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话很发人深思。人们对于世间万物的认识与评价，无不受一定的价值观念的影响。诗坛上，鲜花遭到过无情的践踏，精金美玉受到过不公正的评价，错误的价值观念成批地生产着棍徒、眇侩。对古人的价值观念认真地清理一番，也许不无现实意义。
在中国，几乎所有的文化观念都在不同程度上受过孔子思想的浸染。诗歌价值观念也不例外。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这一思想，也具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孔子断言诗三百篇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即断定了这三百多首诗歌中所表现出来的各种思想感情，都具有天然合理性。全都无可非议。无论后人对此作何解释，诗三百中，“郑、卫之风，淫靡之作，孔子未尝删也。”(崔述：《洙泗考信录》卷三)“桑间、濮上，国风刺之，尼父录焉。”(冯梦龙：《序山歌》)“激楚之言，奔放之词，风、雅中亦常有。”(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这是事实。以现存《诗经》中的这种事实对照孔子“无邪”之论，可以充分说明：孔子不是一个禁欲主义者。孔子并不一般地反对人情、人欲，也并不反对用诗歌真率地反映人生历程中的各种情感、欲望。他对诗歌抱有一种开明、通达的态度。他肯定了人类的创作表现欲。
在这一点上，孔子不同于柏拉图。柏拉图认为：诗歌是有害的。孔子却不这么看。孔子认为：诗是无害的。人的各种欲念，有天然合理性。用诗表现这些欲念，合情合理。孔子毕生崇扬理性，但他并不盲目地排除欲念，排斥诗歌，也并不认为诗歌只须歌功颂德。
孔子的另一段话：“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进一步阐述了这种思想。
在孔子看来，诗具有多方面的宝贵价值。诗有助于激发社会活力，了解社会动态，集聚社会能量，针砭社会弊病，可以成为“理想国”中最好的帮手。诗，是人们思想感情道德的范本，可以对人起到示范和约束的作用；可以感发志意，振奋人的精神，鼓舞人的情绪；可以有助于人们考见得失，观风俗之盛衰，深刻地认识社会和人生；诗还可以用于群居切磋，或怨刺上政，起到团结和批评的作用。再退一层说，诗还可以使读者“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增识益智，传播文化。诗的社会作用是很大的，近可以事父，远可以事君，还可以利己，对社会，对个人，都有许多好处，君子何乐而不为？小子何莫学夫诗？夫子循循然善诱人，他引导人们上了台阶再下台阶，从各个不同方面来看诗，认识到诗能使社会得到调节，使人情得以泄导，使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得到平衡与谐和，诗是建设理想国的有力手段。
应该承认，孔子思想，有其宏伟的一面。如果说，文学评论，是一座多层次、多门窗的房子，孔子则是在中国最早建造这座房子的人。他对后人给予无尽的启发，使人们可以从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看到诗的价值。诗在中国一向有崇高的地位，和孔子从多层次、多角度观察诗，对诗给予热情肯定，有直接关系。
但是，孔子的思想又有它狭隘的一面。孔子全部诗论，概括起来主要是两点：一曰无邪，二曰有用。这种思想，在一定条件下会限制人们的视野，导致僵死的教条主义和狭隘的功用主义。后来的儒家诗论，大多带有这种倾向。
