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高级阶段的特征要席卷全世界，那么，最终地就会出现生产方式的全球一致性和生活条件的一致性。民族国家之间的区别将会消失，到头来只有两个阶级——资本家和无产者——处于直接的、最后的对抗。
我认为可以证明事情并非如此。社会并不是统一的实体。政治的性质——一个国家是民主的或非民主的——并不依赖于经济的“基础”而是依赖于历史传统、价值体系和权力的施行方式——是集权的或是分权于全社会的。民主制〔在某些国家〕不能被轻易地抛弃，即便在它已开始成为资本家经济力量的障碍的时候。②同样，当代的西方文化也不是十八或十九世纪的“资产阶级”文化，而是现代主义，它敌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方式，被“文化大众”所吸收并转化为一种物质享乐主义。而荒谬的是，物质享乐主义是被资本主义本身所刺激起来的。
对于马克思来说，生产方式是在单线的历史规程之下社会关系和生产力的结合。这些社会关系主要是财产关系，生产力则是技术工艺性的。然而，同样的生产力(技术)却存在于范围广阔的不同制度的社会关系里。人们不能够说苏联的技术(或化学、物理学)不同于资本主义世界的技术(或化学、物理学)。
如果不是在社会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假设一条单一的线，而是解开它们，我们就能够得到对不同社会制度之间关系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比如有人问：是不是在苏联和美国之间有一种“趋同”现象？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你沿着哪一条轴线。
如果沿着技术这根水平轴分类，美苏都是工业化社会，而印尼和中国都不是。然而若是沿着财产关系这根垂直轴分类，则美国印尼是资本主义的而苏、中是“社会主义”或国家集体主义的(不过这种财产关系的一致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在这两个共产主义国家间有那么激烈的抗衡和张力)。
所以，若是解开这些概念，我们就能够具体地设置不同的社会发展图式：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或者工业化前社会、工业化社会、工业化后社会，或者——运用韦伯关于政治统治形式的框架——家长制的、世袭制的和法律一理性科层制的。这里的唯一条件就是，谁都不要声称某一特定的图式是具有穷尽力的，是统帅所有其他一切的。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内，确实可能存在着下述情况：某一特定的轴线原则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对绝大部分其他的社会关系变成了决定性的。我认为很明显的是在十九世纪，社会关系的资本主义方式(即私有财产、商品生产等)变成了主导的气质，因而格调和文化在实质上很大程度地被这种气质所铸形。不过这是有别于声称生产方式总是决定社会的“上层建筑”这种观点的。
生产方式并不一元化整个社会。民族区别并未消失。并不存在着社会发展的单线后果，不存在“社会发展的规律。”社会科学中最严重的错误就是通过一个单一的、压倒一切的概念(不论它是资本主义也罢，极权主义也罢)去理解社会的特征，导致人们误解现代社会的复杂诸特性(这种复杂性表现为一些部分的相互重迭甚至相互矛盾)，或者引导人们去假设存在着“社会发展的规律”，在此规律中，一种社会制度被另一种所取代乃是铁的必然性。既然任何社会都是不同种类的经济、技术、政治和文化系统(这些系统的某些性质是共同的；某些是历史的和独有的)的混合，就必须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角度取决于研究者带着什么问题。我的焦点是技术的影响——不是作为一种自主的原因而是作为一种分析的要素——目的是考察哪些社会变化伴随着新技术而来，该社会及其政治系统必须去解决哪些问题。
“工业化后”概念是对应于“工业化前”和“工业化”的。工业化前部分③是以天然生产业为主，其经济是基于农业、矿业、渔业、林业和其他自然资源(如自然煤气和石油)。工业化部分是以加工业为主，利用能源和机械技术大量制造物品。工业化后部分是以程序处理为主，在这里电信和电脑对于信息和知识的交换起着全局性的战略作用。
