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较为宽大的历史范畴内，我所致力的这种文化批评已经超越眼下广为接受的自由派立场，力图以一种不同方式来探究当代社会的众多难题。……为便于读者了解我著作中的观点，我以为应该首先申明立场：本人在经济领域是社会主义者，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而在文化方面是保守主义者。”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九七八年再版前言
贝尔其人其书
在哈佛，博士资格考试的压轴难题，往往是要学生列举一串本学科最具“魅力权威”(Charisma，原指超凡神助者对信徒的感召力，后为韦伯社会学重要原则，强调具有领袖或先哲素质的个人对社会的示范和推动作用)的精神导师，精要地作比较批评，进而对学科的发展前景、突破方向加以答辩。这种考法，目的是验证学生的批判和反思能力，以便站到巨人的肩头，继续学术攀登。
因为是中国学生读美国文化思想史，铨选评论起来，不免运用了双重标准。一方面，由于哈佛注重经典、崇尚精英文化的传统学风，作学生的读书百般挑剔，砸偶像成风，难得称人一声“权威”。另一方面，因为是负笈远邦，隔海观潮，习惯站在一箭地开外，对人皆目为权威的反要掂量再三。
据此原则择出的十余人，大抵是些老而不朽者，他们从事学术活动绵延几十载。在美国文化和思想研究这个多学科边缘领域内，这批人历经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三大思潮的冲刷，没有被淘汰淹没，反而以各自的理论影响建立起较为长久的学术秩序，并且在思想界保持挺进的锋芒直到晚年(其中一些已在近年相继去世)。如果拿他们几经历史沉淀的理论同中国现阶段文化理论建设作对应思考，也许会多一些冷静、长远的眼光，减少某些因忽视历史差距、追赶新浪潮而造成的失落。
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就是这方面一个颇能代表美国当代思潮的人物——他算不算魅力权威且不下结论，至少在读书时没有当他是“强制权威”。
贝尔是哈佛大学终身教授，年逾七十，虽然每年还在社会学系和美国文明史系挂牌，已很少登台授课。偶尔接见高班研究生，那气氛的凝重也如同递交国书一般，令人难忘。因他自称是“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者，政治上的自由派，文化方面的保守分子”，同学们私下叫他“圣三一教堂”。绰号虽然不恭，倒是传神地点明老先生奇特的组合型思想倾向——仅此一桩，就让校园里多少额头高高的“雅皮士”(Yuppies—Young Urban Professio－nals， 指七十年代以来美国青年中的佼佼者、精英型人物，特征是年轻有为、都市派头加良好的专业训练)刮目相看，顿生好奇。
贝尔原是纽约犹太移民后裔，自小在穷街陋巷里长大，深谙下层社会的艰辛与丑恶。他自述童年时期的自己，仅有的财富就是从犹太家庭遗传下来的读书上进信念。在三十年代经济危机的巨浪冲击之下，这个贫困无助的大学生本能地靠拢左翼文化运动，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和社会学说熏染下确定了自己的专业方向。五十年代，他和一批背景相似的前左翼文化人在美国学术界相继成名，形成了著名的“纽约文人集群”。这个在二次大战后主导美国思想潮流的自由派文人圈子，囊括了为数众多的文学批评家、政论家、史学家和艺术家。贝尔同这群精英的交往和思想撞击，无疑有助于他将自己对社会学课题的宏观思考，逐步同广义文化批评结合起来。如此学术和思想上的组合优势，导致贝尔对美国自由派思想界颇有贡献的三本书。
他头一部引起辩论的学术专论《思想的终结》(一九五九)，矛头直指战后美国及整个西方知识界面临的空前危机——由于摈弃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运动幻灭，西方人思想源泉严重枯竭，自由派知识分子惶惶不知向何处去。贝尔的这本“天问集”，仿佛尼采喊出“上帝已死”，引起舆论大哗，以及持续十年的文化反省气氛。
一九七三年问世的《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是贝尔综合西方经济发展和阶级变迁情况，推出的社会未来学名著。该书明确界定了有关后工业化社会的理论概念，预测在高技术化、服务性第三产业、技术官僚新阶级占主导地位之后，二十一世纪资本主义社会将具有的诸多特征和弊端。此书的影响由思想界波及人民大众，一再畅销，回响不绝。
