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数年来，法国的文学批评界是平静的，不似先前那般热闹，颇有“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之状。二十年前的那场传统批评和新批评之间的“欧那尼之战”已经被历史的忘川淹没，再引不起人们的谈兴了。对于这平静，学人有不同的解说。有的说它标志着文学的衰败，有的说它表明了批评的成熟。文学当然有不景气的时候，但是否这个时候的法国文学就比先前倒退乃至堕落了，这是难于骤下断语的；至于说这个时候的法国文学批评是否就比先前成熟乃至老到了，却的确是值得人们深长思之的。我想，与其说法国文学批评界“成熟”了，倒不如说先前打出新批评旗号，猛烈攻击传统批评的那些年轻的批评家们成熟了。一九八四年年底，法国出了两本书，仿佛两颗石子投入深潭，激起两朵一大一小的涟漪。一本是让－保尔·阿隆的《现代派》，一本是茨维坦·托多罗夫的《批评之批评》。前者涉及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诸领域中的现代派思潮，引起了全社会的反响，是大涟漪；后者仅涉及文学批评，只成为文学批评界的一个话题，是小涟漪。这里仅谈谈《批评之批评》。
在法国文坛上，二十世纪是名符其实的批评的世纪。这既是因为本世纪的批评界流派蜂起，名家辈出，也是因为传统批评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清算式的猛烈攻击。所谓传统批评，指的是由圣勃夫开创，中经泰纳改造，后由朗松集其大成的一种实证主义的批评方法。在其一百多年的发展中，虽不免有许多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它始终是一种以“真实”为基础、以考证为先行、通过作品以外的因素来考察作品的批评方法。这些因素，可以是作者的生平、气质、爱好，也可以是作家所处的“种族、环境、时代”。这种批评方法到了朗松手里，经过一番修补改造，成了一种具有相当的灵活性的方法，所谓“灵活性”，指的是他本人从未失去对文学作品本身的兴趣和敏感。然而，大师往往有些过于热情的弟子。在这些追随有余、独创不足的门徒手里，先生的不乏灵活性的批评成了近世人们常说的“外围批评”。于是，自本世纪初开始，就不断有人直接或间接地否定所谓的“朗松主义”，其中著名的人物有贝玑、瓦莱里、普鲁斯特、里维埃、萨特、以莱蒙为代表的“日内瓦学派”等。然而这些不无道理的驳难似乎并没有动摇朗松主义的地位，正如罗朗·巴尔特在一九六三年所说：“五十多年以来，朗松的著作、方法和思想通过其无数的追随者支配着大学的批评。”而朗松主义的统治，在罗朗·巴尔特等一批年轻的批评家看来，显然是过于长久了。于是，在六十年代初，法国文学批评界爆发了一场大论战，对垒的双方，一方被称作传统批评，一方被称作新批评。所谓新批评，就是试图突破传统批评的框框的许多种批评方法或角度的混合体，这些批评方法或角度是：罗朗·巴尔特的结构主义，夏尔·莫隆的精神批评，吕西安·戈德曼的社会一历史批评(又称“发生学结构主义”)，日内瓦学派的深层心理批评，等等。传统批评指责新批评“晦涩”、“滥造新术语”、“不用简洁明了的方式说话”、“在蒙娜丽莎的脸上画胡子，用爵士乐演奏肖邦的葬礼进行曲”，而新批评则指责传统批评“专断”、“僵化”、“以为弄清了作家的鼻子的形状就弄懂了作品”，从这些相互攻击的语言，不难看出当时论争的火气之盛。尤其是新批评的一群青年学者攻击那些年高资深的大学教授们抱残守缺，固步自封，不肯接受新知识，而新知识指的就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结构主义人类学、社会学等等。这场论战的结果表明，传统批评企图压制新批评，取消新批评，新批评企图打倒传统批评，成为批评中的正宗，这两种企图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事实上，这两种批评也正是在共处中相互吸取有用的养料，重新确定自己的位置。我们必须把托多罗夫的《批评之批评》放在这样的背景上，才能看清其动向，理解其意图，体会其内藏的底蕴。