孔子赞美诗，肯定诗的价值，大致是用道德的眼光和功利的眼光。这些赞美，对诗给予高度评价，对诗的发展当然会有利；但是，这些赞美又在一定程度上脱离诗的本质，使人重视诗义，而忽略诗美。他使人们对于诗的鉴赏判断过多地渗入利害的考虑，不是因为诗神美而去赞美她，而是因为她无害而又有用。这样来赞美诗神，就如同赞美一位绝代佳人，说她身体康壮，宜子宜男，宜室宜家。虽然这种赞美能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骤然抬高被赞美者的身价，但是，这样赞美诗，诗神和谷神又有何区别呢？
按照人们的愿望，美与善应该尽可能完满地统一。但无论在现实生活或艺术世界中，美与善很难在同一事物上同时达到很高水准。此时此物，尽美的，不一定尽善；尽善的，不一定尽美。唯有同时使用美、善两种尺度去衡量事物全体，才能做比较正确的估价。执美求善，或执善求美，就必然造成溢美或溢恶。
孔子生活的时代，诗与乐正在分家但还没有完全分家。当时，人们常常采用断章取义的方法读诗、诵诗，诗可以离开它的整体，方便灵活地用于政治、外交等不同场合，至少可以使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诗总是有用的。乐不是这样。即使是配了歌词的音乐，也无法断章取“义”。一部分施之庙堂、军阵或某种特殊场合的音乐，能够看出它明显的功用，多数音乐不可能这样。因此，对艺术抱有功用主义态度的孔子，对乐与对诗便有不同的论述。他认为诗可以一言以蔽之，却不认为诗乐可以一言以蔽之。他认为：《关雎》诗乐“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关雎》之乱(诗乐)，洋洋乎盈耳”；“郑声淫”，“恶郑声之乱雅乐”，要求“放郑声”。“放郑声，非放郑诗也。”(李开先：《市井艳词序》)这就造成对可用概念表述(有“义”)的诗的赞美(有时是溢美)，对难以用概念表述(无“义”)的乐的溢恶。
后来，诗、乐完全分离，孔子思想中论诗、论乐所表现出的矛盾，便在一些诗论家对诗的论述中集中表现出来。许多诗论家，只重视“有意义”的诗歌，对于他们认为是无意义的作品则非常鄙视。在分析具体作品时，只能对诗“义”作烦琐的、并且常常是歪曲的解释；对于诗歌中“不凭借概念而普遍令人愉快的”方面，即诗歌的“美”(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54页)，则不置一喙，表现出在审美判断方面的极端无能。
一个民族的艺术观念，必然会对艺术的发展造成深远的影响。中国古典诗歌特有的优长和局限，多可从以上这种古典诗论中找到它的一些根源。
重道德，重功用，是中国古典诗歌一个重要特点。这对于诗歌的发展并非全无好处。“艺术永远离不开道德一一广义的道德，包括正直，刚强，斗争(和自己的斗争以及和社会的斗争)，毅力，意志，信仰……”(《傅雷家书》(增补本)258页)中国古典诗歌一向重视人格的力量，重视诗与国家命运、现实人生的联系，形成了一条优良传统。一些有理想、有抱负的诗人，把作诗视如作人，对自己的思想和人格悬以很高的标准。诗人们下笔之先，不仅考虑到个人抒发感情、宣泄积郁的需要，而且考虑到诗歌对公众的影响，一些格调卑下，纤微琐屑，被大家公认为有“邪”的、不够健康的内容，被自觉地排除到了诗歌表现范围之外。因此，中国古典诗歌，就其主体而言，显得比较正大。但是，由于过分重视诗的示范作用和实际功用，诗歌从一开始就和封建礼教发生密切关系，诗教实际上成为礼教的一翼。诗人们有种种教条横梗于胸中，观察生活，纵情创作，多所顾忌。凡是可能被公众视为不符合道德规范的题材、内容，可能被公众视为有“邪”的思想、情绪，即使诗人自知纯正无瑕，也不敢思，不敢写，不敢尽情抒发。诗人自设许多禁区，使不少创作情绪遭到破坏。古典诗歌因此产生了一些严重缺陷。
