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五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四十周年。这里文艺界自然也有所反应。他们主要着眼于对战后时期文学界的自我反省。《群像》杂志(一九八五年八月号)就以《我和“战后”》为题，发表了活跃于日本文坛上的二十一位作家的感想。大冈升平认为对于这个高度成长时期“复杂的社会变化，文学未能很好地予以反映。……”寺田透说，高度成长时期以来，“日本人变成了一味使用强权者的集团……”村上龙指出，日本的“官僚、经济学家、军事分析家……有一种闭塞感……”高井有一批评道：“高度成长使社会变富了……但我经常感到，人人都不顾一切地去满足私欲，恬不知耻，这不啻是使用暴力的社会。……这未必是仅仅存在于被繁荣撇在一边的人们心里的偏见。”
最近，《文学界》杂志(一九八五年十月号)刊登了富冈幸一郎对著名评论家江藤淳的采访记，是以对谈的形式发表的，题目是《六十年的荒废》。江藤谈到日本文学总是囿于狭窄的“文坛气氛”，而不能广泛地反映社会现实。从历史上来看，庆长五年(一六○○年)，德川家康和石田三成打了一场争夺天下的关原之战，从此，日本成为文化沙漠，元气恢复得很慢。直到六十年后才有象样的文学作品。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情况也是如此，日本文学目前仍处于荒废状态，至少再过二十年，才会有杰作问世，真正实现文艺复兴。
日本文学刊物常发表作家及评论家们的“对话录”，类似我国的笔谈。日本大学主办的《江古田文学》第七期(一九八五年四月春季号)上刊载了日本著名评论家进藤纯孝和旅日爱国华侨早稻田大学讲师林芳女士的对谈录。进藤谈到，一九八一年他赴我国讲学，听众问他“纯文学”和“大众文学”的区别，以及日本作家为什么动不动就自杀。他当时支支吾吾，没正面回答。回国后经过思考，针对这些问题写了一篇文章，收在《现代文学讲义》(明治书院一九八四年四月版)里。他认为日本独特的“纯文学”作家所追求的境界犹如千家流茶道祖师千利休(一五二○——一五九一)提倡的“闲寂趣味”。对这种人来说，自己住的斗室就代表了整个宇宙，这样势必钻牛角尖，结果只有自寻短见。
随后，评论家野口富士男和营野昭正也在《文艺》杂志(一九八五年七月号)上发表对谈录《现在来想想“纯文学”》。为什么要给文学加上个“纯”字呢？他们也不理解。也许指的是只顾埋头写从自己灵魂深处迸发出来的激情，而不去迎合读者趣味吧。如果过于贴近个人生活来写，那就会变成私小说(身边小说)了。他们指出，战前有些青年不满现实。当时不仅面临贫困，还有家庭问题、社会问题、战争问题，战后也有被美军占领的问题。到了经济高度成长时期，人们没什么可抵抗的了。生活中遇到的最尖锐的问题就是死亡，近几年来以癌症为主题的小说不胜枚举。他们认为，光考虑死，文学就进了死胡同，应该考虑生的问题。人们经常说，现代是没有哲学思想的时代。战后，日本人为了提高生活水平，赶上和超过先进国家，就拼死拼活地干，终于变成了经济大国。形成了经济优先于一切的金权社会。人们逐渐没有余裕去考虑人生目的了。都被消费社会束缚住了。目前，日本文学界似乎对此警觉起来。评论家认为文学作品应该探讨的正是这个问题。
日本文学界很敏感于自己在世界文学界的处境及地位。矶田光一在《八四年文学概观》一文中写道：“跟过去以移植受外国文学为中心的时代相比，可以看出日本文学在世界上的地位提高了。但这多半是因为日本这个国家的国际地位比当年战败时提高了所致。究竟能否认为这是由于日本文学本身的质量提高了，尚值得研究。……也有人私下里说，(日本)文学处于停滞状况。”(《文艺年鉴》第46页，新潮社一九八五年版)
据一九八○年的统计，日本现有二万三千五百名作家，他们大多数是业余的，完全靠稿酬维持生活的，只占一小部分。