托多罗夫在新批评的营垒中追随罗朗·巴尔特，以对叙事文进行结构分析著称。《批评之批评》表明他的注意力又从形式回到了内容。有人说：托多罗夫转向了。“转向”一词，“派性”嫌重了些，却也蕴含着深长的意味。
《批评之批评》从一个侧面考察了欧美近六十年(一九二○——一九八○)文学观念和批评方法的递嬗演变。托多罗夫选择了十几位批评家作为论述的对象，他们是：俄国形式主义者，德国的杜布林和布莱希特，法国的萨特、布朗休和巴尔特，苏联的巴赫金，加拿大的弗莱，英国的瓦特，法国的贝尼舒。然而，这并不是一本批评史著作，作者更多地是撷取他们最基本的论点，通过和这些他“自觉最受触动的”批评家们的“对话”，来申明自己对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思考，这本书的副题很有意思，叫作《小说学步》，“学步”可以是自谦，“小说”则不能不透露出他本人的确已经发生了某种实质性的变化。
《批评之批评》的宗旨是：“考察二十世纪人们如何看待文学和文学批评，同时试图弄清楚关于文学及文学批评的正确思想象什么”，其次，“分析本世纪对文学的思考所表现出来的主要意识形态潮流，同时试图弄清楚何种意识形态立场更有道理”。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没有说“是什么”，而说“象什么”，没有说“有道理”，而说“更有道理”。这固然表明作者用词的审慎，却也流露出某种惶惑。然而这种惶惑难道不是正当的吗？面对文学和文学批评这种极为复杂的社会现象和思维现象，谁又能给出一个既定性又定量的亘古不变的定义而不受到历史的嘲笑呢？也许托多罗夫的审慎和惶惑是一种能够使人更接近真理的态度呢。
批评不妨被理解为比较，有比较然后有鉴别，或取或舍，或抑或扬，或兼容并蓄，或竟不置一辞，让读者去判断。要比较则须有一参照系统，犹如一把尺子，用来较短长。托多罗夫的尺子是浪漫主义，这是二十世纪的欧美批评家所面对的传统和遗产。这里的浪漫主义不是作为文学运动的浪漫主义，而是一种文学理想，是一种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本体论。托多罗夫认为，现代的文学观念来自十八世纪末的德国浪漫派。根据这一派的代表人物莫里茨、诺瓦利斯和施莱格尔等人的理论，文学是语言的一种非关实用的运用，即文学以自身为目的，不以实用为目的，它不假外求，只从自身中获得证明。用现代批评家的语言来表述，文学是一种“自主的叙述”。这种文学观的必然结果是，“作品和它所指示的、表达的、教导的东西之间的关系，即作品和它的外部的东西之间的关系受到贬斥，相反，作品自身的结构，其情节、主题、形象内部的纠结则受到持久的注意”。这就是所谓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内在观。新的批评观念开始于斯宾诺莎对《圣经》的阐释，因为那是一种只问意义不问对错的评论，这种只描述形式和功能而放弃价值判断的批评就是结构批评的滥觞，并且经德国浪漫派的弘扬，逐渐取得和内容批评相抗衡的地位。这种文学和文学批评观念的两分法，即内在观和外在观，支配了现代欧美文学的演变，所以托多罗夫认为，内在观也是欧美文学的一种传统和遗产。他把上述十余位批评家依次放在浪漫主义这个尺度面前，看他们的文学和文学批评观念有多少来自浪漫主义，又有多少超越了浪漫主义，目的在于寻求一种超越这种两分法的观念，更确切地说，是寻求一种对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内在观提出置疑的理论要素，当然也并不因此而回到古典主义的教条上去，即是说，他并不因此而回转到外在观的立场上去。
