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年前我写过一篇“微型小说”，说的是某地召开夏令饮料生产会议，人们纷纷研讨关于改进啤酒、汽水、酸梅汤、果汁的生产供应问题；这时一位爷儿们义正词严地指出，一切饮料的本质、一切饮料的本源，一切饮料中最重要最主要最具有普遍性的饮料不是别个，而是水，离开了水而讨论啤酒果汁，便是背离了大方向，舍本逐末，走上了邪路……云云。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此“小说”看似不经，却是过往的一个时期学术界理论界多少回批判论争的一个并非十分变形的缩影。
二
水是构成一切饮料的主要物质，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规律。而我们通常习惯于认为，此种最主要的，亦即最本质、最重要乃至决定性的规定，也就是此种大道理，正是需要反复阐述、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而一切小道理都应该来自大道理、服从大道理、证明(阐发)大道理，否则，该小道理便是背离大道理的旁门左道。按照这样一种习惯的思维定势，上述关于夏令饮料的讨论的可悲与可笑的局面，其出现有几分必然性。
不仅可能产生不准研究啤酒只准研究水的虚拟的笑话，而且已经发生了更加荒诞的“《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的“批评”。既然无产阶级专政是最大的道理，谈修养岂能不谈专政？不谈专政所为何来？别有用心，其背叛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矣。
批判“四人帮”的篡党夺权还是比较容易的。从认识论上、思想方法上、逻辑上对那种“左”的义正词严进行科学的解剖，弄清“左”逻辑的来龙去脉，穷究其里，以便真正摆脱“左”逻辑“左”模式，则并不那么简单。时过境迁，我们尽可以拿“四人帮”的批判模式当笑话说，或者把“四人帮”的模式当作政治道德沦丧的果实，但我们切不可忘记，那种模式一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二曾经主宰了那么多年“舆论”与“理论”阵地。再者，政治道德绝无瑕疵的人，习焉不察，照样有可能受这种模式的影响。
三
这种模式的要点或可称作大道理崇拜，一般规律崇拜，普遍性与本质性崇拜。即认为世间有这么一些主宰一切、决定一切、推导一切故而能包容一切、取代一切的大道理，曰道，曰纲，曰纲举目张。认为抓到了这个大道理就有了一切，百战百胜、一本万利，而离开了这样的大道理就是雕虫小技，就是本末倒置，就是玩物丧志。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尝试过建立一种以一个简单明快的纲统率全体的理论体系的努力。《大学》把治国平天下的大问题归结为正心诚意的个人修养，把研讨学问的根本归结为“知止”，实是一个精采的伪逻辑推导表演。即使在民间故事武侠小说里，也可以看到这种崇拜简明概括的窍门，认为抓住窍门一切便可迎刃而解的思维模式的影响——例如关于“点穴”的故事，找准了穴位便可置对手于死地，找准了穴位又可以起死回生。也许我们还可以不无根据地指出，这种大道理崇拜是长期以来中国科学研究、特别是分门别类的学科研究不发达的重要原因。人们拥挤在“治国平天下”的“道”上、“纲”上、“经”上，谁还去研究声光化电之类的“术”“目”“纬”呢！
在党的历史上，这种对一般规律、对矛盾的普遍性的崇拜与对特殊规律、对矛盾的特殊性的抹杀曾经一再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这样，毛主席才在他的名著《矛盾论》里把“矛盾的特殊性”作为重点章节而大加论述。把非常复杂的形势、非常复杂的任务概括成“若干字真言”的方法也源远流长，于林彪而尤烈。这实际反映了我们的文化、教育、哲学特别是逻辑学的不发达状态，也反映了一种思想懒惰状态与取巧心理。
四
我在另一篇小说里曾经写到有些人爱讲“句句是真理的套话与句句是套话的真理”。人们不爱听千篇一律的套话，但套话总是能讲得头头是道、气宇轩昂，就是因为套话与真理可以相通。如说“形势大好，越来越好”，这是套话，却也可能是真理。除了少数情况下这样讲乃系自欺欺人(仍可以自保保人)之外，许多情况下这样讲是对的，而且这样讲具备一种政治优势，即讲的人是充满乐观主义、决心信心的，不这样讲的人却有可能被指责为忠诚性可疑。
真理转化为套话，这实是人类认识运动中的一个悲剧性现象。古往今来，有多少学说乃至宗教教义，在它们最初被提出的时候，充满了创造精神与挑战精神，富有活力，令人耳目一新，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而后，越是在这种学说取得胜利、取得统治地位之后，它越容易变成一套僵硬的模式，对这种学说的崇敬和研究，越容易变成一套真真假假的程序，到这时，真理就成了令人生厌的套话了。
真理和套话可以承认同一个命题，例如形势大好，水是饮料之本之类。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发展的，后者只会重复。前者不但不排斥、不取代一切具体内容，而且时时根据具体内容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自己，后者则只承认普遍性的框架，视一切具体内容为对总体框架的侵犯或威胁。
套话渐渐变成了废话，丧失了现实性与针对性。离开了特殊性的一般性，离开了具体性的概括性，离开了现象的本质，这样的“大道理”讲起来万无一失却也毫无意义。然后把这种“大道理”变成排斥一切具体认识的“唯一”， 这样，便抽尽了原本是很有创见的大道理的全部生机。我确实还不知道有什么办法比这种办法更能糟踏真理。
