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日益深入的文化讨论中，汉字对于东方文化的影响利弊，虽受到众多作者的关注，但至今似乎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一方面可能同我国目前语言学的发展状况有关，一方面大概也是由于“身在此山中”的缘故吧。同时，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汉文化区域(或曰汉文化圈)——的问题似乎也未受到足够的注意。在国外，尤其在日本，对汉字，汉字与汉文化圈、与现代化的关系的研究则一直不断，尤其是近年国际上关于世界经济重心向太平洋区域转移的讨论兴起之后，这一研究更有加强的趋势。在有着深厚汉学研究传统的法国汉学界，这一研究就展现了良好的势头。一九八六年法国出版的L.汪德尔麦什的《新汉文化圈》一书，便是一部较有代表性的著作。
一
《新汉文化圈》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全面论述了汉文化区域各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如何清理历史的陈迹，医治战争的创伤，步入现代化的道路所走过的不同历程，其中尤以文化部分引人注目。这一部分所占篇幅近半，是本书的重心所在。所以我在此也从文化的角度谈谈读此书后的断想。
所谓“新汉文化圈”，故名思义，除长期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外，还加上新近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崭露头角的一些国家及地区，如中国的台湾、香港，或大部为华人聚集的新加坡等。在作者看来，这一地区各国无论政治制度如何不同，经济发展水平怎样悬殊，但在历史上都属于中国文化的影响范围，尽管影响——用作者的话讲，叫作“汉化”——的程度有深有浅。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这一地区曾长时间称雄于亚欧大陆东端，与印度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基督教文化等区域并行不悖。同以上其他几个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文化区域不同，汉文化区域并无一个上帝或一个佛祖来作为其精神支柱，但这一文化区域所表现出来的内聚力并不比任何一个其他文化区域弱，为什么？照本书作者的意思，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有一个共同的文字基础——汉字。
汉字为表意文字，但并非表意文字的唯一形式。从世界历史上看，发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及尼罗河流域的古苏美尔文字，古埃及文字等都属于表意文字。然而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这些文字都无一例外地消亡了。只有中华民族的祖先独创的汉字留存至今而日益趋于完善。文字史上的这种兴衰现象当然有其众多的复杂原因，但从文字本身应适应表达与交流思想的需要这一点来说，汉字的独存绝不是偶然的。
按照法国大语言学家A.马尔蒂内Martinet)的理论，世界上的文字(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分为两种，一种以词素(比如一个汉字)为发音单元，一种以音素(一个音节)为发音单元；前者为表意文字，如汉字、古苏美尔文及古埃及文等，后者则为其他拼音文字。按照一般文字进化规律，以词素为发音单元的文字属于一种初级阶段的文字，它不能适应表达与记录日益丰富、精密的思想的需要，而最终将让位于拼音文字。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便是：对于任何一种拼音文字来说，只要具备几十个拼音字母，或者只需几百个音节就能表达任何复杂的思维过程。然而，表意文字则不同，它需要不断创造出大量的表意符号或曰词素来满足不断增长着的人类思维活动的需要。如古苏美尔文就已经拥有两千多个表意符号！这就造成了记忆与运用两方面的困难，尤其是人类还处于文化发展的童年时代，语言还停留在初级水平之时，这种困难便成为表意文字不可逾越的鸿沟，从而导致表意文字的衰亡。然而，历史事实是，汉字毕竟留存下来了，它不仅越过了这一鸿沟，而且日益得到完善。这一点恐怕要归功于我们祖先智慧的“文言”。文言是既区别于古人的“口语”，又区别于我们今天的“书面语”的相对独立的语言系统(而非单纯纪录口语的文字符号)。文言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系统一直存在至五·四时期，由于不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而寿终正寝了，但它的历史功绩却是不容低估的，它使得汉字成为目前世界上唯一幸存的一种表意文字系统。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给人类文明作出的一大贡献。