第三本书，也是这里重点考察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九七六)，是作者在思想已臻炉火纯青之境的晚年，集毕生心血，企图攻克“终极问题”的努力。书中归结了他前两本著作中提出的理论悬念，把当代西方的精神危机问题，纳入他设想的后工业化社会框架中，旨在宏观地、从历史哲学的高度，揭示他所悠悠难忘的那个社会制度中正在发生和即将加剧的机制裂变，并提出一套勉为其难的补天方案。
贝尔如是说
关于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的总体矛盾，贝尔的基本判断是：
资本主义历经二百余年的发展和演变，自身结构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最显著的特征是内部脱节、断裂——经济、政治、文化(狭窄定义上的文化，指由文学、艺术、宗教和思想组成的负责诠释人生意义的部门)三个子系统相对独立，分别围绕自身的轴心原则，以不同的节律交错运转，甚至逆向摩擦。随着后工业化社会的到来，矛盾将日趋突出，难以扼制。
首先是经济领域。这个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起着决定性推进作用的基础部门，历经科技革命和管理革命的改造加强，已经发育成一个以严密等级制、精细分工制为特征的自律体系。其中全部活动都严格地遵照效益(efficiency)原则运转，目标是最大限度获取利润。在这个日趋非人化的体系中，人的丰满个性被压榨成单薄无情的分工角色。作为代偿，这个日益强大的技术经济共同体又宽宏无度地许愿社会进步的奇迹，提供广泛选择就业和社会流动的自由，不断刺激并满足人的物质欲望，促进社会享乐倾向。
其次是政治领域的分离独立。前工业化和工业化阶段，资本主义国家机器——政治与法律部门相对弱小，偏重鼓励经济的自由发展。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危机和政治运动高涨，迫使政府集中权力，除去维护社会秩序、仲裁各利益集团之间纷争之外，更增加了干预经济生产及分配、处理国际政治问题的职能，逐渐长成经济体系之外的又一个庞大王国。它的轴心原则，据贝尔断定，是广为派生的“平等”(equality)观念——从早先大而化之的人权法案、法律平等说，发展到当今内容具体、无所不包的各种民众应有、应享要求(如种族与性别平等，教育、福利、就业机会均等，消费者索赔权利，久病无治者安乐死亡权利，等等)。西方各国政府，因了这不断向纵深推进的平等呼声，一方面被迫扩充官僚机构，管以前不管之事，另一方面逐步将传统政治代表制延展为基础宽大的直接参与制。这样，阶级冲突和对抗的局面得以控制，公众与官僚机构间的矛盾却成为大问题。
最为严重的断裂和逆转发生在经济基础和那个“更高地悬浮在空中的思想领域”(恩格斯语)之间。在贝尔称作“文化”的第三领域内，起支配作用的轴心原则既不是“经济效益”，也不是“平等权力”。艺术和思想的灵魂是所谓“自我表达”和“自我满足”。与经济、政治体系中发达的组织和管理模式相反，文化领域历来标榜“个性化”、“独创性”以及“反制度化”精神。在经济主宰社会生活，文化商品化趋势严重，高科技变成当代人类图腾的压迫局面下，变革速度极其缓慢的文化阵营步步抵抗退却，强化了自身的自治能力和专利特征。西方文化中百年以来经久不衰的现代主义运动，便是这场冲突战的文化结晶。人们习惯用历史进步的理性尺度去衡量经济发达和政治改革，但在现代派文艺作品和理论中，常见的现象是“返祖”和“反理性”———追索原始，顾念传统，表现现实生活的荒诞谬误，超越时空地征用和重组全部人类文化遗产。
“资本主义精神”的裂变
贝尔有关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脱节和矛盾说，可以看作是他对马克思和韦伯原创思想的追踪研究。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精湛研究，形成了他在唯物史观和社会总体构造方面的系统观念，其核心表述见于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对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区分，以及有关两者间作用与反作用的论述。贝尔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三个领域的再度划分，基本上援引了马克思的原创概念。只是在上层建筑(由法律和政治代表)是否包含意识形态(由哲学、宗教和文艺等门类合成)的问题上，贝尔斩断了几十年来各国各派马克思学者纠缠难解的理论死节，将政治(含法律)与文化(大致等于马、恩所说的意识形态)分离看待，并且依据当代西方社会学研究成果自圆其说。这令人想起我国著名思想家朱光潜先生生前发表的类似见解——朱先生提醒理论界注意意识形态部门的特殊性质，对苏联式的“意识形态附属上层建筑”说表示学究式的诚恳的“迷惑”(见《西方美学史》一九七九年再版序论)。
