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文夫的《小巷人物志》，以它特具的日常琐细性，陈述了来自苏州街巷间的人情风俗、行业掌故和趣谈轶闻方面的消息，就象这座江南古城的园林和美食吸引游人一样，构成了小说很有魅力的一个方面。但这里不打算把注意力投放在这饱含方志意义的地域文化现象上，我只想集中心思，观察陆文夫透过日常性生活表层，转入小巷人物心理内部，即由显性的形态向隐性的心理层次推进的笔墨。
理解人性的繁难，在另一个方面成了不断刺激人们去穷根究底的不竭动力，同时也多少解释了为什么读者总那么慷慨地把自己的服膺之心奉送给这类作家的理由：他们能在文学的世界里，触摸、敞开人类某些隐在的心理层次，乃至那些流贯在人类身心之中却很少被自觉察识的欲望、信条、观念、经验和逻辑……，从而引领人们延伸出返身观照自己生存状况的理性反省触角。不过，指望从陆文夫的小巷人物心理去说明人类生活中的普遍心境，可能是难以胜任的。说起来，这类小巷人物的心理状况，一般并没有什么阔大气象和旷世之感，其格局倒往往与江南城镇的重院深庭、湫隘幽长而又湿漉漉的麻石小巷，呈某种同构同形的对应关系，细致、<SPS=0029>狭、幽闭，与小巷外天高地宽的世界中的人们相比，其地域性特征是不难辨别的。因而我们只好就小巷人物所可能承载的心理涵量和我们所能观照到的情况，谈点什么，推测点什么。
在对小巷人物心理模态的探寻中，我觉得自缚与被缚是两种基本模态，用这对基本模态去整饬、梳理、阐释小巷人物纷然杂陈的心理状况，可能是一条路子。需要当心的是，它们时相耦合，交替消长，或者互为因果，有时往往很难说清楚谁是谁的成因，谁是谁的结果。
说《小贩世家》是替个体户不公平的、荒诞的遭际待遇请命，不如说是陈述了政治经济上的狭隘禁令和规范，对朱源达是怎样构成一种被缚的力量，摧垮了他的内在自信和自尊，最终内化为他的心理自缚的。这更能贴近小说的蕴涵。当朱源达被褊狭的政策冲击得迷惘不安时，这股撞力对他说来，还只是一种纯属外部强加的束缚，等到他终于对过去的小贩身世深深懊悔，讳莫如深，乃至最后急煎煎地自愿选择进厂，而对业已宽松了的经济体制所宽容、鼓励的个体经营退避三舍，都表明了这种来自外部的被缚力量，向以自愿为形式的自缚力量的心理内化过程的完成。这种经济上的被缚向自缚的心理转化，沉积的是整整一段失误的社会历史实践，一段被苦涩的生活压弯了背脊、萎缩了合理的自尊、自信的人生内容。不过，被缚与自缚这对基本模态的因果关连，在这里还比较容易说清。
经济和文化并不是无条件的水涨船高般的关系。中国工人在经济上巨大翻身中获得的幸福感，一时曾冲淡了旧时代留给唐巧娣们在文化方面匮乏的哀痛感，而嗣后失控的社会政治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日趋加剧，因为不识字而免去了政治灾祸的实际感触，都支持强化着唐巧娣们相信文化上的贫穷给她们反而带来好处这样一种错觉。把历史的缺憾当作一种幸运和荣耀，这是与我们一度把曾经适用于阶级剥削时代的、以经济贫富论品质优劣的历史性原则，加以不适当的人为延续相适应的。因此，所谓“一字不识，工资八十”的盲目自豪意识，对唐巧娣说来，既是一种心理上的自缚，又是一种根源于社会风气的被缚。这种文化上的心理自缚和被缚是复合的(《唐巧娣翻身》)。
