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接连涌现出众多卓有成就的女作家，尽管艺术质量、创作道路不同，但无不以女性特有的典雅清丽见长，工于刻画潜藏在人物内心深处的温馨情愫，在创作题材、主题、手法乃至风格等方面进行多样化的追求，绚丽多彩，妍媸纷呈，掀起了女性文学的又一个高潮。对于形成这种可喜局面的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根据日本文艺评论家的分析，首先是美国男女平等思想潜流渗透到日本社会、家庭和人际关系等诸多领域，以致有战后唯“袜子和女人变得坚韧”(战前是线袜，同战后的尼龙袜相比不结实。)之喻，妇女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同时，家用电器的普及和质量日臻完善，都为女作家的崛起创造了良好的客观条件。然而，更其重要的是，日本文学作品的读者，百分之四十以上是女性，是日本出版商竞相争夺的厚重读者层。由于女作家和这些读者性别相同，共同经历了战前战后的种种磨难坎坷，对日本妇女在经济高速度发展时期出现的一系列妇女关切的社会、家庭问题有着妇女独特的深入体察和思考，因此，易于息息相通，引起女读者的共鸣与反响。
　　《挽歌》写于一九五六年，作者原田康子(1927一)就是在这种特定社会背景下脱颖而出的文坛新秀。这篇小说以嗜虐狂的内容，描写年仅二十的女主人、鸱鸺剧团美工人员兵藤怜子，同比她年长十五、六岁的建筑工程师桂木夫妇之间的男女纠葛。怜于是一个带有病态的年轻姑娘，狂放不羁，她折磨人也折磨她自己。她无意间发现桂木夫人明子同一名医科大学生古濑私通，便插手其间，使古濑心烦意乱，竟然向怜子求起爱来。另一方面，怜子在同桂木一家接触当中，感到桂木对妻子依然一往情深，便将明子外遇的事告知桂木，又当着明子的面给桂木写情书。以致明子深深陷入矛盾和痛苦之中，最后寻了短见。怜子迷恋着桂木，在明子离开人世后，怜子趁桂木上班，悄悄潜入桂木家中替他料理家务，但又拒绝了桂木的求婚。
　　女主人公毫不掩饰流露出的扭曲变态心理，在作家的笔下被描绘成女性自主价值观的展露，表面看来似乎热烈，实际上是战后女性感情被物的旋转所代替的生活形态的折射和投影，是小资产阶级从战后现实动荡不安中产生的空虚心理状态，反映了战后女性对待婚姻和爱情态度的重大变化。真正的爱情历久弥深，矢志不移，永远象煦日和风温暖对方的心灵。象怜子这种几近破坏性的所谓“爱”，只能导致感情的贫乏，生活的忧伤，心灵的空虚，不可能导致个性的丰满。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没有使精神与物质生活的各个方面同步起飞，相反，精神跌入令人忧蹙的泥坑，以致有些人失落了原本不应失落的善良、同情、精神的充实和纯真的爱。《挽歌》的艺术构思和主题的提炼，令人惶悚、迷悯。尽管作家对生活有她自己的理解和感受，但在人生观、道德观等方面，似乎是以恶写恶，表现出以恶对恶的报复心，格调消沉颓唐，浪漫表象后面蕴藏的是精神和肉体的堕落，流露出一种崇尚痛苦的倾向，使作品蒙上一层扭曲、灰暗色彩，引起人们审美的不安和困惑。《挽歌》的印数高达七十万册之多。它之所以受人注目，说明它宣泄了战后日本年轻女性对于古老传统意识的反感，显露出某种变化的端倪。战后，在西方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冲击下，日本青年女性产生一种情感失落和心理骚动。这种骚动，看来象是在战后新环境下，青年女子以社会敏感先驱的心态所掀起的思想观念上的探索与追求。
　　　
　　(《挽歌》，〔日〕原田康子著，管黔秋等译，将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品书录
李德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