这些年来，世界已戏剧性地醒悟到能源和自然资源作为工业增长的有限因素所具有的战略性作用，因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这些有限性是否减缓工业化后部分的诞生阵痛？
对此有经验的和理论的回答。作为一个实际事实，在计时、传播速率和应用的推广方面(它们是资本密集的)，工业化后成分的引入并不依赖于其他部分的生产率。工业化部分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农业部分的经济剩余，而一旦工业化起动了，农业部分的生产率就通过使用化肥和其他石化产品而增长。同样，新的信息和程序处理手段的引入可能会因为工业部分的费用上涨或缓慢的生产率而受到延阻，但是一旦引入了，它们就可能正是增进这种生产率的途径。
理论上可以说，工业化后社会在原则上不同于工业化前的和工业化的。作为理论原则，工业主义的观念并不源于农业生产方式。同样，理论知识作为技术创新新基础的战略作用，或信息在再创造社会过程中的作用，并不源于能源在创造制造业或加工业社会中的作用。简言之，在分析的水平上，它们是相互独立的原则。
广言之，如果工业化社会是基于机械技术，工业化后社会就是成形于智能技术。如果资本和劳动是工业化社会的主要结构特征，信息和知识就是工业化后社会的主要结构特征。④正因为此，工业化后部分的社会组织是显著地不同于工业化部分的，对比二者的经济特征可以看出这一点。
工业品是以离散的、可以验同的单位来生产的，可以交换和卖掉、消费掉、用完，如一条面包或一辆车。人们从卖主那里买产品，以物理的形式占有它。交换被特定的契约法规所管制。但是信息和知识是不可以被消费掉或“用光”的。知识是一种社会的产品，它的费用、价格或价值是大大不同于工业品的。
在生产工业品时，可以设置一种“生产功能”(即资本与所需要的雇工间的相对比例)，在每种因素的相对费用基础上决定合适的配合。如果资本是物化的劳动，人们可以谈论劳动价值论。
但是工业化后社会的特征不是体现于劳动价值论而是知识价值论。⑤创新来自对知识的整理。而知识即使已经卖出了，仍旧伴随着生产者。知识一旦创造出来就是一种“集体的物品”，在性质上是对所有人敞开的。因此，对于单个的人或企业来说，就没有很大的积极性去支付知识生产的费用，除非能由此获得一种所有权的优势如专利权或版权。可是情况越来越变成这样：专利权不再能够担保排他性，许多公司花钱搞研究结果却输掉了，就因为竞争者能够迅速地改进这种产品，使得专利名存实亡。同样，当个人或图书馆能够从技术刊物或书籍中复印任何所需要的部分，个人或学校能够通过无线电录制音乐，可以把电视节目翻拍在录像带上，版权问题对于警察部门来说，也就变得日益困难了。
如果没有特别的收益，对单个的个人或私有企业的知识生产就越来越少有刺激。那么，某些社会单位(不论是大学或政府)就愈益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去承担知识生产的费用。既然并不存在现成的市场检验(如何去估算“基础研究”的价值？)，经济理论就面临着一个挑战——如何设计出社会地最佳知识投资政策(如：多少钱应该花在基础研究上？如何给教育分配资金，分给什么专业？在什么领域里投资可以获得对健康更有益的成果？等等)？如何给即将向用户提供的信息和知识定价？⑥
在较窄的、技术的意义上，工业化后社会的主要问题将是一个合适的“基础结构”的生成，以便为着发展数字信息技术的电脑通讯(compunications)网络(这个术语是安东尼·奥廷格的)——它将把工业化后社会联接一体。社会的第一类基础结构是交通运输——道路、运河、铁路、空运——为着输送人和货物。第二类基础结构是动力设施——输油管、煤气、电力——为着传递动能。第三类基础结构是电信，基本上包括声音电话、广播和电视。但是，随着现在电脑与资料终端的激增(在美国，使用中的资料终端从一九七○年的十八万五千部增加到一九七六年的八十万部)和计算以及信息储存费用的锐减，关于把多种多样方式的信息连接起来串通全国已经成为经济和社会政策的一个主要问题。
“信息经济学”不具有“货物经济学”一样的特征，新的信息网络(从协同研究小组通过电脑终端的通讯到由全国电视产生的大的文化同质现象)产生的社会关系不再如同工业化社会中那种老的社会型式或工作关系⑦。如果这样的社会发展下去，我们就具有了新的社会结构的基础，这种结构是与以前我们所了解的社会结构大为不同的。
就象前面的论述所隐含的，工业化后社会并不是取代工业化社会，恰如工业化社会并不导致经济中的农业部分消失，有如羊皮纸，新的东西叠盖在原先的表层上，去掉一些特征同时又增厚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的质地。为了向读者指明本书的详细论点，这里突出工业化后社会的某些新的方面可能是有助益的。