汉字发展到今天，不仅克服了表意文字系统本身所固有的弊病，而且显示出其不可多得的优点。比如，《新汉文化圈》的作者所注意到的汉语简洁明<SPS=1256>的特点，就是同汉字是由甲骨文、金文到竹简再到书籍这样的演化过程不可分的。又如，同表意文字的性质直接相连的直观、形象是汉字的又一重要特点。所谓“望文生义”便是这一特点的表现，而这一点是任何拼音文字都无法作到的。难怪本书作者在书中不无感慨地指出：“任何识汉字的读者，即使他没有受过任何专门训练而毫无西方科学技术方面的素养，在第一次遇到大肠杆菌病、热力学、对数……等术语时都可以发现这些术语与寄生虫学、物理、数学等的关系①。他绝不至于将比利港②同一个人混为一谈。”诚然，我们必须承认，汉字有难写、难记、难发音等缺憾，然而一旦闯过了教学的难关，掌握了一定数量的字词，则能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从而化劣势为优势，不仅可以弥补为掌握它而耗费的功夫，而且可以赢得时间，加快吸收、消化新知识的速度。根据日本人的研究，现代科学技术信息能在日本得到迅速的传播，很受惠于汉字传达语意的准确、清晰的特点。当然这更得力于日本人对于西方文化思想著述、科技文献等的翻译引进的重视，这个传统甚至可以上逆至明治维新以前的“荷兰学派”。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革命”、“文明”、“经济”等词不都是从日语中“拿来”的吗？
二
文字是写在器物上的语言，是思维的工具，它不可避免地要对思维过程发生影响。借助于汉字这一工具发展起来的汉文化成就无疑是辉煌的。文字又是思想的记录、文化的载体，得力于汉字，汉文化才得以流传经久，光芒远布。
汉字大概于汉时起开始传入越南、朝鲜，并进而进入日本。由于当时这些国家都仅有语言(理解为口语)而无文字，汉字的输入适应了对文字的需求并大大推进了各国文明的进程。经过几个世纪的推广、改造、适应，汉字在上述国家扎下根来，并深深地打上了地方色彩。如日语中除了相当数量的“当用汉字”(一九七六年“当用汉字”为四千五百二十字)外，其“片假名”是采用汉字的偏旁而成，“平假名”则采用了汉字的草书。在朝鲜，在李朝世宗公布其自创文字“谚文”(一四四六年)以前，汉字一直是其官方文字，即使一四四六年后，汉字仍然持续流行，一直到现在的朝鲜文里仍保留着中文的发音及形态。汉字对越南的影响更深，汉字一直通行到一九一八年由法国殖民主义者在越南推行由耶稣会教士创设的拉丁化的“国语”为止。汉字的广泛采用，为中国古代各种思想向各国的传播提供了一个理想的通道，在一千多年的长时间内保证了汉文化源源不断地传入上述各国，成为这一地区占支配地位的文化形态。
回顾汉字及汉文化向外输出的历史，绝非出于“思古之幽情”，更不是陶醉于过去的光荣，而是想借以说明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进程，而且同汉文化区域各国有着密切的关系。《新汉文化圈》的作者从东亚这一地区而非从中国一国出发研究汉文化，是有其独到之处的。这不仅仅是一个研究范围大小的问题，而是为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新考察提供了一个更为宽广，从而也更为深刻的视角。我们知道，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东渐，亚洲汉文化区域各国经受了极为不同的遭遇。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各国在争取独立、振兴经济的历程中，选择了各自不同的道路。在这里，我们如果暂时撇开政治因素不谈，应该承认目前各国经济上的差距是很大的。根据作者提供的数字，一九六二年日本人均产值为六百二十三点七美元，南朝鲜为八十七美元，民主朝鲜为一百二十美元，中国约七十美元，新加坡四百二十四点八美元，香港六百二十八美元，台湾一百六十二美元(根据日本有关方面的统计资料)。二十年后，一九八二年上述数字依次变为：日本九千零八美元，南朝鲜一千六百七十二美元，民主朝鲜八百一十美元，中国三百美元，新加坡五千三百零二美元，香港四千九百八十美元，台湾二千三百三十四美元(根据香港《远东经济杂志》(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的统计数字)。即是说，一九六二年日本人均产值较中国仅为九倍，较民主朝鲜为五倍，比其他各国平均值为二倍。但二十年后，此数字分别为三十倍、十倍、二点五倍。