托多罗夫认为，从浪漫派到超现实主义，到新小说，都信奉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内在观，只不过他们使用的术语不同罢了，就连十九世纪盛行的历史批评和语义批评，从其只问意义不作价值的判断这一点看，也不在这个传统之外。俄国形式主义者标举“文学性”，根据使用语言的目的来区分“诗的语言”和“非诗的语言”，若以自身为目的，则为诗的语言，若以自身为手段，以交流为目的，则为非诗的语言；提出史诗理论的杜布林反对模仿现实，颂扬史诗式作品的“不及物性”；萨特提出，“诗人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拒绝利用语言”，“诗的态度”是把词语本身看作是客观物，而不看作是符号；巴尔特强调文学的“不及物性”和“多义性”，因此，他对思想的表达形式比对思想本身更感兴趣；弗莱认为，，文学是一种“自主的语言系统”，诗人的意图仅仅是写诗而已，因此他在文学研究中拒绝做价值的判断；早期的巴赫金认为，文学研究的对象是“作品的构成”；瓦特则认为，文学至少应部分地被看作是一种“自主的活动”。
上述种种，无一不与浪漫主义的美学观念相联系。这种封闭自足的文学观和批评观在欧洲由来已久，进入二十世纪以来，各种新观念新方法竞相出现，多半也只是在内在观的圈子里打转，只是更加强了文学和文学批评向自身和内部寻求证明的意图和信心。然而，意图可以百折不回，信心却似乎难以保证永不动摇，因为事实不断地证明，任何单向的掘进总会碰到坚硬的石壁，迫使探索者改变方向。曾经也是只问形式不问内容的托多罗夫恍然大悟：文学不单单有结构，还有思想和历史。于是，他在持内在观的批评家的理论中发现了完全相反的东西。
理论家的一贯性也许并不是一种永远值到称颂的品质，自相矛盾不但是一种常见的现象，有时候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妙悟”，因为理论家在无路可走的时候往往会不由自主地道出某种真理。俄国形式主义者们在对作品进行细致的分析之后，发现他们孜孜以求的“文学性”并不存在，更确切地说，这种“文学性”的存在是历史的，文化的，而不是永恒的，普遍的，因此，“以自主性定义文学是不可能的”。杜布林的史诗理论提出的“不及物性”，实际上是对欧洲盛行的个人主义的一种反拨，试图通过史诗作品的“榜样性”来容纳读者的声音。萨特的独创性在于他对散文(与诗相对举的散文)的认识，他强调的是散文的社会功用，即交流的功用。托多罗夫特别指出，萨特的“介入文学”实际上意识到了文学的责任和自由，作者与读者的责任和自由。对于他一向追随的罗朗·巴尔特，他注意到后者晚年文章中出现了一种“人道主义”，表现出对“真理”的关注。弗莱在“细察”中发现并不存在特殊的文学，文学总是由历史和社会环境来界定的，文学不过是社会中诸种叙述中的一种，文学外有文学，文学中有非文学。巴赫金对文学的“特殊性”不感兴趣，他关注的是文学和文化之间的联系，作者和人物之间的关系，并且断定，文学总是和一定的历史相关联。瓦特的意图则是，在仔细分析作品和考察诸环境的基础上“重建作品的意义”，因此，作品与世界的关系绝不是“不值得注意的”。
这些批评家理论上的矛盾促使托多罗夫认识到：一、文学不单由结构造成，还由思想和历史造成；二、把历史的设想和结构的设想分割开来，并不象想象的那么容易，先前以为分析工具是中性的，概念是仅供描述的，其实都是具体的选择、即意识形态的选择的结果；三、文学与价值的关系是固有的，抽象的文学不存在，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托多罗夫的真诚在于，他具体地描述了他同诸批评家的“对话”和阅读古典文献之后所发生的立场和观点的变化。例如对俄国形式主义，他自称经历了三个阶段：最初，他感到新鲜，欣喜人们可以用一种随随便便的态度谈论文学技巧，而不必为“人民性”、“党性”等概念头疼；接着，他以为从那里发现了一种文学理论，于是进行了彻底化、系统化的工作，搜集翻译出版了《文学理论·俄国形式主义者文论》一书；最后，他就把俄国形式主义看作是一种历史现象了。从提出“文学是一种自主的叙述”到指出“人所共见的事实：文学与人的存在有关系，是一种趋向真理和道德的叙述”，进而做出判断：文学如果不有助于认识生活，就分文不值。这样一个过程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一位“形式主义大师”已经转到什么方向上去了。