首先是艺术构思。重人生，尚写实，忽视深邃的玄想与瑰丽的想象。“子不语：怪、力、乱、神。”对于威猛奇异和非现实的事物，超群违常的心理活动，十分激烈的情绪、情感，儒家学者总抱有一种本能的反感，认为它们近于邪僻。诗人们不敢让躁动着的灵魂从躯壳中迸射出去，上下求索，纵横追寻，而是让视听所及凝聚到心中来，抚慰苦闷的灵魂。“发乎情，止乎礼义”，诗人太多顾忌。诗神把两脚拴牢在现实人生的土地上，即使借助艺术的翅膀飞升遨游， 也宛如风筝，有一线牵系大地。这样一种诗学思想，固然有利于现实主义诗歌的发展，但却对浪漫主义产生强烈抑制。“所以在中国的艺术中，浪漫主义始终没有脱离古典主义，就是最有浪漫主义特色的诗人李白，也是这样，情感被理智控制着，或者说是古典的浪漫主义。”(李泽厚：《关于中国美学史的几个问题》)
其次是艺术风格。中国古典诗歌中，雄奇豪健之作少，温润和雅之作多。《礼记·经解》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情性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孔颖达：《礼记正义》)中国古典诗歌中虽有千姿百态的个人风格差异，但却有一种总体风貌：中和温雅，有话不能尽情直说。即使到了最愤怒的时刻，提笔作诗，便礼义为怀，甚多节制。这固然给中国古典诗歌带来了圆融含蓄之美，使它在各方面都显得比较和谐，以至今天众多的鉴赏者感到它有说不尽的好处。可是，这使诗人们口将言而嗫嚅，吞吞吐吐，言不尽意。由于过多顾及总体风格要求，便不能不使个人所欲表现的内容有所削弱。
最明显的两个后果：一如朱自清所说：“中国缺少情诗，有的只是‘忆内’、‘寄内’，或曲喻隐指之作；坦率的告白恋爱者绝少，为爱情而歌咏爱情的更是没有。”(《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一如闻一多所说：“诗的女神良善得太久了……她受尽了侮辱与欺骗，而自己却天天还在抱着‘温柔敦厚’的教条，做贤妻良母的梦。”诗人们被利用来做“某种人‘软’化另一种人，以便加紧施行剥削的工具。”中国诗歌中缺少“药石性的猛和鞭策性的力。”(《<三盘鼓>序》)
西方的诗论说：“愤怒出诗人”。中国的诗论却说：“止怒莫若诗”。(《管子·内业》)中国诗人的个性受到强力压抑，只能做石缝中的青松。强烈的个人感情，只能曲折含蓄地吐露。因此，中国古典诗歌，缺少西方诗歌中那种酣畅淋漓地抒发个人强烈爱憎的文学，血与火的文学，愤怒与诅咒的文学，鞭挞与暴露的文学，柔性美多于刚性美，“软化”的倾向相当严重。“西诗以直率胜，中诗以委婉胜；西诗以深刻胜，中诗以微妙胜；西诗以铺陈胜，中诗以简隽胜。”中国古典诗歌，“在神韵微妙格调高雅方面往往非西诗所能及”。但中诗较少“深广伟大”的境界。(朱光潜：《诗论·附：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
如果单从审美角度看，黄山松似的中国诗歌的美，甚或在茫茫林海，参天巨松之上。一些受过欧风美雨的栉沐的学人，沧海归来，甚至会更加沉醉于中国文化。“越研究西方文化，越感到中国文化之美，而且更适合我的个性。”中国文人，大都受过儒家哲学和老庄哲学的长期陶冶，大都具有两面性。接受了西方文化，在旧的两面性上又添上新的两面性，愈加感到中国旧文化，似乎正适合于我们精神的需求：“又热烈又恬静，又深刻又朴素，又温柔又高傲，又微妙又率直：这是我们固有文化中的精华，值得我们自豪的！”(《傅雷家书》(增补本)367页、315页)可是，我们又不能不常常感到痛苦，感到我们的精神上套着沉重的枷锁，感到我们的旧文化是一种中年文化、老年文化，其中固然不乏饱经沧桑所得到的规矩和教益，但毕竟太多束缚和压抑。
传统的诗歌价值观念，有它们产生的背景，对它们在历史上的作用，不可一概否定。但是，即使是在古代，用它们作为批评的主要标准来估量诗的价值，也早已经发生过惊人的谬误。
班固评屈原：“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SPS=1376>狂狷景行之士。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离骚序》)这位大史学家之所以会对屈原做出如此荒唐的评价，无非是因为《离骚》诸作不那么“温柔敦厚”