林彪说马列主义无非就是“那么几条”，说有了这几条就“够用”了，本世纪够用、下一个世纪也够用了，说学“语录”是学马列主义的“捷径”，说学毛主席著作是“一本万利”。凡此种种，都不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都与特定的社会条件、文化心态、思维方式有关。捷径啊，够用啊，就那么几条啊，一本万利啊，都是源远流长的思想方法。林彪的“可爱”，林彪的聪明与林彪的愚蠢在于他说透了说穿了这套建立在半愚昧基础上、封建主义与自然经济基础上的思维模式。对林彪等的政治判决并不能代替对林彪认识模式的科学研究，研究一下，大有益处，大有营养。
五
思考一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确实是发人深省。在旧中国，反动派和愚昧者视马克思主义为洪水猛兽、妖魔蛇蝎，对马克思主义又恨又怕。而进步人士视马克思主义为驱散历史的与文化的迷雾的光照，人们为了追求洋溢着异端、禁果的特殊魅力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扎根、被认识、被接受的过程，不仅是革命史上的光辉的一页，而且是人类认识史上的极为壮丽的一页！
至今仍有一些友善的海外华人、港澳同胞，表示对我国挂“外国人”(指马、恩等)的像不舒服。可见我国的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在接受国外先进思想文化方面，曾经是多么英勇无畏，突破性的迈步有多么大！中国人而奉德国(其中一个是犹太裔)的马、恩为导师，何其大胆也！
中国革命的胜利理所当然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解放初期广大人民和知识分子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理论，个个觉得豁然贯通、心明眼亮，朝闻道而夕成新人，种种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从此马克思主义从异端变为正统，从名声可疑变为无尚光荣，从少数人窃得的“普罗米修斯之火”变成家家必备、户户得有的灯烛炉灶。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更变成了殊荣，生前为得到这样一个称号而奋斗，死后如得此“册封”，也是万分光辉。学校的政治课讲马克思主义，机关团体厂矿以至农村的政治学习学马克思主义，所有的报刊、出版物都宣传马克思主义，广播、电视、电影也都宣讲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政权发挥了巨大的威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了空前的大普及。与此同时，反马克思主义成了严重的罪行，对某人“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指责成了政治上置人于不名誉地位直至死地的同义语。
普及是大好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亿万群众的结合产生了巨大的物质力量，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也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但正象一切思想文化成果一样，其普及化并非一点也不付出代价。理论改造群众的同时也必然会接受群众的改造，理论掌握了一个民族的时候也必然会接受这个民族的改造，包括正面的与非正面的改造。群众接受某种新兴的理论的同时必然有意无意地要把自己的长期积淀的文化心理、价值标准乃至种种局限性、种种“集体无意识”塞进去。正统化、“一统化”、普及化、通俗化、流行化的代价常常是时髦化、浅薄化(皮毛化和庸俗化)、程式化和僵硬化。一首歌曲的普及有这种情形，一种新的科学技术的普及有这种情形，一种理论思想的普及——不幸——也有这种情形。
几十年来，特别是当“左”的错误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在正直的人们认真学习和实行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有人把马克思主义变成装潢门面的大旗，有人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打人的石头，有人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怎么都有理的诡辩术，有人把马克思主义变成防备政治风云中失足的救生圈。作为此类现象的反动，如今在一些年轻人中又出现了羞于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冷淡、厌倦态度。只是由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及全党、全体爱国人民的集体智慧及实践，才挽回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被糟踏被庸俗化的颓势，才焕发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的活力。
历史是最好的教师。正象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曲凯歌一样，社会主义中国所走过的曲折的道路也向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全新的经验、问题和挑战。抚今思昔，回顾一下无产阶级政党取得政权后运用政权力量组织力量与舆论力量推行马克思主义的成败得失，考虑一下如何运用新的历史经验与新的科学成果丰富与更新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与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一道取得更大的发展，实是一个紧迫的、重大的而又实实在在的任务。