文学观念的变化自然也带来了批评观念的变化。托多罗夫对此也有若干平常然而难能的认识：一、批评不应该、甚至不能够仅限于谈论个别的书，它总要对生活表态；二、批评和作品一样，也应该“探求真理和价值”，文学和文学批评所达到的真理在性质上是一样的；三、为了更好地理解作品，必须将作品置于越来越广的语境之中，作品本身、作者、时代、文学传统等构成了不同层次的语境，这些递进的置入并不互相排斥，而是相互容纳、相互交叉、相互补充的。这些并非新颖的结论，出自一位专门进行纯形式批评的结构主义者的笔下，却当得起“真知灼见”这四个字。原因无他，这乃是经过二十年的实践和思考换来的认识，其意义当然不限于托多罗夫本人观点的变化。
托多罗夫的变化并不意味着他背叛了新批评，归顺了传统批评，因为新旧批评的对垒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背叛”、“归顺”等字样在这里完全不适用。法国文学批评界已经摆脱了狂热的论战，从对方法的迷信和迷恋中走了出来，进入了冷静地思考、辛勤地工作的阶段。已然站稳脚跟的各批评流派都在忙于内部的清理和建设，力图以丰硕的成果来表明自己的存在。他们似乎认识到，在文学批评中，独霸论坛，定于一尊，在今天乃是不切实际的幻想。野心可以产生出无量数的抨击性小册子，却绝然产生不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理论成果。
托多罗夫指出，无论是内在的批评，还是外在的批评，都有各自的缺欠。前者把批评对象当作纯粹的客体，专以描述为能事；后者唯我独尊，自以为真理在手，读者只须洗耳恭听。除此之外，现存的各种批评有一个共同的缺欠，即都拒绝与作者“对话”：教条的批评(包括印象式批评)只顾自己夸夸其谈；历史批评只让人听见作者的声音；认同批评则代替作者说话，批评者和作者完全合一；结构批评又局限于描述，批评者的自我消失殆尽。拒绝“对话”，实际上就是拒绝价值的判断，也就是失去了批评的最基本的东西：追求真理。于是，托多罗夫提倡“对话的批评”。
所谓“对话的批评”，指的是批评者不把作品当作纯粹的客体，他与作者的关系是两个思考主体的相遇，因此，读者从批评中听到的不是一个声音，而是两个声音，是两个互相碰撞的声音。批评不是谈论一本书，而是和一个作者的对话，批评家既不专事挞伐，也不止于“观照和欣赏”。批评者和作者都以探索真理为目的，而并不以为真理即在自己手中。所以，批评者无条件地赞同作者，或者无条件地反对作者，都不能有对话产生，因为颂扬和攻击都不是讨论，而没有讨论，就没有对话。对话的批评不但可以弥补各种批评所共有的缺欠，也可以弥补诸种批评各自的缺欠，使之相互容纳和相互补充，在对话双方完全的平等中寻求接近真理的道路。
法国批评家保尔·贝尼舒在《批评之批评》一书中的地位至关重要。原因有二。其一，贝尼舒是一位传统的批评家，竟也是结构主义批评家托多罗夫“自觉最受触动的”批评家之一。他最为欣赏的，是贝尼舒无意将文学归结为“纯诗”，并且自认发现了贝尼舒成功的“秘密”，即把真理作为作家和批评家共同探寻的前景。其二，托多罗夫论及他的一章是名符其实的对话，有问有答，旗鼓相当。从这篇对话可以看，托多罗夫提出的“对话的批评”即使真地采取了对话的形式，也绝不是那种世间常见的“访问记”，而是问者(批评者)代为阐述答者(被批评者)的观点，然后提出驳难，再由答者首肯或反驳，可谓有来有往，有火花自碰撞中进出。批评者和被批评者是同时代人，并且生活在同一个地方，这固然是进行“对话的批评”的极有利的条件，但是，对于不得谋面的双方，这种不谋求任何特权的态度不也是进行对话所必需的吗？说到底，“对话的批评”的先决条件是：理解，尊重，宽容和谦逊。
结构主义者托多罗夫感到了对话的需要，他意识到自己发生了某些变化。其他各种主义的批评家们是否也感到了同样的需要呢？无论如何，变化总会有的。当然，变化的原因各有不同，贝特朗·布瓦罗—戴尔佩什在《世界报》上发表评论，说这种变化的原因是“相信和怀疑都过了头”。剔除其中的嘲讽，这话可算道出了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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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宏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