白居易论古诗，由于片面理解诗歌要“有意义”，遂得出一些荒唐费解的结论。他认为：“国风变为骚辞”，“义类不具”，仅“得风人之什二三”。李白诗“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甫诗，有意义者“亦不过三四十首”。整个六朝，“于时六义浸微矣！陵夷矣！”“至于梁、陈间，率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于时六义尽去矣！”(《与元九书》)一部诗史，黄芦白茅，满目荒芜，令人浩叹。宋人张戒更是一棍子几乎把所有的诗人打倒：“‘思无邪’者，唯杜子美、陶渊明耳。”“余观古今诗人”“其正少，其邪多。”(《岁寒堂诗话》)
“温柔敦厚”与“思无邪”，“这两句话一正一负，足以相成。”它们实际上常常成为诗论界的棍棒与绳索，对诗歌发展起着严重的阻碍作用。日久天长，这自然会引起人们的强烈不满。明清两代，一部分人，思想逐步解放，价值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不满就逐步表 出来。
李卓吾在《焚书》中疾呼：“《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世之真能文者”，要写胸中“无状可怪之事”，吐喉间“欲吐而不敢吐之物。”“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喷玉唾珠，昭回云汉，为章于天”，“发狂大叫，流涕恸哭，不能自止。宁使见者闻者切齿咬牙，欲杀欲割，而终不忍藏于名山，投之水火。”
汤显祖在《牡丹亭》《闺塾》、《肃苑》两出里，写了塾师陈最良用《诗经》毛传教育他的学生：“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没多些，只‘无邪’二字，付与儿家。”学生杜丽娘读到毛诗第一章：“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却悄然废书而叹曰：“圣人之情，尽见于此矣！今古同怀，岂不然乎？”她正是“为诗章讲动情肠”，才感到：“关了的雎鸠，尚然有洲渚之兴，可以人而不如鸟乎？”这是对“思无邪”说一次无情的嘲弄。
此后有些人，也谈温柔敦厚、兴观群怨，却作了新的解释。黄宗羲赞扬他的朋友：“胸中所欲鬯之语，无有不尽，不以博温柔敦厚之名，而蕲世人之好。”他认为“温柔敦厚之诗教”，并非要求诗歌仅写喜、乐，不写怒、哀，不应导致“委蛇颓堕，有怀而不吐。”诗人“怒则掣电流虹，哀则凄楚蕴结，激扬以抵和平，方可谓之温柔敦厚也。”(《南雷文定》：《金介山诗序》、《万贞一诗序》)
评论家金圣叹更借圣人之言为“诲淫”、“诲盗”的《西厢》、《水浒》辩解：“《西厢记》所写事，便全是《国风》所写事，然《西厢记》所写事曾无一笔不雅驯。”“(《水浒》)写鲁达为人处，一片热血直喷出来，令人读之，深愧虚生世上，不曾为人出力。孔子云：‘诗可以兴’，吾于稗官亦云矣。”(《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第二回总评)
及至清人袁枚，继承叶燮，加以发挥，话说得愈加明白：“温柔敦厚四字，亦不过诗教之一端，不必篇篇如是。二雅中之‘上帝板板，下民卒殚’，‘投畀豺虎，投畀有北’，未尝不裂眦攘臂而呼，何敦厚之有？故仆以为孔子论诗，可信者，兴观群怨也；不可信者，温柔敦厚也。”(《再答李少鹤书》)他对传统价值观念提出了大胆怀疑。