六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与三个组成部分的提法，虽然不能说是绝对完备的(最近我国便有论者著文，称马克思主义的来源远远不只三个)，仍是迄今为止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好的、相当完全又十分简要明白的说明。
毛主席曾经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立场、观点、方法，即无产阶级的立场、唯物主义的观点和辩证的方法。这种说法虽然失之简略，仍然是意义重大的“有的放矢”。它打到了“言必称希腊”的教条主义的要害上。“立场、观点、方法说”的精髓在于它不把马克思主义看做现成的结论、先验的药方(象教条主义所主张、所实行的那样)，立场、观点、方法的正确开辟了认识真理的道路，然而它只是认识真理的开端，而不是认识真理的完成，更不是真理的全过程。
毛主席还有一个很有名的说法，叫作“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尽管象任何通俗化的简明语言一样，“造反有理”的说法更加失之粗疏(而且这个说法受到过“文化大革命”、“红卫兵”运动的利用，因而变得名声不佳)，但这仍然是一个极通俗极鲜明的概括。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的理论而是革命的理论、革命的学说，革命(主要指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无产阶级革命)是这个学说所要研究的主要对象与核心问题。就是说，它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分析了人类社会特别是阶级社会又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结构、主要矛盾、发展规律与趋势，得出了无产阶级革命不可避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的科学的、对于人们在当今世界的社会实践具有根本性指导意义的结论。
所有的这些说法，都有一个共同点，即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有自己的特定的对象、特定的内容、特定的重点、特定的针对性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无边无际的学问。
七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郑重的、科学的体系，是一个完整的、开放的与发展中的系统。对这个理论的把握应该从整体、从系统、从根本上来入手。不能设想，马、恩的每一句话、每一个个别命题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任何个别命题，都必须从它在整个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从它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从它与其他多种命题的关系来考察，判断哪些是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哪些是马、恩的个人意见、个人爱好、个人性格的流露。
这里，区分一下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正式发表的著作与由后人代为发表的手稿、笔记、书信、家书、日记并不是没有意义的。任何具有起码的版权观念、著作观念与科学研究观念的人都不难理解，马、恩只能对他们正式发表的著作负责。和任何郑重的学者一样，马、恩对发表自己的著作抱着极严肃认真的态度，《资本论》的写作、出版与重印过程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任何郑重的学者，他的一种理论、一种学说、一个科学命题，从提出到完成，从不完善到完善，从不准确不全面到比较准确全面，从初步构想（假说）到相对比较成熟的论断，都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探索的过程，搜集材料、反复论辩论证的过程，有时还是一个曲折的、坎坷的过程，马、恩也并不例外。如果设想马、恩是生就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设想“既然马、恩创建了马克思主义所以他们的一切言语行止都等于马克思主义本身”，那实在只能是关于超人的神话。
当然，所有马、恩的手稿笔记信函日记，都是研究马、恩学说和马、恩生平活动的珍贵资料。而且，完全有可能，经过时间的冲刷，马、恩的某个生前未正式发表过的论断愈来愈显现出耀眼的光辉，而被马克思主义的门徒公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所有这些可能性都需要分析，需要论证，需要辩驳，因而它们并不具备某种先验的真理属性，或曰经典属性。
八
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学说，革命是激动人心的事业，特别对于呻吟在剥削压迫下的无产阶级人民大众来说，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种严密的科学，而且是一面令人热血沸腾的光辉夺目而令剥削阶级胆寒的旗帜。人们是怀着巨大的、常常是神圣的革命激情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可以说，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与一切书斋学说的一个不同之点。
