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研究是作者学术活动的主要阵地。数十年来，许多人认为鲁迅研究面临着难于进一步突破的困难。而许怀中以他的学术实践说明鲁迅研究还大有可为，关键在于如何选取新的角度。他的四本专著，是从四个不同的角度研究鲁迅的。然而选择一个可行的新角度并非易事。它要求作者具备独创性的思维能力，其中很重要的是需要几种特殊的眼光。这就是：
当代的眼光。文学与现实生活的紧密相连。文学的艺术生命力在于它与当代人心灵的契合。不仅创作如此，学术研究也一样。但后者却受到对象限制。在研究者应如何使自己对前人作品的研究不脱离现实生活而获得当代人的承认方面，许怀中的做法是：从大的方面把握当代文坛的发展动向，密切注视众所关心的或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力求总结历史的经验来回答这些问题。比如，《鲁迅与文艺批评》一书，发表于文艺界急需恢复实事求是的文艺批评之际。作者及时总结了鲁迅文艺批评的原则和方法，给人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文艺批评标准。又如，近年来人们为了寻求更多的带规律性的东西，开始把目光投向文艺思潮流派。许怀中感受到这一倾向，又写出了《鲁迅和文艺思潮流派》一书。作者在书中较详细地论述了鲁迅和西方现代派的关系。他指出鲁迅后期广泛介绍和论述欧洲现代派，是立足于本国的土壤，着眼于吸收有用的技巧与方法。鲁迅再三告诫吸收时要慎重，并提出对群众要加以“利导”的观点。在创作中鲁迅大胆采用某些现代派的表现手法，但仍然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者。对鲁迅这些思想的总结，在今天是会给人们一些启示的。
宏观的眼光。随着人们思维方式的变革，打通各学科门类之间界限的整体观念给文学研究带来新气象。就鲁迅研究来说，对象是如此博大精深，因此方法和角度的扩大就更为迫切。《鲁迅与文艺思潮流派》对中外文艺思潮流派特别是外对中的影响作出综合考察。《鲁迅文艺思想的辩证法》触及鲁迅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里文学和哲学并非绝缘。《鲁迅与中国古典小说》则打通古今界限。它对鲁迅一个十分重要的然而未被充分重视的侧面——学术研究方面的活动，进行了详细的探讨。这本书一开头就将鲁迅的学术活动放到近代文化背景上考察，将他与胡适、蔡元培、日本学者盐谷温等作了对比。作者认为：“鲁迅思想不是一个突然的、孤立的现象，也绝不会偶然产生的”，鲁迅的观点，“必然和他当时或稍前稍后一些人的思想，发生着这样和那样的联系。”这种宏观的考察，包括了透视历史的纵切面，也包括窥探共时的横切面。用这种眼光观察鲁迅，就能摆正鲁迅在特定系统中的确切位置，既能看出鲁迅的高明之处，又不会将他当作天外飞来的神。这种宏观的眼光，扩大了作者的学术视野，利于他寻找新的科研角度、并求得符合事实的结论。
开放的眼光。这就是承认人类艺术地认识和反映世界的无限丰富性及艺术批评方法的无限多样性。正如马克思所说，不能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发出同样的芳香，我们也不能要求人们只用一种思维模式和一种批评方法。开放的眼光对作者的研究大有裨益。比如，为了打破现代小说史著述的传统格局，他曾苦苦地探求新的角度。勃兰兑斯所说的“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一段话给了他很大启发，使他以现代作品中表现的现代中国人的心灵历程作为贯穿现代小说史的一条轨迹。在作者的其他著述里，我们也时时可以看到这种开放眼光的作用。
具有这三种眼光，是使科研角度常新的关键。但选好角度只是研究工作的第一步。作者深切地意识到，探究文学现象中深层的规律，才是自己理论探索的目的。因此，他总是要求自己站在必要的高度上观看文学现象，力求在理论上有所发现。在《鲁迅与中国古典小说》里，他抓住鲁迅说过的“史识”一词作为重要概念，详细论述了鲁迅“史识”的种种表现，实际上总结了鲁迅研究文学史的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方法。在《鲁迅与文艺思潮流派》中，关于文艺创作“重主观”和“重客观”两大主派的归纳也引人注目。他认为，古今中外众多的文艺思潮流派却可从认识根源上作这样的归纳。而这两大主派具有相对性和统一性。所要反对的，是“忠于客观”和“忠于主观”的两个极端。这个观点，有助于我们理清繁纭复杂互相渗透的文艺思潮流派的脉络，打破只用现实主义和外现实主义来划分流派的简单化做法。类似这种规律性的总结和揭示，使作者的学术探讨，超出了研究对象本身的范围，具有了更普遍的现实意义。
(《鲁迅与文艺批评》，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第一版，0.34元；《鲁迅文艺思想的辩证法》，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八○第一版；《鲁迅与中国古典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八月第一版，0.93元；《鲁迅与文艺思潮流派》，将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品书录
朱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