不过，真正对传统思想给予革命性冲击的，是五四运动前后的一批新人。他们大量接受西方文化，通过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看到了诗国中新的天地。他们用全新的价值观念来评判诗歌，评判文学。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公开颂扬“摩罗”(天魔)式的诗人，因为他们“大都不为顺世和乐之音”，“争天拒俗”，“固声之最雄桀伟美者矣”。他指出：中国“故态永存，是曰古国。惟诗究不可以灭尽，则又设范以囚之。如中国之诗，舜云言志；而后贤立说，乃云持人性情，三百之旨，无邪所蔽。夫既言志矣，何持之云？强以无邪，即非人志。许自繇(由)于鞭策羁縻之下，殆此事乎？”“即或心应虫鸟，情感林泉，发为韵语，亦多拘于无形之囹圄，不能舒两间之真美。否则悲慨世事，感怀前贤，可有可无之作，聊行于世。倘其嗫嚅之中，偶涉眷爱，而儒服之士，即交口非之。况言之至反常俗者乎？”因此，“伟美之声，不震吾人之耳鼓者”，久矣！这是二十世纪以前从来未有过的惊天骇俗之论。
历史的发展，有时很曲折。几十年来，“思无邪”等老旧的观念，似乎已不大有人提起。可是，在一个民族的历史上影响达数千年的思想意识，往往沉潜在民族群体意识的深层。
我们这个民族习惯于守中毋过，凡是过“中”的，便被视为“不正”，招来众多警惕的目光。清人胡夤说：“思虑悖礼违义之事为邪念。邪念者，过而不正者也。”“凡七情之过中，皆得谓之邪思，非必专指郑、卫之淫邪也。”(《明明子论语集解义疏》)我们许多人对于邪、正的认识，与胡夤极其相似。太新的、太奇的、太少的、太美的，在我们这里都可能被视为有“邪”。我们无形中在新、奇、鲜、美与邪僻间架起一道桥梁，远看象是一个等号。
这类观念问题不加以清理，许多是非问题永远也说不清。过去，我们对一些古典文艺作品进行批判，把一切问题都归结于政治，这是荒唐的。现在，倘若我们又把对于这些“批判”的清算，仍然还归于政治，似乎只要挖出了政治上的根源，在政治上平了反，正了名，便万事大吉，这也近于荒谬。在科学和艺术的是非曲直中，固然有政治因素在起重要作用，但更大量的是非政治因素。对于价值观念这类非政治因素的清理与反思，事实上比对具体作品的平反、正名有更为深远、更带全局性的历史意义。
愿不止一代人认真地做一些清理工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诗坛上少一些棍徒，在诗苑里开满了鲜花。
中国古典诗论述评
张中
五日长安
五月十二日
早晨八时半出发。车子向西安西北郊驶去。九时十五分过渭河，河面很宽。车子从长桥上驶过。驾驶员告诉我们，这里就是姜太公钓鱼的地方。半小时后过咸阳。这是秦朝的都城，不过今天已经看不到什么遗迹了。考古发掘倒获得了不少纹饰美丽的秦代瓦当和空心砖，证明这里确是秦代宫城的遗址。有一处相当热闹的集市市场，农民牵牛抱羊到这里来赶集的不少。十时半，遥遥可以望见乾陵了，唐高宗与武后合葬的陵墓就建筑在梁山上面，主峰是地宫所在，前面较低的二峰东西对峙，峰顶都曾有阙楼，是天然的“双阙”。远远望去，正如仰卧着妇女的双乳，当地人就叫它“奶头山”。十时三十五分抵乾县，车子在永泰公主墓前停下。这里也已建成了一座小型的博物馆，院内停放着许多车辆，游人更是多极了。永泰公主名李仙蕙，是武则天的孙女，据说因看不惯祖母的宠信二张(昌宗、易之)，发过“何得恣入宫中”的牢骚，被武则天听到后害死的。到了神龙二年(公元七○六)才得与同时被害的丈夫一起陪葬乾陵。
永泰公主墓地表的封土作覆斗形，进口处颇窄，走下去是斜度很陡的墓道。游人多极，只能慢慢地鱼贯而入。甬道是砖砌的，差不多有一百米，两侧是对称排列的壁龛，里面还陈列着一些明器。两壁的壁画是临摹的，原物现已藏在博物馆里。墓道内装了电灯，靠近墓室的过洞里安放着石刻墓志，黝黑闪亮的石面上雕着纤巧的纹饰，人流在这里塞住了，前进后退都困难，更不必说细看墓志上的文字。最后是巨大的石椁。壁画、墓志，还有石椁上的精美线刻画，现在都已有了印本，可以从容观赏，在现场却实在没有这样的余裕。
比起南唐二陵和成都的王建墓，这座墓狭而长的甬道要深远得多。壁画与石椁上的线画更是典型的唐代作品。人物丰满而轻盈，姿态各异，是极为生动的人物画，也是唐代服饰的标准范本。