另外，受当代西方社会思想多元化形势的左右，贝尔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是理性的有机整体的观点，偏向描画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由高度一体化走向分裂、冲撞的态势。在潜心于拆解工作的同时，他不大顾及对整体关系的把握。这大约是自从老詹姆斯创立实用主义哲学以来，美国思想家代代相传的毛病——他们既需要欧洲导师营造的宏伟理论大厦来挡风遮雨，又受不了大厦的严整和拘束，于是四下里打洞挖墙，瓦砾遍地，以求垦荒民族喜欢的那种空气清新、视野开阔。
西方后马克思社会学的最大权威马克斯·韦伯，也在贝尔著作中起着理论基石的作用。韦伯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九○五)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经典魅力，因为作者采用了与马克思不同的理论视角(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研究的突破口选在经济和政治方面)，从宗教思想和文化心理入手，精巧地揭示出加尔文教义对十八世纪美洲新大陆资本主义精神的兴起所发挥的重要催化和诱变作用。韦伯关于文化因素(当时的新教伦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推动经济形态变革的证明，以及他将思想线索置于突出地位对历史发展求解的研究方向，一度为西方学术界当作抵抗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法宝。其实，马克思从来不是他的敌人所攻击的那种庸俗的经济决定论者，而韦伯本人也未曾抹杀经济、资源和自然科学等诸多因素对近代理性资本主义萌发所起的作用。贝尔的高明之处，是他将双方的功绩兼容并包，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总体结构的研究)和韦伯(对资本主义精神相对独立的探讨)的思想交叉轨迹上，寻到了他关于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潜在历史原因。
问题出在资本主义孕育的娘胎里。
关于资本主义精神从新教伦理中蜕变而出的神秘经过，韦伯曾作过如下的精彩分析：
新教教义原本宣扬禁欲苦行，消极地逼迫徒众对天生原罪作终生忏悔洗刷，笃信“命运前定说”，并对奢华懒惰风气严加惩戒，视如魔鬼。这种由欧洲舶来的、比老教更纯粹、更偏激的教义逐渐不得人心，也不利于新英格兰地区移民开发新大陆的进取要求和内部团结，不久便由一些宗教领袖点化改造，生出新意——他们将苦行僧式的世俗劳作和克己赎罪，同上帝选民重建理想世界的神圣“天职”(calling)结合起来，转而强调通过勤俭致富达到拯救灵魂。这样一举消除了财富与罪恶之间的等号，庄严地为富兰克林式的资本主义精神加冕授勋，使之合法化(富氏《自传》提倡理直气壮地靠勤俭、精明和信用聚财发迹，声言赚钱不为自己，而是好公民义之所在。此书至今仍是美国青年启蒙和从业的生活教科书)。随着新教伦理由“出世”的纯粹理想境界转向“入世”的俗化心态，资本主义精神也就象骗子偷儿一般(韦伯原著用Pretender一词，意为“佯装冒充者”)，混出了中世纪宗教的森严门缝，满世界奔跑撤欢去了。
贝尔就韦伯的论证追究下来，便发现资本主义精神在萌生阶段已携带有潜伏病灶。禁欲苦行主义(ascetici－sm)只是它的一面，应称之为“崇教冲动力”(religious impulse)，另一面则是桑姆巴特(Werner Sombart，德国哲学家，著有《现代资本主义》三卷，一九一六——一九二七)诊断出来的先天性痼疾——“贪婪攫取性”(act－quisitiveness)，贝尔将它定义为“经济冲动力”。资本主义发展早期，这两股力量纠缠难分，相互制约。前者造就了资产者精打细算、兢兢业业的经营风范，后者养成了他们挺进新边疆、征服自然界的冒险精神和勃勃雄心。在文化领域，资本主义的兴起使艺术家摆脱了对贵族庇护人的依赖，得以充分发挥他们浮士德式上天入地的想象和追求，热衷于个性解放和自我表现。