1.理论知识的中心地位。每一个社会都是存在于知识的基础上，但只有现在才有了这样的一个变化：理论知识的整理和材料科学变成技术创新的基础。人们可以从标记着本世纪过去30多年的那些以科学为基础的工业(电脑、电子学、光学、化学聚合)中看到这一点。
2.新的智能技术的产生。通过以电脑线性处理、马尔科夫链、随机过程等等为基础的新的数学和经济学技术，我们能够利用建模型、模拟和其他系统分析的工具以及决策理论，去获取有关经济和工程的(如果说不是社会的)问题的更有效和“合理的”解决方法。
3.知识阶级的扩展。社会中增长最快的团体是技术－专业阶级。在美国，一九七五年这个团体连同经理阶层构成了八百万劳动大军的百分之二十五，到二○○○年，技术－专业阶级将是美国最大的社会团体。
4.从物品到服务。今天在美国每一百人中有六十五人以上从事服务业。到一九八○年将增加到七十人。每个社会里都存在着大的社会服务部分。工业化前社会里它主要是家政服务阶级(在英国，直到1870年，它都是最大的社会阶级)。工业化社会里，服务是交通运输设施、财政(从属于物品生产)和个人服务(personalService，美容师、餐馆人员等类)。但在工业化后社会里，新的服务业首要地是人道服务(human Services，主要是保健、教育、社会服务)和专业、技术服务(如研究、估价、电脑和系统分析)。这类服务的延展(见本书第二章“变化的局限性”)变成了经济增长的一种限制和持续通货膨胀的一个源泉。
5.劳动性质的改变。工业化前世界里生活是对付自然的竞赛，人们由农、渔、林业谋生，通常在小团体里劳动，从属于大自然的节奏。在工业化社会里，劳动是对付已加工过的自然的竞赛，当人们通过机器生产物品时，他们自身在机器面前也变得矮小了。但在工业化后世界里，劳动首要地是“人际竞赛”(管理者与当事人间，医生和病人间，师生之间，或者在研究团体之内，官员团体内和服务业团体内)。因此在劳动和日常活动的经验中，自然被排除了，人工制品被排除了，人们必须学会如何同他人相处。在人类社会历史上，这是一个完全新的和空前无双的事态。
6.妇女的作用。劳动在工业化部分里(如工厂)主要是男人的事，妇女通常被排除在外。工业化后部分(如人道服务业)里的劳动给妇女提供了大得多的就业机会。可以说，在历史上第一次妇女有了经济独立的安全基础。从妇女参与劳动力的稳步上升的曲线、从双职工家庭的数目(目前是60％)、从离婚事件的增加(因为妇女愈益感觉到在经济上少依赖男人了)，人们可以看出这一点。
7.作为意象(image)的科学。从十七世纪开始，科学共同体一直是人类社会中一个独特的体制。它始终具有一种超常的领导魅力：就对真理的探索而言，它始终是革命的；就方法和程序而言，它始终是开放的。它从这个信条取得自身的合法性：知识本身(而非任何其他工具主义式的目的)才是科学的目标。不象任何其他具有超常领导魅力的共同体(主要是宗教团体和救世主式的政治运动)，科学并不“例行公事化”其信义，强加官方教条。直到最近以前，科学用不着去对付研究的科层化、使探索从属于国家指导的目的，以及在某些工具主义式的报偿基础上“检验”其成果。而现在科学已变得不仅难以解脱地与技术而且与军事和社会技术、⑧社会需要缠在一起。在所有这些方面——这是工业化后社会的一个中心特点——新的科学体制的性质对于自由探索知识的未来将是举足轻重的。
8.作为政治单位的场所。大多数社会学分析一直把注意力集中在阶级或地位，即以上下优劣关系形式存在的社会水平向单元。然而在工业化后部分，很可能场所(situses，来自拉丁语situ，意即location)——一系列垂直向次序——将是更重要的政治连系的地方。我在本书第411－412页概叙了工业化后秩序的可能的场所。它们是4种功能的场所——科学的、技术的(即应用技能：工程学、经济学和医学)、行政管理的和文化的，和5种体制场所——经济企业、政府机构、大学和研究复合体、社会复合体(如医院和社会服务中心)，以及军事部门。我的论点是，未来主要的利益冲突将发生在场所团体之间，对这些场所的依属或许强固到足以防止新的专业团体组织成一个始终一贯的社会阶级。⑨
9.精英统治。主要因为是一个技术社会，工业化后社会对人的所予较少地基于世袭或财产(虽然这些能够博得财富或文化优势)，较多地基于教育和技能。精英统治不可避免地变成一个规范问题。本书里我试图明确精英统治的特性，为“公正的精英统治”或着重于人的成就(通过同行的尊重)的观念作辩护。