自甘自认以无所作为为谦和，以平庸为诚朴，数十年乐此不疲，这种人格操守上的猥琐，表明《特别法庭》中的汪昌平无疑是一个作茧自缚式心理的拥有者。但实际上，这种自缚心理除开某些纯属内部的要求(他所自愿承传的旧商人习气)之外，还有来自社会外部的原因。那个老想有所作为和进取的师弟被深文周纳、罹受厄运的际遇，说明那个时代的社会政治是怂恿这种自缚心理的，他的平庸、息事宁人反而赢得仕途坦顺的切身经历，更是实证了这份体验。自缚应合被缚，被缚助长自缚。至于汪昌平对被时下的政治判定为有失闪的人，一概采取的白眼冷视，又表明他实际还是构成使他人被缚的一股社会力量。这里，自缚与被缚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了。
在一颗小小的门铃上费尽苦心的徐经海，跟汪昌平可以说同属一种心理类型，只是还不及汪的气性宽厚，并且不同的是，他还多了一份妒意。妒自何来？是被受惠于现代化民主化的孟得悦的轩昂气宇所激发的，后者的风度有力地挫伤了他所拥有的自尊，搅乱了他的自得。熟谙“无中生有”之道和无所作为的犬儒心理，曾经帮助他从三十年间环生的政治险象中穿游过来，挣得了半世功名，但这种东西如今却不再给他带来好运了。客人走后，由于恼怒愤然关门，锈蚀的门铃震落了，“把它送到废品收购站去，老子再也不当媳妇了！”但立即又由自己来否决这个宣言。这不仅是因为他无力跳出自缚式的心理境况，更在于他压根儿就不愿意放弃这种曾经给他带来过几十年厚惠的心态。不过，看起来好象有股不服输劲道的重挂门铃的举动，一旦和他把一通无名火统统倾泄在因为失势而变得落拓不堪的邻居陈书记头上这件事参照起来，就不难看出在世态和时风转换的冒犯之下，那种鄙琐的既是自缚又曾经对别人构成被缚力量的心理，怎样在颤抖中收缩着自己的防线。原先的多向度的功能中，使别人被束缚的那种功能开始被剪除和剥落(锈蚀的门铃咣<SPS=0796>坠地无疑是能够承载这种隐喻的一个意象)，而萎缩为一种纯属自我作践的自缚(《门铃》)。
嗜食成性的朱自治，由社会废物到美食家的命运播迁，指涉到了某种历史的失控性震荡。把江南人民用智慧累积起来的文化成果，贬低到与朱自治寄生性的嗜食习惯等量齐观的水准，由对后者的正当义愤，延及到对前者的弃绝，这是一种已经被历史所否证了的偏激，一种心理上的狭隘自缚。但如果说世风世道的更变，带来的仅仅是把朱自治依然属于寄生性质的嗜食行为，升徙到与人民日益增长的合理生活需求相等的结果，那又将意味着一种使人心忧的矫枉过正，一种恶性的历史循环了。高小庭中途退出引聘朱自治做顾问的美食荟萃的烹饪学会宴席，表明他已经开始拥有这样一种明智的抉择能力：他不会因为摆脱了心理上的狭隘自缚状态，而再去接受某种从恶性的历史循环之圈中释放出来的消极人心世态对自己的束缚。他用一种沉着的有主见的责任感，甩开了自缚，也甩开了被缚对于他心理的纠缠。这里好象是要预示作家某种乐观的势头有上涨的趋势，但这种迹象立即又被作家的忧心所冲淡，或者说所平衡。
当写了几乎一辈子，却连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写了些什么的姚大荒，想按照自己的心意，写一出“富有诗意的美丽”的戏时，汪局长表现为“经验”形式的指点、把关，以及有关人士习惯了的顺从心理，立即无情地打消了他那份创造性的冲动。尽管有姚的学生、新任副局长范碧珍的庇护，但范碧珍入世极浅的单纯心地，与几十年凝积起来的、并且与上千年传统惰性贯通起来的心理积习相比，毕竟单薄得可怜。况且范的走马上任本身就指涉着一种撩人忧心的现象：一项明智的决策往往会在贯彻到基层时，就已经被扭曲、蜕变成为一种不顾实情的机械教条了。而循守教条、背离首创精神和选择能力的自缚式心理模态，就必然对人民要求解除羁绊的自由的创造性心理，构成束缚，从而无端地延长姚大荒们智慧的痛苦期(《临街的窗》)。