在此期间，越南陷入战争直到一九七五年，但随着战争结束、南北统一，经济也毫无起色。根据越南官方提供的材料推算，一九七五年至一九八二年越南的经济增长完全被人口增长抵消了，人均产值增长率等于零！事实是无情的。同处于一个文化区域内，何以经济发展水平会如此悬殊？经济发展速度会如此不同？当然我们可以说，这些国家及地区虽同属汉文化区域，但彼此情况仍然是十分不同的，“汉化”是相对的，但是同属炎黄子孙的新加坡呢？同为一个中国的香港、台湾呢？同样，我们还可以设问：何以我国经济建设长期徘徊，而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经济发展速度又显著加快呢？很显然，在这里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现代化进程的快慢的关键并不在于文化因素。将文化与经济、政治等因素联系起来考虑，有助于我们在对传统文化重新考察时正确把握文化因素的地位。但这里绝非认为文化因素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相反，提出上述情况，是希望文化界能够重视在我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充分开掘文化的潜在活力。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的邻国——汉文化区域各国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参照系统。这里不仅有发达富国的例子——日本，其经济增长率领先于欧美各发达国家；也有经济萧条的典型——越南，世界上经济增长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三
古老的汉文化是否还能适应我们今天重振中华，实现现代化的需要？应该怎样对它进行继承和扬弃？它究竟是一份珍贵的遗产，还是一副因袭的重担？综观国内外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可以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正当国内学术界讨论怎样从传统的泥沼中拔足出来，勇于吸收西方文化、建设新文化的同时，国外汉学界却因为被称为亚洲“四条小龙”的新加坡、香港、台湾、南朝鲜在经济上的崛起，甚而近几年中国改革带来的经济发展的新速度而大谈汉文化传统对现代经济发展的巨大功力。比如《新汉文化圈》一书的作者认为，汉文化传统在人际关系上的准则是某种“社团主义”(communautarisme)而非个人主义；治理社会基于礼教而非法治，这同西方文化相比是利弊互见的。如西方的法律传统在管理经济等方面优于东方的礼教，但在调整人际关系上则稍逊东方一筹。举例来说，日本企业方东式——家庭式——的管理法，工人与企业同甘共苦、共渡难关的精神，使得日本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七十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分布于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在多方面的成就为世所公认，是否得力于某种东方的传统精神？又如，中国在显微外科手术方面领先于世界，同中国传统的精细手工艺的发达之间有无承继关系？也许这一传统使得东方人没有发明机器，但一旦东方人吸收了这一发明后，就可能有新的创造。如日本人在微电子技术方面不就走在世界前列吗？作者的这些议论当然只是一家之言，见仁见智自有评说，但却为我们正确认识汉文化的特质增加了一条思考的新径。
当前，我国面临着如何缩小同西方工业发达国家之间差距的严峻课题。从文化的角度着眼，则是怎样处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的问题。在大量引进与吸收西方文化的同时，如何充分开掘传统文化的潜力，从而建设现代中国的新文化，汉文化区域的各国和各地区的得失，为我们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经验与教训。
一九八六年八月六日于巴黎
(Léon Vanderrneersch，LeNouveauMonde Sinisé，<SPS=2354>ditions Universi－taires1986.)
① 上述术语的法文对应词分别为colibacilose，thermodynamique，logarithme，分别由希腊文与拉丁文两种词根结合演变而来，作者借以同中文的直观、明晰对比。
② 比利港，法文为Le Pirée，系雅典的港口。
西书捃华
陈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