10.匮乏的终结？大多数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和乌托邦理论几乎把所有的社会弊病归之于物品的匮乏以及人们为争取这些短缺物品的竞争。事实上，对经济学的最共同的定义之一是把它界定为在相互竞争的目标间对短缺物品进行有效分配的艺术。马克思和其他社会主义者争辩说，丰裕是社会主义的前提。实际上，他们声称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不再需要采纳公正分配的规范性准则，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得到充分的物品满足其需要。在这个意义上，共产主义的定义就是经济学的消灭或哲学的“物质具体化”。然而清楚的是，匮乏将永远伴随着我们。我指的并不是资源短缺问题(因为这仍然是个争论未决的问题)，而是：工业化后社会在本性上带来新的匮乏——十九和二十世纪早期著作家们从未想到过的那类匮乏。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曾经谈论的是物品的匮乏，但在工业化后社会里将是信息和时间的匮乏。因此分配问题不可避免地依然存在，在一种更其残忍的形式上，人类在分配其闲暇时间时，甚至都会变成经济人。
11.信息经济学。正象我早先指出的，信息本性上是一种集体的而非私有的物品(财产)。很清楚，在出售一件件物品时，生产者之间的“竞争”战略受到赞许，它防止企业变得懒散或垄断。然而就对知识的最佳社会投资而言，我们必须遵循“合作”战略，以便增进知识在社会中的推广应用。这个有关信息的新问题对经济学家和决策者提出了一个最令人激奋的挑战，它既涉及到工业化后社会中的理论，也涉及到政策。
本书大部分例证取自美国，于是就产生一个问题：是否西欧的工业化国家、日本和苏联也将变成工业化后社会？就象我所指出的(第69页)，马克思以英国作为他的理论观点的首要例证，针对那些对英国的转变不屑一顾的德国读者，他假定资本主义将会漫延到所有地方，因为“自然规律”为自己开路，“以其铁一般的必然性走向不可避免的结局。”我并不相信任何社会制度服从这样一种因果轨道。不过，工业化后社会的那些特征表明，作为一种趋向，它们正出现在所有的工业化社会中，其出现依赖于一系列经济的和政治的因素，涉及到世界力量的平衡、“第三世界”国家为着对财富进行政治的、经济的再分配而有效地组织起来的能力、那些有可能爆发或避免战争的主要力量之间的张力。但是很清楚的是，作为一种理论建构，所有工业化社会的持续经济增长必然地包含着工业化后成分的引进。
有如本书所阐述的，工业化后社会的两维是理论知识的中心位置和服务业部分相对于制造业经济的扩展。第一维意味着愈来愈依赖于科学，它是创新和组织技术变革的途径。大多数工业化社会对于需要获取科学知识、对于组织研究、对于信息作为社会的战略资源的日益增长的重要性，都是高度敏感的。因而在此方面，一个事实日益地突出，即：社会学重视发达社会中的工业化后部分，重视以科学为基础的工业部门的越来越大的作用。⑩
第二个变化——经济部分中服务业的扩展——在美国最为引人注目，它同样也发生在西欧。一九六○年，扩大的共同市场国家里，百分之三十九点五的工人在服务业中(服务业在这里被广义地界定为：交通运输，贸易，保险业，银行，公共管理，个人服务)。13年以后，也就是一九七三年，这个比例上升到百分之四十七点六。这个变化通常有两个阶段。第一——科林·克拉克30年前第一个注意到这种现象——是农业人口转向服务业，同时工业人口也增长。但是现在在丹麦、瑞典、比利时和英国，面向服务的行业的增长是伴之以工业人口的相对收缩(因为农业人口几乎已降到极限了)。这目前正发生在整个欧洲。(11)
苏联是一个工业化社会，也许工业化后的特征将会同样出现在该国。令人惊奇的倒是，本书，《工业化后社会的来临》，在苏联出版物上一直是范围广泛的抨击对象，从学术刊物上的严肃讨论(如《哲学问题》)，到党的官方理论杂志《共产主义者》上的意识形态论战，和《真理报》上粗陋的、大大歪曲了的描叙。似乎苏联党的意识形态委员会作出了一项决定，判决这本书在意识形态上是对党的教条的威胁。原因倒是相当清楚的。从苏联的观点看来，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存在着一个“历史性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历史的客观规律”将证明共产主义的最终胜利。这仍然是那里信仰的一个中心教义——至少为了输出的目的是如此。在理论水平上，我的讨论拒绝下述观念：人们能够用诸如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这类铁板一块的概念去解释现代社会的复合结构。更直接的是，既然苏联党的教义把它的历史观放在无产阶级必然胜利的基础上(合法化党以“无产阶级专政”名义实施的压制性统治)，当无产阶级已不再是工业化后社会里的主要职业阶级时，又怎能坚持这个教义呢？
