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旧史家的说法，上述疑问产生于汉武诵读儒家经典后的思索，是他向董仲舒策问治世之道的求教，由此而引出了董仲舒天人三策的著名言论。这确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即着眼于汉武安邦治国大义的一方面。
众所周知，汉武倡儒而不尽信儒，汲黯一语中的道破他：“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在堂皇的经典大义下隐藏着恣肆的私欲。从这个角度考察上述疑问，我们不难看出，汉武之所以质疑于劳和逸，奢和俭之间，实质上反映了他随心所欲的个人意志和克己求治的社会责任心之间的冲突。随心所欲作玩主吗，励精求治作圣君吗，抑或是二者兼而有之，纵欲求治两不误？从他的一生看来，他是选择了后者的。
班固称赞汉武说：“汉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大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然可观，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这是对他一生治绩的总结。
司马光批评汉武说：“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为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这是他一生纵欲的汇总。
把班马二人的评论结合起来，汉武一生行事的轮廓就大致清晰了，最大限度的励精图治，又最大限度的纵情极欲，这就是他一生行事的信条。
无独有偶，亡国之君秦二世，在他即位之初，向著名法家李斯也提出了类似的疑问：“吾有私议而有所闻于韩子也，日：‘尧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斫，茅茨不翦，虽逆旅之宿不勤于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粝之食，藜藿之羹，饭土匦，啜土<SPS=1787>，虽监门之养不觳于此矣。禹凿龙门，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决<SPS=0668>水致之海，而股无<SPS=1440>，胫无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葬于会稽，臣虏之劳不烈于此矣。’然则夫所贵于有天下者，岂欲苦形劳神，身处逆旅之宿，口食监门之养，手持臣虏之作哉？”
秦二世自幼学法，他以法家的明快坦率，直截了当地道出了之所以设疑的原因：“夫人生居世间也，譬犹骋六骥过决隙也。吾既已临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以安宗庙而乐万姓，长有天下，终吾年寿，其道可乎？”他感叹人生之短促，深知之间地位之难得，希望在享乐和求治人主求得一条万全之道，从这点上讲，他和汉武帝是相同的。
于是乎，我们难免不发生一种疑问，汉武帝和秦二世，一为儒家的倡导者，一为法家的信徒，一为治世的雄主，一为亡国的暴君，为何都在即位之初发出类似的疑问，为同一问题所苦恼呢？
节制私欲以尽社会责任，放纵天性以恣情享乐，这是并存于人性中的两大特质。作为个人的封建帝王，一旦登上了最高权力者的高位，就陷入了一种孤独的窘境，面临何去何从的选择。一方面，由于没有任何强制性的约束，他受到了可以为所欲为的巨大诱惑；另一方面，他不得不担当起统治国家的重任，势必感到巨大责任的威压，这种威压迫使个人的一切行为都应符合治理天下的要求。汉武帝十六岁即位，秦二世二十一岁登基，没有经验的心灵陡然落入令人眼花缭乱的权力的峰巅，天性中两大特质的争斗，自然成了他们特别敏感而紧迫的问题，而他们自身的选择取舍，往往影响了一个时代的面貌，甚至决定了一个朝代的兴亡。
李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