但激情毕竟不就是科学。在任何重大的实践活动中，类似信仰主
义的激情都是不可避免的，有时还是必要的，但信仰主义很容易导致教条主义、先验论和个人崇拜。例如时至今日，仍然有人热衷于用查书的方法，用找引文的办法来解决日新月异的生活中的新问题。关于我国农村经济搞活后的雇工问题，有的人企图用查找马克思的书、用马克思说过“雇工×名以下不算剥削”做制定政策和解释政策的依据。这实在是一种本本主义的喜剧。说老实话，马克思这样说过也好，没有这样说过也好，究竟有什么大不了的呢？难道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主体不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人民，而是一百多年前写成的某一本书吗？
与教条化同时，还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普泛化与实用化的现象。普泛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切真理、一切科学(至少是一切社会科学)、一切常识、一切政治的与个人的美德、一切聪明智慧、一切成功胜算的同义语。例如有的著名学者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概念，并要把中医(蒙医、藏医)之属包括进去。再例如，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绝对地要求我们实事求是地、摒弃一切主观妄想地思考问题与处理问题，这样说是不错的。那么，能不能说一切比较务实的说法做法都是马克思主义呢？这样说就太宽泛无边了。古往今来，凡是神经正常的人总要根据实际情况办点事情的。饿了要吃饭，病了要吃药，败了要改弦更张或重整旗鼓或举手认输，一种假说要通过科学实验来检验，许多人都会这样做的，但他们未必接受过或肯于接受起码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并非包罗万象。
反过来，能否说一切不慎重，一切冒失行为，一切急躁行为都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呢？这样的上纲上线的分析貌似头头是道，却也嫌简单化、空泛化因而实际上没有什么意义。事实上，决定一个思想的得失、一件事情的成败的因素很多，有各种客观条件与主观条件的制约。主观条件不仅包括理论修养，也包括文化知识水平、心理性格素质、乃至种种生理的特性。认为理论上解决了问题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实际只是一种幻想。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道理与根本要求大有助于建立一种比较好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思想作风、工作作风，或者说是有助于树立一种好的学风，但绝对不能保证你立即得到预期的成果，也不能做到代替你克服一切方面(包括生理与心理方面)的局限性。
实用化就更糟，原意或可称善良纯朴，自以为是在忠诚地实践马克思主义。于是冻结物价说是根据马克思主义，调整物价也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取消自留地或限制自留地说是根据马克思主义，扩大自留地或包产到户也是马克思主义。把一个人定成什么什么分子说是根据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嘛)，给一个人平反恢复名誉还是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嘛)……如此这般，直至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治疟疾，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打乒乓球和卖菜卖瓜，这一类的“活学活用”“讲用”，究竟是理论的胜利、科学的胜利还是诡辩的胜利、乃至耍贫嘴的胜利呢？
九
我们常常碰到一个复杂的状况，当马克思主义作为定语而不是作为主语或者宾语与某种学科体系联结起来的时候，它就产生了一种不容置疑的先验的权威意味。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文艺学、马克思主义美学、马克思主义法学、马克思主义史学……等，我们应该怎么样研究和接受这些马克思主义或自称马克思主义的学科研究呢？
第一，既然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革命的根本规律，这样的大道理、这样的立场、观点、方法必然会影响一系列学科研究、推进一系列学科研究，乃至促成一系列学科研究的革命性进展。这个意思，就叫作“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第二，马克思主义学科研究的最大优势在于，它善于把学科对象放在社会发展的全局、历史发展的全局当中做宏观的考察，较易于抓住根本，抓住要害，抓住“牛鼻子”。例如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评价《红楼梦》，较易理解《红楼梦》的背景、内涵和价值，在这一点上，确实优于一般所谓“红学”的琐碎考证，这是一个事实。
但同时也存在另一种可能性，另一种事实不容我们忽视。即某个自封的而且妄自尊大的人，满足于用马克思主义一般规律的推演和重复，用一般规律的自我循环，代替对一门具体学科对象的把握、考察和研究，因而使自己的研究流于空泛的老生常谈，反而不如一些具体实在的研究更扎实和有新意。