奇怪的是，资产阶级企业家和艺术家这一对双生子，在合力完成了资本主义开发工作后，变得相互敌视并害怕对方。二者本是同根生，在崇尚 自由、要求解放的本质上他们是血肉相连的。然而分工的不同，使他们的精力导向不同领域的无限扩张，并危及对方的生存。企业家在经济上激烈进取，贪得无厌，却不妨碍他们在道德文化方面的保守顽固——他们本能地维护经济和社会制度的稳定，反对与“功能合理性”背道而驰的艺术灵感、自发倾向和多变趣味。反过来看，艺术家和文化人则把人字一再大写，唯我至上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注意比较企业家在物质财富方面的贪婪和偏激)。与此同时，他们对功利、制度化和拜金主义厌恶不已，挞伐不断——近百年来更采取了决绝和叛逆的姿态，专事拆台和否定工作，并因此名利双收，乐此不倦。
造成这等怪状的主要原因，贝尔一语道破说，是由于资本主义精神中相互制约的两个基因只剩下了一个，即“经济冲动力”。而另一个至关重要的抑制和平衡因素——“宗教冲动力”，已被科技和经济的迅猛发展耗尽了能量——先是它的神学外壳被碾掉，继而它在文化方面的超验纽带被切断，最后它所代表的道德伦理基础被毁坏(贝尔认为，现代的分期付款与信用卡制度从根本上粉碎了传统清教徒式的“先劳后享”道德原则，把消费者引向超支购买和未劳先享的靡费心理，是为罗马与拜占庭文明堕落的先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一经失去了宗教苦行主义的制约，它在经济和文化两方面的发展必然导致畸型冒进、相互冲突。经济冲动力成为社会前进的唯一主宰之后，世上万物都被剥去了神圣色彩。发展与变革即是一切。社会“世俗化”(secularization)的副产品是文化上的“渎神现象”(profan－ity)，资本主义便难以为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提供所谓的终极意义了。
那么，西方现代派文学艺术近百年来所形成的“文化霸权”(cu1turalhegemony)，以及它那不断翻新、变更的流派旗号又该作何解释呢？贝尔的回答发人深省。他认为，资本主义文化领域中的现代主义潮流，实在是西方知识界出于本能或潜意识，力图以文艺对人生意义的重新解说，来取代宗教对社会的维系和聚敛功能，填补宗教冲动力耗散之后遗留下来的巨大精神空白。这种文化上的非宗教的“当代崇拜”，同资本主义经济奇迹相映，强烈地吸引并敦促贝尔去解答他的终极课题：
后工业化社会的“新宗教”
在贝尔以及许多西方思想家看来，人类既需要利用科学了解和征服自然界，也得依靠宗教来把握自己的文化。文化领域既然是“意义的领域”，它的功能便是用艺术或仪式的象征形式去体现诸如死亡、爱情、痛苦与悲剧这些人类永远面对的“不可理喻性”问题。科技的发达，虽然膨胀了人的自我意识，扩大了他的自由范围，增加了他对自然的控制，毕竟没有能够让他变成超人。相反，传统宗教的核心命题——人性的善恶之争——与历史同步前进，在经济与科技的推动下升腾入云。当代西方社会里，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都依然如故，甚至咄咄逼人。因此，不论为解决精神寄托或信仰危机，还是出于反省自我、沟通情感、绵延文化的考虑，当代西方人仍然离不开宗教，或是类似宗教的所谓“崇拜”(cu1t)——贝尔认为宗教与崇拜的差别在于，前者置信徒于教会机构的组织与纪律约束之下，而后者是黑格尔所赞赏的那种自觉自愿，独个领悟和奉行的信仰。对于后工业化社会，贝尔觉得“崇拜”更为合适。
这种新宗教或文化崇拜，究竟需要哪些内涵呢？贝尔觉得，它似乎应当适当保留传统宗教中某些至今仍有意义的内容，例如对人性的冷峻认识，对不可知力量的畏惧之心，对人类巨大灾难的预感和提醒，以及对人无限度扩张和实现自我所持的怀疑和克制态度。在功能上，它应该成为“人对其生存总模式的感知方式”(法国社会学泰斗杜尔凯姆意见)，能够具有“将日常经验加以认可和裁判的更高权威”(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吉尔兹语)，以及帮助“儿子寻觅和验证自己同父亲血缘关系”的心理环扣(哈佛心理学教授艾瑞克森有关文化传统的论点)。
以这种典型的文化保守主义尺度去审查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所代表的“准宗教”文化霸权，贝尔的结论是超乎寻常的悲观。
西方现代派文学艺术，作为传统宗教思想消亡之后的替代物，从本质上说是孱弱无力的。如前所述，文化和经济系统相互对立，迥然不同的“品格构成”(character structure)，首先就限制了文艺这种松散零乱的形式对强大经济体系的影响力，使它难以独立完成对整个社会的维系和引导作用。