离开永泰公主墓后来到乾陵。车子可以直开到墓前，从梁山南峰土阙开始，司马道两侧对称地排列着华表、翼马、鸵鸟、石翁仲，石狮，两侧还有高宗的述圣纪碑和有名的无字碑。这些巨大石雕非凡的雄伟气势，雕刻工艺的华美，不只说明大唐国力的鼎盛，也表现了当时的文化水平。太阳正在中天，万里无云，这里却并无任何可以遮荫的树木，路边有不少吃食摊子，都张着白色的帐篷，有的也出售旅游纪念品。
乾陵为高宗立碑，为武后立无字碑，立参加高宗葬礼的六十一王宾石像，以及石刻行列中出现了鸵鸟，都是过去帝王陵墓中不曾有过的“新事物”。唐人的胸襟气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一点迹象，称之为思想解放，也许并不错。不过又可以说是随随便便，封建礼法实际并不怎样被看重。武则天自己作了女皇帝，改了国号，最后又自动取消了这一切，仍旧遗命与高宗合葬乾陵。这也是史无前例的。据说武则天的立无字碑，含有自身功过留待后人评说的意思。果真如此，倒确也表现了恢宏的气度。这样，书上记载她读了骆宾王的《讨武氏檄》以后的表现应该也是可信的。这许多，包括极为随便的男女伦理关系在内，也许都是一种“胡风”的影响与遗留，不知道可的确。
中午在乾县市内吃饭，吃到了陕西风味的大饼，甚美。在几天来已经食谱化了的饭莱中是一次突破。
饭后乘车去茂陵。在这之前，先到了马嵬。这是原定的游程里没有的，也许认为这是个假古董吧，在几本介绍西安文物古迹的书中也都不载，可是我们还是提出了访问的要求。杨贵妃墓的真伪，早已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可是马嵬这地方总是确凿无疑的。旅游与考古是又密切关联又有分明区别的两回事，这里就是一个好例。
这墓就在公路边上，有围墙，门额上有“民国二十五年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写的“唐杨氏贵妃之墓”七个字。走进去就看见一座青砖砌成的土馒头，前面有一块碑。这就是杨玉环的“埋香”之地了。此外的建筑还有仿唐式的享殿三间，现在是接待室。门锁着，不能进去。院子四周有碑廊十二间，壁上所嵌碑版，最早有元代至正间的一方，清代顺治以下历朝也都有一些，其中有王渔洋、林则徐等人的题诗。
这座小小的墓园也真的没有什么可看，也没有什么纪念品出售，只买了一张《兴平文物》，由老同志为我盖上了旅游纪念的大红印。墓中自然不可能有死者遗骨，据说只是葬了杨贵妃的香囊与鞋袜，恐怕就连这也可疑。《杨太真外传》记，“妃之死日，马嵬媪得锦<SPS=1849>袜一只，相传过客一玩百钱，前后获钱无数。”这位唐朝的老太太可以说是深深懂得经营旅游事业的先知先觉。既已获得无数金钱，那只锦袜怕也早已弄烂了。《杨太真外传》对马嵬兵变，六军不行，杨妃赐死诸节都有细致的描绘，既记下了真实的历史，又描绘了真实的人物，是出色的文学作品。六军不发，发动者是右龙武将军陈玄礼；诛杨国忠后劝说玄宗杀贵妃的是高力士。进一步逼玄宗下“割恩忍断”的是京兆司录韦锷。
“逡巡，上入行宫，抚妃子出于厅门，至马道北墙口而别之，使力士赐死。妃泣涕呜咽，语不胜情，乃日，‘愿大家好住，妾诚负国恩，死无恨矣。乞容礼佛。’帝曰，‘愿妃子善地受生。’力士遂缢于佛堂前之梨树下。才绝，而南方进荔枝至。上睹之，长号数息。……”
读了这一节，不能不感到《长生殿》“埋玉”中的许多话不免是“词废”了。生死之间，哪里有许多“闲话”好说。实际是杨玉环自觉自愿地作了替罪羊。
历代诗人写“马嵬”的诗多极了，写得好的可以举出郑畋的一首七绝：“肃宗回马杨妃死，云雨虽亡日月新。终是圣明天事，景阳宫井又何人。”