第三，大道理与小道理，普遍性与特殊性，纲与目，马克思主义与学科研究的关系其实是双向的。大道理指导小道理，小道理丰富大道理。大道理的革命引起小道理的革命，小道理的突破也会影响大道理的更新(例如考古上的一个或一些新发现会影响历史的写法乃至关于这段历史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有助于从宏观方面把握研究的方向，具体的学科研究成果有助于以具体切实的认识成果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人们认识真理的过程，既包含着认识大道理、认识森林的过程，也包含着认识小道理、认识树木的过程。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固然是一种可悲的短视，只知森林，不知树木也是一种可悲的大而无当。
有至少两种情况。主要矛盾解决了次要矛盾便迎刃而解，大道理搞通了一通百通，叫作纲举目张。但也有另一种情况，主要矛盾解决了次要矛盾却没有解决好，以至次要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大道理通了小道理仍然疑难重重；纲举了半天目就是不张。这后一种情况，往往比前一种情况还普遍。这样，我们就无权笼统地轻视一切小道理。
第四，马克思主义的学科研究，至少要区分一下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情况。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这是构成马克思主义的主干的组成部分，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创建的学科体系。文艺学、美学等，则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主干的组成部分，马、恩生前无意对文艺学、美学进行专门的学科研究，创建全新的学科体系，他们的一些对文艺问题、美的问题的重要的、很有价值的见解，许多都不是作为专著发表的，而是散见于论述不同题目的著作或非正式著作(如信函)中。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主要是由后人们，由马克思主义的门徒们搜集、整理、阐述、发挥、发展而成，苏联人在这方面做的事情最多。
第五，即使前一种马克思主义学科，也不能代替囊括某种学科的知识的全部。例如哲学，不但要概括社会科学的重要成果也要概括自然科学的重要成果，但我们不能轻易断言马克思主义已经或必将囊括自然科学乃至社会科学的一切成果。例如思维科学是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思维科学与数学关系十分密切，但即使最最热衷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人也没有提出过“马克思主义数学”的妄想范畴。那么，马克思主义的思维科学并不能取代思维科学的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虽解决了哲学的最根本的问题，但也不能取代科学的哲学的全部。
文艺学美学之类更是如此。在文艺学、美学的总的范畴下面，还有许多分支学科，诸如创作心理学、接受美学、文体学、(文学)语言学、风格学、(文学)版本学、(文学)书目学、诗韵学、和声学、构图学、建筑美学、园林美学、工艺美学、音乐美学、舞蹈美学、摄影美学以及对于各种文艺对象文艺创作家的史的研究，这些大多都难以包括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范畴之内。难道所有这些分支学科都可以概括区分为马克思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吗？
过去有过一个被奉为经典的说法：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现实主义。不能代替，很对，因为至今代替论、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的一般规律代替文学艺术的特殊规律的想法仍然具有一种既简便又优越伟大的“一本万利”的魅力。那么是不是能包括呢？也很难。不要说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有各种各样的日新月异的分化和发展，就是一个革命作家、共产主义者的作家的现实主义，也是他的差不多全部人格、经历、特有的个人的感知世界、把握世界与表述世界的方式，以及他特有的文化教养训练的产物，而绝不仅仅是某种理论、某种世界观的延伸。一个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与理论体系的作家，不等于自行接受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作家对于创作方法的选择、对于现实主义或别的什么主义的选择，是一个独特的、生气勃勃而又常常是左冲右突、千回百转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学、与现实主义的关系，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形式逻辑的三段论法就能论证清楚的演绎关系。
第六，这就是说，我们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取代各种学科研究，我们不能因为一些学科研究的课题不属于马克思的学说的范围或未曾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证便认为这种研究方向有问题、“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不能用大道理、牛鼻子扼杀一切“小”道理、一切牛耳朵牛尾巴。回想一下我们把社会学、心理学斥之为“资产阶级的”而连根拔除的做法，回想一下我们只重视史论而轻视史料考证或者使史料服从于先验的结论的做法，以及文艺学领域中轻视艺术的专门研究，至今仍存在的轻视对于艺术形式、艺术技巧的研究的做法，难道我们不能够学得更聪明一些吗？