我觉得，自缚—被缚的心理模态的悲剧性效应，可以说在《井》这个中篇中，表现得最为切实和有力。当徐丽莎历尽磨难，终于有所成就并得到社会的敬重时，她却同时失去了小巷中马阿姨们往日的信任、关注和同情，以致当她再度面临困境：来自某些领导对知识分子不信任的心理惯性；我们某些过于偏爱维护婚姻结构的表面稳定，而不惜忽视婚姻的内在实质，并且以当事人倍受感情折磨作为代价的法律环节(它具现为对那个一直在厉行宗法夫权的朱世一种种无赖行为的无能为力，也具现为徐丽莎原来指望能有所倚靠的童少山那种怯懦、畏缩的“原则性”拒绝上)；当她被这张由历史的沉积物和现实的惰性交织而成的网紧紧裹住，难以挣脱时，马阿姨们不光不再重新援之以手，反而以彻骨的冷漠听任她被磨耗去最后一点矜持和耐心，她们甚至全无心肝地动用最使女人寒心的可畏流言，参与到那张网络中去。这种可以将身处逆境的人当作自己生存中的伙伴、精神上的同类，却无法容忍她的生活走向顺境的世情心态的暖冷转换，映照出小巷人心中沉潜着的一团污垢，一股恶欲。诸种原因(历史的、现实的)造成了马阿姨们的复杂心理，他们有善良的一面，即使在扭曲人性的政治动乱中仍能保持相濡以沫的淳厚民风，但他们又是狭隘的，习惯了没有差别、没有个性的心理要求。这样，对一个开启了封闭的大门，鼓励进取的社会潮头的冲击，他们的反应是复杂的，并不都是欣喜、热忱，还有惶惑，因为某种失落而隐隐不快甚至恼怒的心理因素反应。凝聚在心理深处的东西，往往要比外部现行的政治经济设施更稳定，更有延续力。这种年湮代远的心理积习，由于它赖以存在的土壤是板滞、缺乏独创的小巷生活方式，这种情况必然驱使它本能地嫉恨一切冒犯它的行为和现象。徐丽莎的出头露面：工程师的不凡才智，几次轿车接送和上电视屏幕所构筑起来的声誉，立即撩拨起小巷人的嫉妒之火，焚毁了他们心中的良知。嫉妒心与竞争心的差别，在于后者对于失去的优势，指望通过实际的积极有为来加以补偿，它标扬出一种自信力。嫉妒者则深知自己并无积极角逐的膂力，因而设法采用或巴望别人采用不管正当还是不正当的手段，对那些超越自己的才智和锐气，予以磨钝和阴损，以便尽量把那种相比之下自己显得相形见绌的程度，减少到最低限度，从而使沉重的屈辱感得到某种开释。然而，嫉妒尽管对于被嫉妒者来说，确实可以构成一股消耗他的进取意志的力量，构成其心理上的被缚状况，而对于嫉妒的发动者自己来说，又始终属于一种自我折磨的心理上的自缚。这是这篇小说一层意义上的自缚—被缚模态。此外，徐丽莎也并不圆满完善，她的不谙世故，个人气质又过于温和柔弱，以及纯粹以埋头事业作为解脱个人婚姻上苦闷的手段，这种并不纯粹的心理动机所容易滋生的冷傲感，都大大削弱和缩小了自己承受环境压力的内部心理机能，由此，来自外界的恶浊世风，那种使她被缚的力量，就相对地张大到了难以违拗的强盛程度。这是另一层意义上的自缚—被缚模态的关连。如果再要推究，那么徐丽莎那些造成心理自缚的单纯和柔弱等因素，又无不是从长久扭曲的社会生活中生成的，即又是被缚的结果。历史的因果就是这么繁复。