当代日本文学流派虽多，大致可分成两派。一派是继承日本古典及近代文学传统的，另一派则从内容到形式都试图创新，努力在探索新的路子。
四十年前日本战败时，谷崎润一郎、志贺直哉、川端康成等都还健在，军国主义的禁锢被粉碎后，这批老一辈的作家分别在日本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业绩。他们当然都属于前一派。现年八十五岁的井优鳟二和七十八岁的井上靖，是当前日本文坛上这方面的杰出代表。
此外，沿着传统的路继续前进的，还有三浦绫子和高井有一。
三浦绫子近年来成功之作有《绿色的荆棘》和《泥流地带》。三浦绫子通过《绿色的荆棘》，告诉人们不能忘记过去。在这部长篇小说里，作者借一个有良心的大学教授之口，对于侵华战争期间被强制送到北海道去从事苦役在冰天雪地下被迫害致死的大批中国劳工(其中最小的才十七岁)，表示了深切的哀悼，并愤怒地谴责了黩武者。战后日本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了战争文学，但绝大多数是写日本士兵的遭遇或心境，以及后方的日本人民怎样遭到美军空袭(尤其是原子弹轰炸)。真正站在被侵略者一边来反映战争的作品，则如凤毛麟角。
三浦绫子的另一代表作长篇小说《泥流地带》真切生动地反映了十九世纪末叶从福岛县背井离乡到北海道来垦荒的一家农民的悲惨遭遇。
多年来，三浦绫子在自己那些乡土气息颇为浓郁的小说中，描绘了一幅幅北海道庶民生活的图景。由于她的作品富于启示性，被称作“祈祷文学”，她还不断接到读者为人生问题向她请教的信件。
曾野绫子的长篇新作《永远长不大的娃娃》(每日新闻社一九八四年版)是以非洲风光明媚的马达加斯加岛为背景，绘声绘色地描写了从日本和法国来的天主教修女怎样和本地修女一道经营一座产院，抢救弱小生命。出现在作品中的本地人既愚昧落后，又非常朴讷憨厚。曾野在作品中是把神父、修女作为有血有肉的人来描写的，对他们性格刻划得细致入微。她还以敏锐的洞察力探索了人们心灵的奥秘，有些篇章显示了隽永的情思和绮丽的文彩。
高井有一的《这个国家的天空》(新潮社一九八四年版)写一九四五年大轰炸中住在东京郊外的十九岁少女里子和她的寡母的遭遇。在那样一种朝不保夕的境况下，里子和她周围的人们却能保持内心的平静，相互帮助，度过日本近代历史上最困难的一个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老一辈的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曾埋头写他的代表作《细雪》，塑造了几个典雅的关西妇女形象，并把阪神地区即将消失的风土人情记载下来。四十多年后，高井不满于高度成长时期的社会现实，以战争年代为背景，精心刻划了里子这样一个纯洁可爱的少女的形象，借以针砭时弊。文笔委婉，生动活泼，显示出日本文学优美淡雅的特点，耐人咀嚼。高井在他同一个时期发表的短篇小说《瀑布》(《文学界》一九八四年一月)中，写一个跟当年的里子年龄相仿的当代高中女生，穷凶极恶地用暴力把一个老职员从地铁月台推落到轨道土去。将这两个姑娘拿来作对比，作者究竟想说明什么，不言而喻。《这个国家的天空》获得了一九八四年度谷崎润一郎奖。
在用新手法写作的创新派作家中，首先是安部公房的《方舟樱丸》(新潮社一九八四年版)。这是一部寓言体长篇小说，暗示一旦发生核战争，人们会同归于尽。
安部公房在日本文坛上有着特殊的地位。他在文学创作上引进西方先锋派的表现形式，又受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的影响，经常使用离奇的象征手法，把一个实际生活中绝不会存在的前提作为故事背景，将荒谬的情节写得逼真，影影绰绰地讽刺现实社会。作品内容多描写人的孤独和内心活动，以及人在不可思议的力量面前有多么渺小。真真假假，以假衬真，似乎荒谬，却又发人深省。