这里有种种不同的情况。有的学科研究(如哲学、政治经济学的某些研究)，直接涉及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有的学科研究(如文艺学的某些课题)，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其有巨大的指导作用，有大的影响，如象鲁迅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比较“明快”。还有大量的学科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原理不发生太直接的关系。从道理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对一切学者都有指导意义，我们完全有理由提倡人们去这样做。从学科研究本身来说，“指导”的成败得失，还有待总结回顾。特别是自然科学，至今比较缺乏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的成功经验。承认这个事实，丝毫不会使马克思主义者感到尴尬。马克思主义的“有效半径”、它所取得的成功和深远影响，已经是超出一切别的学说主义之上了。在指导学科研究方面，我们采取一种慎重的、郑重的、尊重事实的(非想当然的、非大吹大擂的)态度，比较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学风，比较有利于各项学科研究，也有利于马克思主义。
这就是说，我们承认马克思主义之外的学科研究，这种研究有成果也谈不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同样有谬误也谈不上背离马克思主义。这种研究可以是郑重的也可能是粗疏的，可以是有价值的也可以是无聊的，可以是貌似烦琐无聊实际上仍有一定价值的，也可以是貌似洋洋大观意义重大而实际上空空洞洞的。我们判断一种学科研究的成败得失可以用许多标准，而不是只用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一种标准。人的日常生活吃喝拉撒睡也有成败得失，难道也要动用马克思主义的大道理去判明是非么？
这里举一个有点尖锐的例子。长期以来的“红学”，研究《红楼梦》的版本、曹雪芹的家世以及对《红楼梦》一书中文字、结构、描写上的隐晦部分(谜语性部分)的破译，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知识体系直至趣味风雅，这种研究方法研究趣味不能说与中国封建社会文人的精神状态、缺乏现代科学方法训练的状态无关。有人指出在旧社会，这种研究曾被少数人当做规劝青年不要走向马克思主义、不要去革命的工具。但这些传统红学研究所取得的知识性趣味性成果本身是无罪的。这种研究方法本身，也不包括注定为反动阶级服务的内在必然性。马克思主义的《红楼梦》研究能够宏观地揭示这部书和书中思想、人物的社会意义，这当然是一个重要的收获。从长远来说，却不需要用后一种研究完全彻底地批判否定前一种研究。尽管我们对前一种研究的价值可以抱程度不同的看法，但我们无法用对于《红楼梦》出现的社会背景、阶级背景与文化背景的研究取代对于《红楼梦》的版本的研究，我们无法用对于宝玉黛玉多少反映了新兴的市民阶级的个性解放意识的论断代替对于作品中的一些暗语隐语的分析，更不要说代替对曹雪芹的研究了。如果只有传统红学而没有新的《红楼梦》研究，也许我们会觉得琐细太过、言不及义。如果否定掉一切传统红学而只去做这些阶级性、思想性、社会性的大断语，同样也会有一种“隔”的感觉，即离开了《红楼梦》这部小说的许多特殊性，抛弃了许多具体有用或虽无大用仍颇有兴味的知识。比较明智的做法，还是不要把二者弄成有你无我的阶级斗争关系为好。既雕龙，又雕虫，大材大用，小材小用，有何不可？
第七，简言之，马克思主义与各学科研究，可以是指导与被指导乃至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也可以是一种相互补充、相互丰富的关系，也可以是一种并行不悖、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并行不悖或无大悖的关系。一个生活在今天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学者当然应该认真学习领会研究马克思主义。一个自命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也应该学习和尊重各种具体的学科研究，不要老把自己摆在一个先验地纠正别人的地位。
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百家争鸣的局面才会真正成为现实。争鸣当中有一方指责对手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时候，被指责者无法不感到受到了政治压力，无法不紧张地联想到种种怵目惊心的史实，这样，争鸣就有变成陷阱的危险，这样，争鸣也就完结了。尽管这种紧张有太过的情况乃至有真真假假的情况，不摆脱这种紧张就无法解放学科研究，就无法解放我们的求知能力，就无法实现学科研究的正常化，也就无法实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正常化。
(未完，下期待续)
王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