前面说到的那种自缚缚人的嫉妒心理，其实也并不是专属陆文夫的小巷人物这类居住在特殊人文地理区域内的特定人群的品性，它实际要关涉到比较普遍的人类根性。生活中事业上，对同行或者身旁的人那些意味着在能力、才智方面超越自己的努力和尝试，我们并不是总能保持一种心平气和、由衷地不失自信心地祈愿别人成功的厚道之心的，姑且套用老于世故的培根的话来说，“别人的上升足以造成一种错觉，使人觉得自己仿佛被贬低了”，这可不是人人都能忍受得住的。这样说的话，对小巷人物褊鄙嫉妒心的洞悉和感叹，并不能使我们拥有多少精神上的优越感，细细反省，这类在小巷人物身上表现得过于粗俗露骨的东西，不过常常只是在我们身上变得隐晦、精细一些罢了，或者说，只是被有意无意地作了些文饰罢了。
如果再用一种综合整体的眼光来观察，那末，汪昌平以不变应万变的自足心态，徐经海不甘寂寞但又无可奈何的心境，以及《圈套》中那个自惊自扰的赵德田的猥琐心绪，到高小庭对来自有声望的上级高价引聘朱自治的深加腹诽，范碧珍带有偶然机缘性的走马上任和她对姚大荒的爱莫能助，就都不只是一个个个别人物孤立自足的心理现象了，它们是相并或相续的，它们的接续比较完整地昭示了我国政治风气、政权结构诸方面的巨大蜕变，它的背景则是正在磅礴推进着的经济改革。这种种现象表明，由极左政治裹挟上政治舞台的人们，正在因为生存条件的逐渐萎缩而失去了原先的平衡自足，心理发生了失重、倾斜，庸人和市侩习气正被作为败坏社会和人类创造性机能的疣痈挤割去，而良知、主见一类健康的理性，正在人们身上获得增生、充实和强化；同时也表明现代化民主化进程正在遇到它所要冲撞的旧体制和它的寄生者们，以种种消极的顺应方式进行的韧劲抗御。唐巧娣从子女身上吞食了文化贫乏造成的恶果之后，希望小女儿能好好读书，表明了一种悔悟，一种心理自缚的解除；而一向逆来顺受得心灰意凉的徐丽莎，也居然能涌动起这样的心理欲望：借助才智在事业中的发挥去冲淡、补偿家庭生活中梦魇般的痛苦；这些使我们有理由相信，朱源达偏执自卑的自缚心理和徐丽莎最终没有能够摆脱的心理绝望，迟早会成为一种历史。不过，姚大荒创作的灵性之光刚一闪烁就转入黯淡，马阿姨们又善良又忍心狭隘的心理的复杂摆荡，以及在陆文夫比较晚近的中篇《毕业了》中所叙说的，只是以处理几个空瓶子、碎玻璃而告终的那场家庭陈设现代化事件，那个很难以逻辑语言概述的、只是在原地绕了个圆圈的李曼丽的心态，又暗指着要使现代中国走出历史的恶性循环，对盘根错节的历史残剩和现实回逆所造成的人们心理上的自缚和被缚状况，作出冲击和捐弃，固然是迫切的，同时又是严峻、沉重、艰难的。
这样，从小巷人物心理图像背面，我们看到了作家那份既乐观通达，又不无忧虑的信心和清醒的现实责任感互相交织的复杂心境。没有乐观的忧虑只是消沉的自卑，没有忧虑的乐观又属于肤浅的自信。对于时下这个蕴足了历史更替和革命性变动意味的时代，它们都采取了一种不尊重的态度。因此有理由说，小巷人物们的心理和陈述他们心理的作家心境，都是当前历史境况和社会心理的一种投影。
一九八五年底写，一九八六年秋抄
(《小巷人物志》第一集，陆文夫著，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一九八四年三月第一版〔精〕1.45元〔平〕1.05元)
李振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