从表现方式上看，现代派文艺袭用了某些传统宗教用来震撼人心，征服信徒，使人超脱俗念的有效手段，往往能起到类似宗教皈依仪式的宣泄效果。可惜的是，近百年来各家流派一味翻新，不断刺激，神圣之感早已荡然无存。现代派文艺又总是以个人感觉作为评判标准，竭力缩短审美心理距离，追求即兴冲动和本能共鸣——其结果是没有一家拥有足够的责任感和深厚的精神蕴藏，形成控制全局的大气候。只好一浪压一浪，“以不断抗争去否定先例的成功，还要接着奋斗来确保自己永远不成功”(美国文学批评家欧文·豪的讥讽名言)。长此以往，现代主义思潮就成了一只泼尽了水的空碗。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否定失去了创造力，徒落下个反叛的外壳。原有的强大震惊力(shock)萎缩成为花哨浅薄的时尚(chic)，它藉以哗众取宠的实验性和超脱感也日益琐碎无聊(trivialized)。
现代派文艺的另一个致命克星，是中产阶级文化趣味对它的侵袭和改造。在贝尔看来，高深严肃的现代主义思想落到中产阶级手中便只能叫作“中产崇拜”(Midcult)。它变成了势利鬼和时髦者的游戏——他们将艺术和思想迅速翻制成商品推销出去，渗入大众的生活方式。所谓“后现代主义”文艺的产生，就代表着严肃文化和大众消费、经济生产的混杂趋势。于是乎，被激怒的文化精英层(贝尔也在其中)便痛斥所谓“反文化”是彻头彻尾的“假文化”，而所谓“中产崇拜”更是一种亵渎神圣、同魔鬼携手的新型拜物教。
现代主义“思想的终结”，迫使贝尔设计一种适用于后工业化社会的新崇拜——老先生已经为它想好了名称，姑且称之为“公众家庭”(PublieHousehold)崇拜吧。
贝尔的“公众家庭”教，乍看起来，颇近似原始部族的“公共契约”(cove－nant)制度，又有点象柏拉图的理想国，甚至带点儿社会主义集体化的味道。其实确有相通之处，因为贝尔在思想和价值取向上，把原始公社组织、乌托邦和社会主义模式都当作了他的参考群体。他提出，资本主义在前工业化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对付自然，工业化阶段便集中精力对付机器。到了后工业化社会，自然与机器都已隐入人类生存的大背景，社会主要面临的问题是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这方面资本主义因欠账过多，急需补救调整。新宗教因此必须在人际关系和人对自我的重新认识上求得，成为维持社会一统的精神支柱。
贝尔在设计“公众家庭”原则时，显然统一了他的经济社会主义、政治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新教堂的屋顶下，个人将作为民主社会的一分子(不再唯我至上)，具有比较平衡的社会公德和共济心理。他将从“丰裕社会”得到足以满足生活必需的经济配给，也拥有自由处置私有财富和额外报酬的权力。他将尊重传统，顾虑将来，反对无节制的享乐纵欲，而愿意为公众利益作自我牺牲。这样，资本主义社会才能恢复它赖以生存的道德正当性。反之，古代文明由苦行到奢华，由强悍团结到纷争内乱的覆灭之路必被当代西方人重蹈。
回顾资本主义发展史，人们不禁会同情贝尔的思古怀旧之情，也能体谅他在风烛残年的殚精竭虑。曾几何时，北美资本主义也曾强调精神价值，否定自我，以严格的纪律和道德约束来集中民族的全部体力和智力，为创建新世界的理想而奋斗。立国两百周年之际(贝尔的这本书正赶在一九七六年出版)，美利坚民族却物极必反，乐极生悲。它已经站在当代西方文明的峰巅和最前端，却发现“雾失楼台，月迷津渡”，这才出了贝尔这样“先知”式的思想家，大书失落的痛苦，呐喊重建精神崇拜的需要。
贝尔的新宗教并不一定管用，这一点他自己心里也相当清楚。不过他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爆出的几句埋怨之辞，倒可以当作二十一世纪人类的警世通言：“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看来对于灾祸就根本缺乏道德与心理上的准备。”
毫无准备、盲目乐观发展的结果之一，便是一个黄皮肤的中国留学生，心情复杂地注视着他的美国教授，正以垂垂将老之身，同魔鬼睽睽相视，却苦于驱邪无方——很象是从海里捞出所罗门宝瓶的那个倒霉渔夫。
一九八六年十月草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
(The Cultura1 Contradictions ofCapitalism，by Daniel Bell，Ba－sic Books，Inc.New York，l978)
哈佛读书札记
赵一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