这是晚唐诗人的话，代表了一切头脑清醒者的意见，是“明若观火”的。不过我觉得有意思的是第一句。翻翻《资治通鉴》，就能隐约地看到，玄宗和儿子之间的矛盾是早就存在了。天宝十三年春，就有“太子亦知禄山必反，言于上，上不听。”的记事；次年，叛军逼近潼关，玄宗“议亲征，辛丑，制太子监国。”曾对宰相说过一番话，“胼在位垂五十载，倦于忧勤。去秋已欲传位太子，值水旱相仍，不欲以余灾遗子孙，淹留俟少丰。不意逆胡横发，朕当亲征，且使之监国。事平之日，朕将高枕无为矣。”
从这一节话看，肃宗的得到“监国”任命，是很不容易的，是政局发展、实逼处此的结果。玄宗要“传位”，也绝不是主动的、自愿的，从他举出的不象样的“淹留”理由可以看出他是多么的不情愿。可是这一番话却使杨国忠“大惧”了，赶紧和韩、虢、秦三夫人私下商议，“太子素恶吾家专横久矣。若一旦得天下，吾与姊妹并命在旦暮矣！”抱头痛哭之后请贵妃“衔土请命于上，事遂寝。”这就指出了肃宗与玄宗的矛盾，及与杨氏家族的矛盾主要内容，也暗示了马嵬事变的发动与支持者并不只是陈玄礼、高力士等人，幕后主要的人物是唐肃宗。但在封建史家看来，这种上层内部矛盾是不能明白地说出的，只有讳，于是历史就只能被写得不死不活，离奇古怪。只有诗人少有这样的顾虑，一下子就说出了“肃宗回马杨妃死”的真相。
玄宗与肃宗之间的矛盾并未因杨妃赐死而结束。马嵬事变后玄宗照原定计划逃往四川，不听父老的劝告，一定要挟太子同行。“上总辔待太子，久不至，使人侦之，还白状。(肃宗被数千群众遮留)上曰，‘天也！’乃分后军二千人及飞龙厩马从太子，且渝将士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庙，汝曹善辅佐之。’”这才让出政权，留下一副烂摊子，落荒而走了。
这一切就都发生在马嵬。
从这里出发不远就是汉武帝的茂陵，只是从车里远远地遥望而已。武帝与西汉另外四个皇帝都葬在渭北高原上，就是杜牧所说的“五陵”，“看取汉家何事业，五陵无树起秋风。”这一带很少看见树木，偶有白杨，也不见参天的大树，看来在唐代就已是一派莽莽的荒原了，至今也没有什么变化。我们去看了茂陵博物馆，这是在汉武帝爱重的青年将领霍去病墓的前面。走上石阶时，扑面吹来一阵似雪的杨花，提醒我们时节已经到了春暮了。
茂陵博物馆里藏着十四件惊心动魄的西汉石雕。第一座“马踏匈奴”原来是安放在墓前的，是一座形象化了的墓主的纪功碑。在整块的麻砂巨石上面雕出战马的形象，连接在马腹下面的是被压在身下的一个仰卧的“匈奴”。须发怒张，奋力挣扎，却纹丝不得动转。简练的刀法，朴素的形象，烘出了鲜明强烈的政治内容。一动一静，战马的安详更加衬出了“匈奴”的躁动。这一切都是在一块巨石上完成的。
其他的石刻如跃马和卧马，仅用前蹄起动时的瞬间动作就勾勒出姿态完全不同的两种造型，艺术手法简洁集中到如此地步，却取得了极动人的艺术效果，这特点在全部石刻中却不同程度地得到了表现，成为共有的特色、风格。
野猪、蟾、鱼，初看时几乎怀疑这只是不曾加工过的天然石料，匠师们只用几笔，就雕出耳、鼻、口部的依稀轮廓，使动物有了跃然欲动的感觉。自然，这是要细看的，越看越能看出那拙趣与神情。石鱼恐怕原是建筑物的构件(础头)，只在头部勾出眼部嘴部的轮廓，很有点漫画趣味。
看了两天下来，除了兵马俑坑，西安的古代遗存，怕要以霍去病墓前石刻为第一，这不只是因为它时代的古，更重要的还在艺术上成就的高。如此雄伟瑰丽的石雕群像，在国内还找不出另外可以相比的例子。
三时半回到住处，整理日记。这两天看到的好东西太多了，很有点“食伤”，不只是走马看花，简直更象是狼吞虎咽。细想无论哪一处都是值得细细观看的，但不能不一瞥而过了。这是不能不使人怅惘的。
晚饭后和C出去散步，出宾馆后朝北走，不多远就是大街，又西折，走过几条巷口就是小雁塔了。天色已经昏黑，在进门处买了门票，却找不到收票的人，就这样走了进去。游人几乎已经没有，有几个小孩子在嬉笑追逐，大概是吃完晚饭到这儿来玩的。园内的花木楼阁，这时已浸入重重暗绿之中，小雁塔就矗立在一座砖砌的高台上。亭亭玉立，真是古拙如老衲，秀俊如女郎。土黄色的塔身在薄暮的余晖中透出闪烁的光泽，一群燕子围绕着塔身不停地喧飞，更增添了环境的幽寂。我们先走近去看，塔身入口处有一间门屋，底层塔身较上面的各层都高，端凝稳重，整体素洁，并无繁琐纹饰。自下而上，每层逐渐收分，十三层高的塔身轮廓形成两条秀美的圆弧，漂亮极了。我们又在塔座平台的围墙上坐下来看，看了许久，不知怎的总是看不厌。