这正是一本引人注目的著作《十字路口的文明：科技革命的社会和人的意义》所讨论的问题。该书由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一些成员在社会科学部主任拉多万·里奇塔领导下写成，出版于一九六七年“布拉格之春”期间。他们在书中探讨一种新的“利益冲突”——如果不是“阶级冲突”——的可能性，这种冲突发生于社会主义社会中新的科学－专业阶层与工人阶级之间。很清楚，这类讨论使得马克思主义教条非常难堪，对捷克党的意识形态论证是一个威胁。一九六八年捷克被苏联占领后里奇塔仍留在那儿，他很屈辱卑下地否认了自己著作的含义。
工业化后主义这个主题首要地适应于社会结构(技术一经济秩序)中的变化，只是间接地与政治和文化中的变化(它们包含社会结构中的其他主要领域)相关。这种情况的存在使得有必要拓宽这些领域间的分离，因为现在每个领域都是在轴线原则下起作用，各各有别。
当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一经济制度兴起时，它具有精微的统一性：一种气质(个人主义)，一种政治哲学(自由主义)，一种文化(资产阶级的功利和现实主义观念)，一种性格结构(责任性、推迟的享乐，诸如此类)。这些因素中的很多现已枯萎或残存为淡化的意识形态。留下的只是技术方法，这适合于功能理性和效率观念，承诺提高生活水平、鼓励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工业化后的变化开始重新形成社会的分层体系，提供更加精密的技术，把科学更为直接地附上工具主义的目的。然而还不是很清楚的是，作为“美德之共和国”的科学，是否有力量为社会提供一种新的气质。更可能的倒是科学本身也许会被腐蚀。这一切意味着社会陷于这样的状况：没有一种超验的气质提供某种合适的目的意识，没有能够给人们提供稳固意义的寄托。
实际上，工业化后的转换意味的是工具性力量的增强，凌驾于自然之上、甚至凌驾于人之上的力量。十九世纪乌托邦和社会主义思想家们相信，人类力量的任何形式的增强都必然是进步的，因为这意味着宗教和迷信的衰落和对人的更伟大力量与自我意识的证明。可这已经被证明是一种幻想。工具能被付诸不同方式的使用，使用的方式取决于社会的价值、特权阶级的固有性质、社会的开放性、社会的正派意识或者——有如我们在二十世纪所如此险恶地目击的——社会的兽性。
工业化后转换没有提供“答案”。它只是设置了一些新的承诺和新的力量、新的局限和新的问题。所不同的是，所有这些现在就其规模而言，在世界史上是想也不曾被想象过的。
(Daniel Bell，A New Introduction to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Society，New York：Bas<SPS=2363>c Books，1976.)
一九八六年六月一日于美国哈佛大学
① 也许这里主要的概念错误是把工业化后社会的观念等同于经济中服务业或第三产业的扩展，以争辩后者的重要性。有些使用这一术语的作者(如赫尔曼·凯恩)强调过后面这个特点。就此而言，某些批评家把我的观点等同于强调服务业的中心地位，这或是出于对本书无知，或是出于有意曲解。
②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法西斯主义乃是垄断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然而，许多资本家并不支持它。法西斯制度的特性源于领导该运动的那些等而下之的阶层的人们，以及中产阶级的下层(他们形成了它的大众基础)。法西斯主义乃是一种文化－政治现象。令人好奇的是，我们仍未看到对法西斯主义的综合性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甚至也未见到对苏联本身新阶级结构的“马克思主义”分析。
③ 译者按：这里贝尔用的是Sector，其用意是，就象工业化并没有使农业从社会中消失，工业化后因素的出现也没有使工业生产从社会中消失。因此在美国，实际社会经济中存在着三个部分：工业化前的、工业化的和工业化后的。
④ 我所谓的信息，广义地说，是指作为所有经济和社会交换之基础的资料的存储、提取和程序处理，包括：
(a)记录：雇员名册，政府册录(如社会保险号码)，银行结算，信用结算，诸如此类；
(b)日程编排：航班预定机票，生产日程，库存分析，产品调配等；