大江健三郎的《新人啊，醒来吧》(讲谈社一九八三年版)是由一组连贯性的短篇构成的长篇小说。二十年前，大江的妻子生了个头盖骨先天性畸型的婴儿。他给这头胎儿子动了手术，让他活了下来。他经常以这个叫作“伊——右”的白痴儿子为主题，进行创作。作者把“伊——右”说的话用片假名记载下来，虽然语无伦次，却自有一番道理，作者还把“伊——右”荒诞离奇的表现与人类发动核战争的荒谬做对比，认为“伊——右”才是天真纯洁的，不会犯那样的错误。这部作品获得了一九八三年度大佛次郎奖。
大江深受法国作家萨特和美国作家梅勒的影响。作为世界上唯一遭受过原子灾难的国家的一个作家，大江在《广岛札记》(一九六五年)中，根据自己几次访问广岛的见闻，对美军投下原子弹一举提出了愤怒的控诉。在长篇小说《洪水涌上我的灵魂》(一九七三年)中，他表现了在核武器发展、公害严重的时代，人类已日暮途穷这样一种悲观思想。他在创作思想上受存在主义的影响，在表现方法上受现代主义的影响。
黑并千次的长篇小说《群栖》(讲谈社一九八四年版)是由十二个连续性的短篇构成的，反映了城市生活的不安，也获得了一九八三年度谷崎润一郎奖。作品写住在郊外的四户人家和他们的邻居在两年之内发生的变化。这些人属于中产阶级，房子都是自己的，内心却是空虚的。丈夫和妻子、父母和子女之间没有深厚的感情，使人感到，这样的家庭很快就会从内部分崩离析。
作者使用的手法很新颖。拿《偷水贼》(第八篇)来说，静子因院中的自来水笼头经常被拧开，哗哗地跑水，弄得几乎神经衰弱，经常打长途电话和丈夫商量。过了很久才查明原来是邻居织田家的小女孩被母亲锁在门外，钻过篱笆，来偷水喝。作者在此篇中侧重于表现听觉，写出水声在精神上给一个孤寂的老太婆造成的恐慌。
经济高度发展的日本社会，生活紧张，竞争激烈，人与人的关系冷漠。黑井在《群栖》中通过几个家庭的矛盾和对立，深刻地反映了这一现实。
今年上半年，获得芥川文学奖的作品是木崎里子的《青桐》。女主人公充江因幼时烫伤了脸，年过三十尚未结婚，却悄悄地爱上了已有了家室的表哥史郎。史郎之母(即充江的舅妈)患了十年乳腺癌，不肯去治。病危后，史郎把她送回乡下，交给充江护理。充江原来不肯做整容手术，直到舅妈死后，才回心转意。
评选委员会由七位作家组成，其中丸谷才一对此作提出异议，认为充江的单恋、烫伤和舅妈拒绝接受治疗，这三个情节都很牵强，人物写得也不真实。如果考虑到，在五十年代，曾野绫子的《远方来客》和有吉佐和子的《地歌》这样生活气息浓厚、艺术性也较高的短篇，都只被列为芥川奖候补作品，确实令人有今不如昔之感。
下半年的芥川奖没有作品入选，候补作品是石和鹰的《手掌的护符》。作品主人公吟二是个中年职员，盖了一座分期付款的小房子。谁知祸不单行，不但妻子的癌症扩散，进入晚期，连小学六年级的女儿也被歹徒强奸。
佐佐木邦子的短篇小说《鸡蛋》，获得了一九八五年度中央公论新人奖。小说写女主人公被丈夫遗弃，抱着娃娃坐在公园里发愁。男主人公是个高中毕业生，虽然多年落榜，为了考法律系，却把《六法全书》读得烂熟。这对男女相互勾结，男的调查出哪家要给男主人办丧事，女的便抱上娃娃，跑去呜呜痛哭。在座的都以为这是死者的姘头抱着遗孤来了，连女主人也着了慌，赶紧塞给这位不速之客一笔钱，把她打发走。这宗“嚎丧”买卖他们干了两年，没有一次被识破，只是孩子逐渐长大，会说话了，他们才意识到好景不长。
值得大书一笔的是进藤纯孝的新作《朋友的中国》(中央公论美术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这是他自费出版的访华游记，只印三百部，装帧考究，加上多幅精美的插图。书中记载了作者一九八一年访华期间的见闻以及沿途风光。这位身子骨单薄、年近六旬的日本教授，冒着严寒，去北京、上海、哈尔滨等城市访问，向我国大学生和研究人员做日本文学的演讲。进藤纯孝本人并未参加侵华战争，但他总感到欠下了中国人民一笔债，他是怀着内疚心情接触我国人民的。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于东京文京区千石
文洁若