小雁塔建于唐中宗景龙元年(公元七O七)，是荐福寺的寺塔。明嘉靖中人在塔门上写下的一条题记说，成化、正德两次长安地震，塔身曾被震裂，后又复合。现在塔顶的残部，应当就是地震的遗痕。残缺也有残缺的美，时代风雨留下的印记，往往不是簇新建筑所能具有。如在夕阳影里望小雁塔，它与未倒前的雷峰又是多么逼肖啊。
留连了许久才回到旅舍。要了两杯酒，在楼厅里坐下，杂七杂八地谈论两日来的游览印象。C说：“看下来要数兵马俑第一，霍去病墓的石刻第二，小雁塔第三。”
五月十三日
上午陪C重游了碑林。他对陈列室内的铜器群极为赞赏，说真是惊心动魄的发现。午饭后休息。这时又下起了时落时停的小雨。二时出发，先去访少陵原上的杜公祠，这地方驾驶员没有去过，也是在原定游程外加出来的。车子一直向长安县驶去，从车中看见了店招上的“韦曲”字样，现在这一带已发展成为小型的市镇，崭新的建筑群却有一个古老的名字，使人想起唐人常说的“城南韦杜，去天尺五”，当时这里也一定是繁盛的去处，比今天还要热闹也说不定。
一路打听，知道杜公祠就在杨虎城墓的后身。车子在路边停了，我们沿着墓园右侧的一条小径上坡，沙石路面被微雨打得湿湿的，没有一点灰尘，这路曲曲折折地有好几百级，是少陵原上的高坡。
杜公祠有一座小小庭院。方砖铺地，满园花木扶疏，大殿两侧排列着厢房。雨中的花木湿漉漉的，满园一片暗绿。屋宇的漆饰都已暗敝陈旧，散发着一种古味，看起来比有些刺目的金碧要舒服得多。
这祠的历史并不古，明嘉靖中始建，后来又经过几次修葺。大殿里有杜甫的泥塑像，看来不过是晚清的制作，是一位端坐的面团团的“员外”，好象不大合乎杜甫的实际。其实谁也不知道诗人的本来面貌，是他的作品为读者提供了想象的依据的。右侧殿角还有一座旧碑，碑额篆书横题“唐杜文贞公遗像”，这碑上的杜甫清清瘦瘦，朝服衣冠，手里拿着笏版，神情肃穆，看起来要好得多。
杜公祠在十年动乱中是被“砸烂”了的。还没有开始重修，所以几乎没有游人。这就使我们得以从容地在庭院里徘徊，领略雨中的静趣。这次旅行遇到这样的机会实在难得，是值得高兴的。
离开杜公祠，车子在“杜曲”道上又开了二十分钟，到了有名的兴教寺。这是唐樊川八大寺之一，现存的，寺院是火后重修的近代建筑。只有三座唐代砖塔不曾毁掉。被建筑史家当作唐代楼阁式砖塔的范例。
塔院在侧殿南面，一座方形、五层的玄奘法师灵塔和他的两位弟子圆测、窥基的较小的陪侍塔就聚集在这里。玄奘塔没有基座，底层四面素壁，可能是重修的结果，上面四层都有仿木结构的倚柱、叠涩出檐额坊和斗拱，形制素朴而简练，是用砖代替木料建塔的早期实物。
兴教寺坐落在少陵原畔高地，从这里可以俯视终南山下樊川的景色。平整错落的田畴，杜甫笔下“两行秦树直”的箭杆白杨挺立成行，<SPS=0695>河象松松地束拢在一袭绿色锦袍上面的银色的带子。
明天就要离开西安了。几天来走过许多遗址，看了许多遗迹，头脑里一直回荡着迅速转换的历史场景，仿佛一下子看了无数折历史题材的皮影戏，各式人物一直在眼前活动，赶也赶不开，这是难免使人感到疲倦的。细数种种人物，有暴君、有贤相、有名将、也有美人，概括起来，就是所谓“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在十年动乱之中，这无疑都在砸烂、扫荡之列。但终于还保存下来了不少，真是非凡的运气。玄奘是和尚，是方外人，但他的墓塔也未必因此而获得赦免。不能不想到，在动乱之中尽管有铺天盖地而来的“造反英雄”，同时也自有一些顶着狂风恶浪，冒险犯难保护历史遗迹的人。没有他们的努力与斗争，人们就不可能在西安这座巨大辉煌的历史博物馆、大课堂中得到自己所能得到的一切。
黄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