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裕向无年谱。对于这位中晚唐史上的重要人物，正史、杂史、野史、笔记小说中各种记载数量不少，不过由于党争关系，其中舛混矛盾现象相当严重，而且有的是出于偏见或恶意的捏造诬构。因此，辨析这些记载的虚实真伪乃是编制《李德裕年谱》的首要工作。傅氏之书即主要依据《会昌一品集》及同时代各种有关文献对旧史记载一一加以审核、清理，从而很好地完成了编者自订的目标：“尽量搜集正反两方面的记载，加以恰当的安排和简括的辨析”，既从中引出编者对李德裕及牛李党争的观点，又让读者“从较为齐备的资料”中“得出自己的结论。”(引文见该书自序)由于编者在制谱之前先对研究谱主最重要的第一手材料《会昌一品集》下了一番辨伪、辑佚、系年的功夫，并把研究所得分别载入年谱，这实际上就给人们提供了一部编年的李德裕诗文集。据云，为谱主附载编年诗文题的做法创于清人《亭林年谱》，后来遂为许多年谱作者所师承。《李德裕年谱》则保持并发扬了这个良好的学术传统。
作为今人的一部新著，《李德裕年谱》在学术上又有其新的面貌、新的特点。
众所周知，李德裕出身世代官宦之家，一生未尝应科举，三十岁以前基本上没有从事什么政治活动。因此，如仅将视线拘限于德裕一人，则他三十一岁任河东节度使掌书记之前的诸般史实本可一笔带过。但由于《年谱》编者有宏通的历史眼光和总揽全局的学术气度，遂将李吉甫后半生的宦历和自贞元初至元和中一系列朝廷政争编入。这就使本来可能流于单薄的前半部分变得十分充实，使全书成为一部比较完整系统的中晚唐政治斗争大事纪要。这可以说是本书的一个特色。
《年谱》这样做的理由，不仅因为吉甫、德裕是父子，许多重大事件(如撰写改定《宪宗实录》)本有难分难解的瓜葛，也不仅因为后来正式形成的牛李党争其实种因已久，这场党争有其不可切断的历史连贯性；据我理解，一定还出于编者系统地介绍唐中期以后三次政治改革高潮的意图。编者在该书自序中曾论及永贞革新、宪宗元和前期之政和武宗会昌之政是唐中期以后革新力量反对腐朽势力的三次高潮。“会昌以后，唐朝就再也没有出现这样的高潮，唐王朝就在腐败中走向灭亡。”这是《年谱》编者心目中中晚唐政治斗争史的主要线索。抓住这根主线，这段历史便能纲举目张、主次分明。这其中会昌之政的主要发动者是李德裕，因此当然是《年谱》的叙述重点。但单单叙述会昌之政显然无法实现编者勾勒中晚唐政治史概貌的初衷。现在以李吉甫的政治生涯为线索，依次述及永贞革新和元和前期之政，然后接上会昌之政，直至大中初年李德裕贬死朱崖，就将三次高潮自然而有机地贯串起来。看来编者并不是随意地扩大编写范围，他之将李吉甫事迹编入《李德裕年谱》，是服务于其总体设计和构思的。“三次高潮”说是否允当，完全可以商榷，但编年谱而力图突现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述一人一家之事而能以展示一定历史时代的总背景为指归，这便显出编者构思立意的睿智和高明。
这种总体构想的具体实施，全赖资料考证的曲达旁通而又弗枝弗蔓。曲达旁通谓其涉及面广，弗枝弗蔓又谓其始终不离问题的中心。这两者要很好地结合，并非易事。
围绕着牛李两党的人事权位和不同政见之争，《年谱》除两党中心人物之外还引入了其他许多历史人物，著名的如裴度、元稹、白居易、李绅、李训、郑注、杜牧、温庭筠、李商隐等，实际上形成一张以李德裕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网和一场以牛李党争为名目的政治斗争活剧。
《年谱》所涉及的那些著名历史人物，许多已有定评，现在又被编者放在与李德裕的关系这块区别中晚唐人政治立场分野的界石面前加以考察，遂从事实、从他们的具体言行引出了不少新颖的富于启发性的见解。
《李德裕年谱》不仅是运用传统的史料编纂法做出的新成绩，而且向我们有力地证明了文史研究中社会——历史方法的合理和重要。我的想法是，在文史研究中，应当把对于史料的深入研究、严谨整理同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的理论探索完好地结合起来。这样我们必将取得更多的超迈前人的新成绩。
(《李德裕年谱》，傅璇琮著，齐鲁书社一九八四年4月第一版，4.40元)
品书录
董乃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