(c)人口统计和图书馆：人口普查资料，舆论调查，市场调查，知识存储，资料选择等等。
所谓知识，我指的是有组织的一组关于事实或观念的陈述，提供出有理由的判断或试验的结果，可以通过某种系统形式的交流媒介传递给他人。
⑤ 德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哈贝马斯曾提出过一个平行的论点：
“……技术和科学已变成主导的生产力，从而取消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生效的条件。科技进步已变成剩余价值的独立源泉，相对于此，马克思所考虑的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直接生产者的劳动力——发挥着愈益较小的作用，这时仍在不熟练(简单)劳动力价值的基础上计量有关研究和发展的资本投资量，已不再有意义了(《朝向一个理性的社会》，波士顿贝肯出版社，一九七○，第104页)。”
在这个程度上人们也可以说，既然知识而非劳动是一种社会的产品，较之对货物的生产，马克思关于生产的社会性质的分析对知识更加充分地适用。
⑥ 在集体货品问题上曼柯·奥尔森的《集体活动的逻辑》(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一九六五)是一本创新的著作。“信息经济学”的问题逐步吸引了哈佛经济学家克耐斯·阿罗和米歇尔·斯本塞的注意。对这个问题的最初反应见阿罗《有限的知识和经济分析》，《美国经济学评论》一九七四年三月号，和斯本塞《一个经济学家的信息观》，《信息科学和技术年鉴》，第九卷，卡洛斯·考吉和安·卢克编(华盛顿，一九七四)，美国信息科学协会。
⑦ 公民们利用特定波段收音机作为协作活动的手段是一个有趣的方式，从中可以看到便宜的通讯技术创造出新的社会型式。一九七四年，美国中西部独立的卡车司机们能够在数千公里长的公路链上举行大规模怠工，靠的就是从有选择的封锁点上用收音机互通音讯。在某种意义上，这稍不同于马克·吐温《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一书中热闹哄天的场面所表现的领船员们交流信息的那种型式。不过，这儿就象在许多情况下一样，现代性的特点不在于活动的性质，而在于规模、速度和协作性。
有关这些技术问题的权威性论述，见泡尔丁·伯门和安东尼·奥廷格的《媒介和电话：信息来源的政治学》，哈佛大学信息技术和公共政策研究计划论文第75—78页。有关这类信息技术资料，我深深感谢我的同事奥廷格教授的惠助。
⑧ 译者按：“社会技术”是贝尔很强调的工业化后部分的一个特点。我曾问他这与一般意义上的技术有何不同？他解释说，这个概念突出的是一些技术组合应用时与社会背景的深广牵连，以至于对社会因素的考虑占压倒份量，甚至对技术因素的考虑本身就是社会的，如现代医院。
⑨ 引人注目的是共产主义世界，很清楚地，场所在政治中发挥着主要的作用。人们分析那儿的权力运用时所用的不是阶级术语，而是以发生在党内、军队内、计划部内、工业企业内、集体农庄内和文化机构内的抗衡为基础——所有这些都是场所。
⑩ 我在本书中指出(第135—136页)，工业化社会的国家实力曾依赖于钢铁生产能力。两年前，苏联生产的钢铁总吨位超过了美国。这个事实只是被《纽约时报》商业版附带地提了一下。然而在电脑发展方面(既指质量也指数量)，苏联是远远落在美国之后。当苏联礼炮号和美国阿波罗号飞船在空中对接，双方的设备质量可以比较时，这个差距生动而又清楚。
(11) 引人注目的是意大利、德国、法国的工业人口增加了，增加最多的是意大利，这个在工业化方面起步最晚的欧洲国家。但是在其他国家里，相对于服务业，工业人口的比例正开始收缩(关于这些职业变化的详细统计资料，见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伦敦《经济学家》第17页)。
日本也遵循着同样的轨迹，服务业扩展伴随着工业人口的收缩。有关的详细讨论，见亨利·罗索夫斯基“日本经济的未来”，《挑战》一九七三年七——八月号。在该文中罗索夫斯基发展了一个“经济成熟”的定义，旨在弄清楚过去50年来在工业化国家里发生的〔产业〕部门变化。他写道：“经济成熟是一个很难定义的术语，而在这里它是在较狭窄的含义上被使用的。当下述情况出现在一个国家里，我们就称之为经济成熟：对劳动力在〔产业〕部门间进行再分配的刺激已经达到最低点，在极端情况下，已经变得不可能”(第16页)。
丁学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